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中苏其实已经确定要和解了，不过细节推进的很慢，一直在讨价还价。

为了让中苏关系回归正常，邓小平提出三大条件

2020-05-31 11:29:1301:1512.3万来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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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齐奥塞斯库时，就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话：“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

在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阐述更为充分，也更为世界所知晓。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的实际表现和进展。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难。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邓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邓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1989年春天，充满爱国热情的北京学生打着“老戈你好！”、“民主——我们共同的理想”、“苏联的今天、我们的明天”等巨大横幅，涌往天安门广场，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热烈地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这对邓来说，不能不是一件略为尴尬的事情。在外交部工作的人当时都清楚，正是通过邓小平的顽强坚持和中方的不懈努力，戈尔巴乔夫最终答应了邓小平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先决条件，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军，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在此之后，才有今天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学生们此时的满腔政治激情、声势浩大的游行，对戈尔巴乔夫英雄般的欢迎，实际上也把传统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中对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放在了国人眼前。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在这年夏天，小平同志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

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方针：一、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二、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会议后，我国外交部派出了代表去莫斯科传递信息。接着，中苏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多轮政治磋商。

此后三年内，苏联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我国派出了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与此同时，双方还派出了高级别的官员互访，两国交往增多。

但是，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却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