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共和国的脚步——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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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6 18:58

北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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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计划是指1958至1962这五年的计划。5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平缓，各国都在力图加快经济发展。1957年，苏联提出20年赶上美国，进入共产主义；同年1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也提出我国的钢铁和主要经济指标要在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在国内，通过实施“一五”计划，我国重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相继完成。

“一五”计划取得的这些成果，使得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忽视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 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出“左”倾冒进，不仅使“二五”计划编制过程历尽波折，未能颁布计划的正式文本，而且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二五”计划期内出现重大挫折和严重困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

“二五”计划编制过程

鉴于计划编制工作的复杂性，中央决定及早着手编制“二五”计划。因此，国家计委在“一五”计划正式颁布后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研究、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1955年8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各部发出《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参考资料》，请各部参考此件，结合具体情况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各部委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 提出1956年计划指标和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设想，由国家计委进行汇总后，到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1] 按照1957年的计划指标，国家在“二五”计划期间的工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9.9%，粮食产量每年增长3.6%，棉花产量每年增长5.6%。10月5日，国家计委将“二五”计划指标连同15年长期计划设想报送到党中央、国务院（编者注：自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起，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

然而，这年夏天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发生的争论，给编制“二五”计划带来不利影响。毛泽东把争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当成右倾思想批判，驱使原本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度发展，仅仅几个月，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受其影响，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都大幅度加速，到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由此，毛泽东确信，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建设同样可以快速进行。他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2]（嘿嘿）

在这种政治思想基调下，中央各部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先前在北戴河提出的计划方案，（嘿嘿嘿）

毛泽东对于修改后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定得仍然低，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1500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3000万吨。他指示，目前形势的发展，全国人民的要求，客观的可能性，都要求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多些、快些、好些、省些，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抓紧时机，争取提前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国家计委根据这一指示，又在“二五”计划新方案中，把1962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调整为1500万吨 。

此间，周恩来、陈云注意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已经给实际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仅财政比较紧张，而且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也严重不足。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提醒：“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3]（哈哈哈，跟真的似的）

同年6月4日，李富春给各部部长写信指出：“现在各部仍在要求增加投资和基建事业项目，这是和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所能发掘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矛盾的。我们认为，不仅不能增加而且照原来向中央汇报的规模和速度，还需减少。在今日以前，各部一直在考虑如何增加的问题，今日以后则要请各部注意研究如何减少的问题。如果各部不从这一方面做准备，则第二个五年计划就难于制定，也难于进行平衡。”[4]

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压缩过高的指标。

（这是毛主席的说法啊）

6月16日，李富春邀集各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二五”计划草案（编者注：指“第一方案”，即高方案）中需要压缩和调整的具体问题。两天后（即6月18日），张玺和李富春商量后，就关于八大会议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的起草进度安排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出“6月底可草拟出提纲初稿，一万字左右，把报告的主要章节和主要内容概括地写出来，送你审阅指示，以便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草拟报告，草拟提纲，可以由我负责组织。”[5]在此之前两个月，张玺同志已发现患有鼻咽癌，鼻孔堵塞，低烧不退，但他照常从事繁重的工作。

6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团到莫斯科商谈“二五”计划轮廓草案。据当时给李富春担任俄文翻译的阎明复回忆，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他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 再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提出初步意见，同时对中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给予初步答复。[6]

1956年7月上旬，张玺到苏联就“二五”计划建议同苏联进行谈判。7月10日，先行到达苏联的李富春介绍了同苏联谈判的情况，张玺向他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和“二五”计划编制情况。(不久，李富春回国，张玺便挑起与苏联谈判的大梁。)谈判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苏联对我国提出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持有不同意见，苏方认为应该靠国际协作。尽管我方一再说明，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要独当一面，市场很大，即使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也不会影响国际协作；相反，会更有利于国际协作，但苏联依然不赞成。对此，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靠这靠那，就是不如靠自己。不注意这一点，是要吃亏的。经过40多天的努力，张玺反复同苏联磋商，讲明利害，最后才达成了“二五”期间苏联援建109个基建项目的协议。[7]

1956年6月至9月，李富春（左3）在莫斯科商谈“二五”计划轮廓草案和请求苏联援助问题时，与黄敬（左一）、赵尔陆（左二）合影

同年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我国“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其中，关于积累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苏方感到我国提出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高了，而且计划的根据不够充分；另外，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再加上还有工人罢工问题，难以保证中国所要求的设备供应量。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国“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可能性，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 。[8]

在李富春率团访苏期间，周恩来在国内继续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6年6月30日，张玺曾就修改“二五”计划草案遇到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们在研究第二方案（编者注：指准备调整的低方案）时，遇到很大困难：第一方案研究10个月，而要在10天之内提出第二方案的初步轮廓时间太急促，思想上转弯也很陡，无论是各部或是计委各局，都有很大思想距离。主要原则（稳妥可靠）容易通，具体推迟一些重大项目很难通；财政收入和生产水平压缩10%左右容易接受，基本建设规模压缩15%左右很难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计委来不及正式和各部详细研究，只能由计委各局与有关部门随时接触和商量，集中力量在几天之内先搞出一个“很粗糙的轮廓”。[9]

7月3日至5日，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主持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草案时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粮食产量在1962年达到5500亿斤, 也是“很不可靠的”，“危险的”。[10] 他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强调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积极而稳妥的基础上，既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偏向，又不能急躁冒进。他说：“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方案。”[11] 这期间，李富春和张玺都在莫斯科商谈援助项目，国家计委薛暮桥、王光伟、陈先（时任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副局长）等集中在北戴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对“二五”计划中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反复进行测算，薛暮桥回忆，当时他们按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每年18%），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4.5%）计算1958年到1962年五年的国民收入总额。按积累率25%（第一个五年是24%）计算，投资总额应当控制在1000亿元上下。他们向周恩来和陈云汇报基本同意后，由王光伟、陈先拟订各项具体指标，薛暮桥在周恩来和陈云指导下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并于7月下旬编制出新的计划方案。据王光伟当时回忆，整个7月间，周恩来同计委负责人薛暮桥等三人几乎每夜工作到凌晨，反复测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编制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各项数字“都要经过反复平衡的”，他对于重大项目从不自作主张，而是“全面考虑，集中各方意见”，尤其是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平衡后才确定。

8月，王光伟、薛暮桥、陈先等人回到北京，张玺也从苏联回来了，共同反复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薛暮桥说：“修改建议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修改完毕以后，就送到总理那里去最后修改，连续改了几个通宵。最后一次从晚间到清晨八时才结束，张玺同志和我都已经疲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总理仍然精神饱满，毫无倦容。[12]”陈先也说：“周总理日理万机，白天要处理国务院的重大事务，每天晚上还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我们的汇报。审议‘二五’计划建议草稿，边念边议边记，讲思路，研究方针政策，审定重要计划指标，常常搞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有时甚至搞到通宵。 第二天我们再根据总理的意见，核实、订正数字，并作文字修改，晚上再把重印出来的修改稿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总是精力充沛、不怕疲劳，但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12点后，总让我们吃些点心或者是一碗清汤素面放点蔬菜，有时加一个鸡蛋。王光伟回忆：“由于当时粮食都是定量供应，他们三人每天都要自己带上二两粮票和两毛钱，交给总理的厨师。到半夜，总理累了，就披上夹大衣到他的小院子站一会儿。记得总理在他门前的小块土地上，还种了花生。他站在花生地旁边，仰视星空，仍在高瞻远瞩地设计国家的长远规划。

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他喜欢用毛笔阅改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对每个数据都追根求源，详细询问，不轻易放过。所有百分比都是他亲自用铅笔计算过的，检验是否可靠，有没有算错。对在工作中的疏忽，如有些数字有出入，常常是被他发现和纠正的。就这样，连续搞了20天左右，终于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由于总理下了这么大气力，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计划建议，指标定得实事求是。可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把这个计划冲垮了。”[13]

1956年8月3日、8日、12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他准备向党的八大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他要大家先讨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既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评估，因为这一部分是制定“二五”计划的基础。讨论中，大家认为，“一五”的缺点是经验不足，所以各种比例关系摆得不够恰当。周恩来针对大家的这一看法，强调指出“二五”计划中各种比例关系，应当注意摆恰当。他认为，各种比例关系的平衡，只能是大体的平衡，就是说大体差不多。在讨论“二五”计划基本任务中关于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陈云指出，公私合营以后，市场搞得较死，结果商品品种减少，因此建议采取“大计划，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大不合理，小合理，我们是大合理，小不合理，因为不可能什么都搞得绝对合理。总的是国家市场，在这个之外，有点自由市场，它不仅不会破坏国家市场，相反会对国家市场是个补充，限制太死了，对我们不利。周恩来赞同陈云的这个看法，他说：大计划，小自由，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14]

9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张玺、薛暮桥、杨英杰、王光伟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对“二五”计划指标的讨论修改意见和毛泽东对送审的“二五”计划草案的回信批示，再次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将计划指标改为：1962年“要求生产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关于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了一致意见，有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即写两个数字，作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例如，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两个数字：1050万～1200万吨。薛暮桥回忆：我和张玺两家都住在百万庄，对《建议》的再次修改，常常是晚7点开始在我家客厅讨论，一直到深夜结束。9月9日，“二五”计划草案最后定稿。修改完毕后，我们一同到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报告。总理对于每处修改都要询问，我和张玺一一作答，一直讨论到次日早晨。[15]

在7月初至9月上旬这两个多月里，周恩来主持的关于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会议和商谈达20多次。期间，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也三次写信，对修改“二五”计划建议发表意见。9月15日至27日召开党的八大，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这个计划建议是按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制定的。对此，陈云在1957年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时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16]

1957年3月7日，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根据中央《建议》，开始编制“二五”计划草案。当时，薛暮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内部报告中提出，“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从可能出发来安排整个建设计划。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中国的重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是白纸上画画，画在这里也可以，画在那里也可以，安排起来比较容易。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不同了，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安了几个柱子，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很好地配合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一二年主要是做准备工作，勘察、设计、准备资料，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上马，因此遇到困难马上下马很容易，有力量多上一些，没有力量少上一些。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56项都上了马，再加上几十项新的，这时再下马就很困难了，因为搞一项重工业就需要五六年，如果搞上两三年就不搞了，就是搞了一半就放在那里，这样损失就太大了。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必须更加慎重，根据我们的国力、国民收入来作适当的安排。”[17]8月，国家计委提出了“二五”计划的初步轮廓。然而，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 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说党委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他批判右倾保守，主张大跃进。关于编制“二五”计划，薛暮桥回忆：“我们本着既积极又稳妥的精神，估算‘二五’时期的国民收入为4000亿元，按积累率25%计算，五年投资总额是1000亿元，这个建议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富春同志回国后，也参加反冒进工作，1957年上半年，经过反复讨论，曾经考虑把1000亿元总投资压到950亿或900亿元。按此精神，安排1958年的钢产量为624万吨（1957年是535万吨）。不料1957年冬，毛主席大批“反冒进”。[18]

此后,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接连批评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同右派相差50米等。[19]在批判“ 反冒进”的同时, 南宁会议提出计划要搞“两本账”。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在地方必须完成；第二本账是地方期望完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两本账”制度是“大跃进”期间的一种经济计划方法，是造成“大跃进”生产层层加码、片面追求高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委面临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不断地修订计划指标，而这些修订的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大大超越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1959年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变化，再也没有全面编制与修订“二五”计划，“二五”计划最终未能正式颁布。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审议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对这项计划的基本目标作出这样的表述：“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1958年，国家计委领导韩哲一（左一）、张玺（左二）、贾拓夫（左三）等“忙里偷闲”在北戴河游泳

1958年于世昌调东北局工作，全体秘书在计委办公楼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赵莲贞、张炳飞、于世昌、周才裕、徐鲁；后排左起：董並野、欧希哲、金中行、徐桂宝、于永平、章硕夫、房维中、徐有年等）

参考文献

[1] 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60页。

[2]参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

[3] 参阅：“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摘自《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4]见《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时间》，第88～89页。

[5]参阅：刘洪声等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页。

[6]参阅：阎明复著《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0页。

[7]参阅：刘洪声、张林南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3页。

[8]参阅：房维中等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486页。

[9] 参阅：刘洪声、张林南主编《张玺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

[10] 参阅：《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1] 参阅：同上。

[12] 薛暮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回忆》，摘自《薛暮桥文集》第12卷，第5页。

[13]参阅：陈先《周总理组织和审议“二五”至“四五”计划》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人民网；王光伟回忆文章（未刊稿）。

[14]参阅：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15]参阅：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16]参阅：陈云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17] 薛暮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摘自《薛暮桥文集》第4卷，第215页。

[18] 薛暮桥：《怀念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李富春同志》，摘自《薛暮桥文集》第14卷，第149页。

[19]参阅：《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

（原载《中国产经》2018年各期，转载时作者有个别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