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 -- 凤兮凤兮

看到西西河又有人谈64，感慨几位对64了解之少，再感概对查证的不重视和查证能力的不足。于是把当年我收藏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高新当年写的《“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发出，为阅读字大点，就不点引用了。

高新，在当年海外民运一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造谣习气中，独能根据自己的调查，得出64死亡人数。——我认为他是民运中不多的理性者（另一个是张鹤慈）。

正反怀疑、调查——再正反怀疑、调查——如是循环，理性的不二法门。

不仅仅是对殖人，对左右都一样。

大多数64参与者后来认为自己是上了当。

我记得一个回忆，说是邻居的痞子青年，不知从哪搞到枝步枪

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

高新：“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

　　--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

　　高 新

　　陈希同说的数字肯定不准确

　　去年五月，我和侯德健、周舵三人拟好一份《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策划在三十一号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事先，我已预感到可能会出事，所以，五月下旬的几天我干脆日夜住在侯德健家里。同时，特地委托了一个可靠的朋友，告诉此人，只要有一天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通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香港报刊的驻京记者，讲他们不要因顾及我的安危而不敢发表我已经交给他们的文章《民心最公正，历史最客观--“六四”一周年反思》。

　 结果，三十一号晚上我们三人果然出事了，一直到六月二十二号，侯德健被遣送台湾后我才被重新释放回北京。

　　但是，因为我事先已经打了招呼，所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特选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最佳日期六月三号刊登了我那篇文章的翻译稿(节选)。不久，汉语稿也辗转送到了香港《镜报》徐四民总编辑手里，全文发表在该刊一九九零年八月号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六四”镇压过程中军、民伤亡的总人数有近万人。为此，北京师范大学校方趁我同他们交涉我的工作问题时向我发难，说我在海外发文造谣生事，无限夸大“六四”伤亡人数。我当即拿出了中共官方编选出版的《学潮、动乱、反革命暴乱真相资料选编》一书，请那几位发难者过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那几位自认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却不认认真真地去学习中共文件，这下一个个全都没了话说。

　　陈希同在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

　　按照中共的这一宣传口径，我说“军、民双方伤亡总人数有近万人”确实是一点也没有夸张。

　　那么，中共方面的宣传对伤亡人数是否有夸张呢?海外的宣传中大都强调中共方面

　　对大学生和民众方面的伤亡人数大大压缩，但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还夸张了军人方面的伤亡人数。

　　军人方面的死亡人数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号，袁木在国内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军人方面“有四百多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给外界造成了军人方面死亡人数比大学生和民众方面还多的印象。因为他同时还说大学生死亡二十三名，民众方面二百多名。

　　袁木坏就坏在只说军人方面失踪多少人，而不说大学生方面失踪多少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开枪后，大学生纷纷逃亡，在北京绝大部分高校中搞了一场“空校”运动。所以，当时如果要是统计大学生方面失踪的人数的话，几万人也不止。而二十多天以后，陈希同则声称军人方面死亡几十人。但我出狱后查找了中共方面大量的宣传“平暴”伟大胜利的资料，证明军人方面只死了十二个人。其中戒严部队十人，武警两人。他们是：

　　戒严部队某部四连一排少尉排长刘国庚，六月四日凌晨五时左右，被群众打死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尸体被焚烧;某旅五营营部无线电班班长王其富、二连一班士兵李强、二连三班士兵杜怀庆、二连四班副班长李栋国、二连四班士兵王小兵、三连有线班班长徐如军，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被烧死在翠微路一带;某团榴弹炮二连士兵崔国政，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尸体被焚烧;某部六连代理排长马国选，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某团后勤处战勤参谋王锦伟，六月四日凌晨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通信班士兵李国瑞，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士兵刘艳坡，六月四日凌晨二时许，被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六四”以后，中共陆续由邓小平签署命令，追认这十二人为“共和国卫士”。

　　另外还有十个被加封这一称号的，但都是活人。

　　问题很简单，如果除了这十二个人，还有在“平暴”中被打死或烧死的军人，中共方面是不可能不公布他们的名单并加封“共和国卫士”称号的。

　　这十二个人被追认为“共和国卫士”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十分勇敢，如陈希同所说，“忍辱负重，从容赴死”，仅仅是为了要用他们的死来证明“平暴”过程中开枪杀人真是所谓“忍无可忍，自卫还击”。

　　我入狱后同一些被认为是罪行严重的“暴徒”关在一起，所以，从他们嘴里得知了不少当时解放军士兵被打甚至被杀的情况，可以证明中共宣传的这十二个人中的十一个(王锦伟的情况我没了解到)确实是死在愤怒的北京市民手上。但是，中共方面的宣传部门配合得非常不默契，在宣传这十二个人的“光荣业绩”时，逐一证明了他们被打死或烧死的具体时间。我看完这些宣传材料后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十二个人的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一点(大规模开枪杀人的开始时间)以前，而都是在六月四日凌晨。那么，到底是开枪镇压在前，还是大学生和市民群众反抗在前，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六四”后，北京群众中多有传说那在车里一次被烧死的六个军人都是因为军车为躲避群众石头、石块的袭击，左冲又撞地自己翻倒后油箱自动起火而丧命的。对此，我至今没找到确切证据，不能轻信。（——这才是客观态度——注）

　　　　也有人讲，那个中共宣传被冷枪打死的某团战勤参谋王锦伟实际上是被他们自己人的流弹击中的。对此，我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就算这一切都是谣言，陈希同的军人方面死了几十人的话也绝对是公开撒谎!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海外民运方面也有人夸大被打死的军人数字。比如“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注）”八九年六月八号接受访问的录音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时，指挥部的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从西单往北到西城区¨¨路上我们看到四具军警的尸体，是市民们把他们打死的，暴尸街头¨¨¨(见吴牟人等编《八九民运纪实》下册七七二页)

　　实际上，如果“六四”早上途经西长安街时要仔细观察的话，确实可以看到被打死的军人暴尸街头的景象，但只有一个(前文提到的少尉排长刘国庚)，而不是四个。连中共方面自己的宣传都说西长安街一带只死了一个军人。而且，我“六四”早上出天安门后同柴玲走的是一条路线，确实也只是看到了一具军人的尸体。

　　军民双方的受伤人数

　　至于陈希同说的军人方面共负伤六千多人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反抗最激烈的地方，砖头、石块竟如雨点一样飞向军人，被砸伤的人数之多可以想象。而且，自三十八军和空降旅开枪杀人后，暴怒的群众也失去了理智，以至于凡是没有开枪的部队都被打得比较惨。我在国内调查时所找到的抵抗现场的参与者目击者大都觉得这个数字并不夸张。甚至认为如果只要擦破点皮，流出点血就算受伤的话，陈希同就是讲出军人方面受伤者上万也不奇怪。

　　但是，陈希同忘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军人方面的受伤统计数字是有一个算一个，而群众和大学生方面首先是不可能统计精确。其次是被军人打伤后，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大都不敢去医院治疗。甚至有一些因枪伤被送进医院后，家属又趁夜深人静把他们再偷出来，以免担上“暴徒”的罪名。所以，群众和大学生方面因血腥镇压而受伤的人数虽然已经永远也无法统计精确，但毫无疑问，肯定是比陈希同所讲的三千多人的数字要大很多。

　　当然，正如陈希同所说：民众和大学生方面也有被“暴徒”打伤的，当时我就亲眼看到过一起大学生为了要保护受伤的士兵而被一些失去理智的市民打伤。但是陈希同却没有说军人方面更是有被他们自己人打伤甚至自伤的。五月二十一号在八角村一带的第一批欲开进北京城内的戒严部队就有一个自己从军车上失足掉下来摔成重伤的连长。出事故后，是在场的老百姓把这名伤员送进医院抢救的。

　　北京地区所属高校的大学生死亡三十九人

　　陈希同所说的大学生死亡三十六人一事，我出狱后找到了关键的证人，即“六四”后被委派负责统计、处理死亡大学生事宜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此人“六四”当夜在开枪现场冒着子弹救助过被士兵子弹击中，生命垂危的伤员，对中共的镇压暴行义愤填膺。所以，我相信他在大学生死亡数字的问题上决不会帮助陈希同撒谎的。他告诉我：陈希同讲的数字确实是他们当时逐个高校统计后报上去的。他还陆续接待了从外地来京为死难学生收尸的家属。但后来在三十六人以外又查找出了三名死亡的北京地区的大学生，中共却再没有声张。

　　在这个问题上，陈希同玩了一个花招，就是只谈到北京地区的大学生死亡的数字，而对当时进京声援惨死北京街头的外地数十所高校的大学生死亡数字只字未提。（袁３６——袁木没撒谎——注）

　　民众方面死亡数字的不精确统计

　　袁木在六月六号声称军队和地方加起来的死亡数字只有近三百人，但没有说明双方各占多少。陈希同说非军人有二百多人死亡，却又不说出具体是比二百个多多少。

　　事后，中共方面解释死亡的数字是根据火葬场收尸的情况统计的。既然如此，完全可以统计出一个精确数字来。哪怕就是统计出个二百九十九的数字来，对当时海外死了几万人的讲法也绝对是一个有力的的驳斥，何乐而不为?所以，这个所谓“二百多人”的统计数字如同军人方面死了“几十人”的统计数字一样地不准确。只是前者说少了，后者说多了。前者说少了才能掩饰刽子手的暴行同时才利于中共宣传“人民子弟兵爱人民”，后者说多了才能利于中共宣传自己“平暴”决策的正确无比和“反革命暴乱”的严重程度。

　　那么，民众方面加上大学生死亡的数字究竟是多少?我自九零年七月上旬开始，直接或辗转找了“六四”时收治伤员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复兴医院、人民医院、天坛医院、宣武医院等地方医院。得到的非军人的死亡统计数字，相加起来不超过四百人。　　有一个问题是，象解放军三零一医院等军队医院我虽然也找到了知情人，但没有敢如实提供数字的。不过冷静地分析一下，这几所医院虽然也收治了伤员，但它们距主要开枪杀人现场都比上面提到的多数地方医院要远，所以，送进这些医院里的死亡人员不可能比其他地方医院多。再者，因为是军队医院，市民和大学生们也不愿意把自己受伤或已经死去的同胞往那里送。虽然那里的军医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同情甚至支持那场群众抗议运动的，但戒严部队开枪后，很多市民的情绪已经激化到见了穿军服的就怒目相向、恶语相加，甚至暴力攻击的程度。

　　我能找到的所有杀人现场目击者都对我说，因为当时天黑加上紧张又没有救护常识，所以奋勇救护伤员的民众和大学生都是见了中弹倒地的，无论死活都赶紧送往医院，途中即使发现中弹者已经断了气也绝不会弃之不管的。

　　善良的北京人根本就没有想过用把自己人暴尸街头的方法以声讨对方的暴行--象戒严部队收复天安门失地以后没有人去为自己的战友收尸一样。西长安街上刘国庚的尸体一直到六号才被收走。而且还要专门等到电视记者来现场后再收。

　　据中共自家的电视报道，有一个暴徒六号凌晨一点多钟把刘国庚的尸体剖腹挖肠。对于残害尸体的反人道行为，我是坚决谴责的。但是，这种事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六四”后，中共开动其所有的宣传机器，拼命宣染“反革命暴徒”的惨无人道。但是，他们为了宣传的需要，对自己人中的死难者都不讲一点人道。

　　位于西单地区二龙路内的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宿舍里的许多青年演员当时都投入了抢救伤员的工作。一个本人就往邮电医院背了七个中弹者的小伙子对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大兵一边杀人一边把尸体装上汽车运走的宣传（这是海外民运的宣传，现在封从德的６４档案上还有——注）。当时的情况是，开枪杀人的大兵自己也胆虚，大多数根本就不敢下他们的汽车。再说，他们好象唯一的目的就是抢着冲进天安门广场立功，所以，只要谁的行动阻挡了他们去争功的道路他们就开枪，发展到后来就是谁骂他们一句就开枪。开完枪后他们对被打倒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小伙子在参加抢救过程中，背出的前两个人是冒着不断飞来的子弹爬近伤员，然后把伤员一点一点地拖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才敢直起腰来行走。他说：“我原来当过三年兵，只打了三回靶，没有机会体会什么叫‘枪林弹雨’，没想到这回赶着了。”

　　我在狱中同号的一个“暴徒”对我说：“高老师，您别看我从十一岁就偷东西，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干了多少让您这样的人看不起的事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也还是有好心肠的。在木樨地和南城抢救伤员的时候我比你们的大学生勇敢多了。被我送进医院的伤员里说不定还有什么时候被我掏过钱包的呢。”

　　他的话我信。因为他的“暴乱”罪行十分严重，人之将死，其鸣也哀。他也分析说，看当时的情况，被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肯定都是被自己人送进医院了。

　　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根据医院里尸体的数字判断“六四”中共开枪杀人知多少，起码是接近事实的。

　　六月四号白天，北京市几乎各个高校的领导都亲自或组织专人去了所有收治伤病员的医院，在查找本校学生死难者的同时，也大致统计了所能见到的被枪击致死的尸体。我后来知道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院校的人从医院回校后稍稍算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从三百到六百不等，但没有一所学校统计过千人以上的数字。

　　来美国前我回甘肃父母身边探亲，在火车上巧遇一个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因为我知道所有殡葬单位都归民政系统管理，所以向他打听“六四”时北京各火葬场的情况。他很肯定地说：“当时被子弹打死的人几百人总是有的，但是不可能上千。”　　我问他是否真有戒严部队派士兵接管火化工作的事情（也是宣传之一——注），他笑着回答：“火化工作也不是不用学就能干的，士兵不会操作，怎么可能亲自下手?”他还告诉我，士兵不但没有亲自下手干火化工作，而且连送去火化的他们的自己人都不愿意帮忙给穿穿衣服什么的。到是很多殡葬工人因为同情被打死的市民和大学生，主动加班给尸体整容以安慰死者家属。

　　在北京也有很多人传说有些被子弹打死的市民的家属因为怕担“暴徒”的罪名而悄悄把死者送到郊外掩埋。我想，根据当时北京城里的形势，家属们不大有可能轻易就把一具尸运出城去。

　　除了根据对医院和火葬场提供的数字进行分析外，我所找到的几个主要开枪杀人现场的目击者也都分析说，只要天安门广场里真的没有发生大屠杀，那么整个“六四”事件中就不太有可能死了千人以上。那么，问题就又回到海外已经争论了两年的“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焦点上。对此问题，我已经陆续有数篇文章详细叙述过，再不赘述。仅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共收复天安门广场后，广场内确实是很快就浓烟滚滚。当时，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沙涛刚刚走到前门西大街，远远还能看到广场内的景象。所以，中共的宣传中强调广场内起火冒烟不是焚烧尸体而是在焚烧士兵们收集起的帐篷等杂物我是相信的。不要说如海外有些宣传中说的，广场上焚烧了几千具尸体，就是烧上几具，那种强烈的气味我在前门西大街上不可能闻不到，因为当时广场上的浓烟是由北向南飘的。至于许多人宁可相信或想象天安门广场内发生了大屠杀而不愿相信事实的原因很好分析，一支惨无人道的军队从长安街一路开枪，打死了那么多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收复天安门广场。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共军队“六四”期间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使许多因为当时不在场，所以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仅凭道听途说的人只愿相信夸张的宣传，这无疑是中共自己的悲哀。

　　来美国后，不断有人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和别人讲的不一样?”我因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一遍又一遍地给几乎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讲了我在监狱里的一段经历。

　　八九年十月左右，我所在的一号监室新进来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这些先他入狱的“老号”们，他是因为六月四号在阜成门立交桥打了武警士兵李国栋进来的。

　　“你们知道天安门的事吗?可惨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个从台湾来的侯德健最先死的。他们四个知识分子在纪念碑上绝食来着，大兵们用冲锋枪把他们四个人一个一个全都给撂那儿了。完了!”他长长叹了口气，十分同情地感叹：“程琳和那三个人的老婆一下全成了寡妇了。惨呵!”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哭笑不得地问了一句，引得全号的人哄堂大笑。

　　无独有偶，另一位已被判了“死缓”等待送往其原藉服刑的犯人从别的监室临时调到我的号里，混熟了以后听我讲完我入狱的原因如同见了活鬼。原来，六月十四号，就是我入狱的那一天，他听一个烧军车的“暴徒”(六月十七号被枪毙)在监室里讲同样一个四位绝食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纪念碑上被打死的故事。

　　出狱后，同一位个体户谈起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他忿忿不平地说：“天安门广场打死了四千多人，可是那些大学生头儿们却一个也没死，全都跑到外国去了。我当初给他们捐的那好几千块钱算是打了水漂了。”

　　“谁告诉你天安门广场死了四千多人?”我问他。

　　“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头儿柴玲自己说的。我邻居是个大学老师，天天听外电广播。他告诉我，柴玲跟记者说话的时候好象还哭来着。”

　　听完这位个体户的牢骚，我没敢自报山门，我担心他知道了我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一定会质问：广场上死了四千多人你怎么就活着出来了?

　　当然，海外也不是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的报道，比如八九年六月四号美联社播发的消息对死难人数的报道就比较接近事实。但是，中共方面聪明就聪明在干脆不向国内转发接近事实的海外报道，而偏偏向国内转发夸张事实夸张得最极端的海外报道。比如，海外一家报纸报道的仅天津南开大学就死了四百多大学生的报道，北京大学一校就死了二百多大学生的报道，只需在这两所学校的范围内“帮助”这家报纸宣传一下，就达到了让相当多的人不再轻信海外宣传的目的了。

　　再比如，中共方面不但没有设法防止柴玲八九年六月八日被海外记者采访的录音在国内流传，反而还广泛地帮助柴玲宣传她的录音。当然也不是把她录音的全部内容都编发传达，只是引用一点诸如“这班刽子手他们真杀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的居民区发射火箭炮”之类的话向学生、教师及机关干部传达传达。

　　刚出狱时，我去家住复兴门外大街十一楼(中共著名高干楼二十二楼对面)的都在北京市委机关工作的一对夫妇家里作客，正赶上他们夫妻双方刚在单位听完了对柴玲接受采访的那个录音的传达。男的反映是：柴玲不会说什么“发射火箭炮”之类的话吧?女方的反映是：共产党开枪已经够我们老百姓受的了，干吗还教给它朝我们开炮呀?这不是恨我们不死吗!

　　我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客观事实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和加工大概是每一个政治集团和每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对客观事实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和夹攻大概是每一个政治集团和每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之一。但是，我通过在国内收集到的对“六四”事件及海外民运的各种反应感觉到，这种策略一定要运用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不利于个人形象事小，因此使国内老百姓“中了共军的奸计”而影响海外民运前途事大。

　　提供如此谏言，不知是否算得上为海外民运的一点贡献!

• 常识：当事人达成调解则调解书结案，不会再行判决。诸位智商堪忧
• 你应该去洗洗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