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将帅情战友情兄弟情（二）：一双鞋一匹马、一点干粮两片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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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生涯常分手，往往一别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离死别，分手即是永别。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传记中，都描述了与战友离别时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真挚情感，令人感动。

何叔衡、谢觉哉是同乡同学，1904年与其他两人共同结为盟兄弟，何叔衡还是谢觉哉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五老”中唯有58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临别前，何叔衡搞了一些鱼、肉和蔬菜，给谢觉哉送行，并将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一把小钢刀交给他留作纪念。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忆叔衡同志》中提到，“我从大军突围，他留在当地打游击。过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都保持着严肃与沉默。饭后他用马送我归住处，并赠我一把心爱的钢刀”。

谢觉哉在追忆二人梅坑惜别的情景时还写过一首诗：“怀沙屈子千秋烈，焚券婴齐一世豪；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珍赠小钢刀。”

何叔衡与林伯渠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林伯渠传》中提到，临别之际，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彻夜长谈。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长汀牺牲。两年后，党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何叔衡牺牲的消息，在场的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其他“四老”，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跟着队伍长征，尽管历经艰辛，爬雪山，过草地，但都活着到达了陕北，并活到了解放之后，看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36年9月，王平（开国上将）与谢嵩带领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和总政机关到达山西五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向他传达北方局关于组织晋察冀临时省委的决议，他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军事部长。本来他要被派到马占山部队搞统战，因为形势变化很快，喜峰口已经失守，就没必要去了。黄克诚告诉他，第二天总部几位首长（朱、彭、任、邓、左）找他谈话，当面布置具体任务。

黄克诚说完之后，默然无语。王平望着这位尊敬的老领导老战友，恋恋不舍，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他俩沉默了好一会，黄克诚深情地说：“我们要分手了，也没有什么可送你的。北方冬天冰冷澈骨，天气马上凉了，我有件皮背心，你拿去吧，到时也好御御风寒。”说着，他解开包袱，把皮背心取出来递给王平。他想了想，又把心爱的左轮手枪从腰里抽出来递给王平。王平捧着这两件不同寻常的礼物，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落泪了，想起了一幕幕往事。

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到一路到达陕北，黄克诚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在身体上受到很多磨难，在精神上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他头脑清醒，富有远见，胸怀坦荡，性格直爽，不盲从，对重大问题敢于坚持己见，对“肃反”一直持反对态度，几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无辜受害的同志，对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军事冒险主义也一直有看法。

在五次“反围剿”期间，黄克诚就“肃反”、军事行动等重大问题，多次与中央、军团、军的领导争辩，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右倾”，几次被撤职降职。在连续转战中，他由于身体虚弱，眼睛高度近视，几次丢失眼镜，比其他同志付出更多艰辛。

二人相识之后，黄克诚作为领导、兄长、战友，一直关心、帮助王平。长征离开于都之前，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要求红十一团派人去领枪。团政委王平在电话里报告，团里每个战士都背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要枪干什么。洪超坚持要他们派一个排去，背多少算多少。王平担心，如果派一个排去，回来就赶不上部队了。

洪超大怒，在电话里骂起来，说要枪毙王平。师政委黄克诚在边上把电话要回去，问清情况才了事。洪超此时25岁，很能打仗，但工作方法有些简单。当时很多领导年轻气盛，都是这样的火爆脾气。红四方面军那帮人更猛。陈昌浩因为倪志亮在电话里骂了他一句（没听出来是他），专门骑马过去拿马鞭抽他。

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后，秋雨下个不停，道路成了泥浆，走一步滑半步。队伍拉得很远，掉队的人数逐渐增多。黄克诚跟随红十一团行军，担心夜间行军摔倒把眼镜弄坏，就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王平有时与黄克诚一起走，存心戏弄他，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现王平跟他开玩笑，骂王平“捣蛋鬼”。

陕甘支队北上途中，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被贬）的黄克诚的骡子背上有溃疡不能骑，步行很困难，时任第二纵队十一大队政委的王平请他随十一大队一起行军，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黄克诚骑了两天，担心把王平累垮，又把马还给王平，坚持每天在前头先走，如果走不动躺倒在路边，再由王平把他“捡”上。

此时分别在即，王平想，黄克诚比自己年纪大，身体还差，更需要皮背心，就坚决没要，但又实在不好拒绝他的一番心意，只好留下了他的左轮手枪。二人再次相见，就是解放之后了。

解放之后，黄克诚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20多年未曾见面的哥哥到长沙看他，跟他要一件皮袄。当时，皮袄在湖南属于紧缺货，他不想因私事动用自己的权力批条子，便想到了王平。王平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驻地在张家口，买一件皮袄显然很容易。于是，他专门给王平写信，请王平帮忙买了一件皮袄。

王平与杨勇同年参军（王平比杨勇大四岁），在红三军团一起战斗成长。还有苏振华，他们三人几乎是同一时期在红三军团担任团政治处主任、政委，经常一起开会，并肩作战，感情很好。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王平、苏振华入红大学习，三人才分开。

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率115师驰援正太路，林彪带了一个团从阜平南下，王平等在骡马店请他吃了一顿午饭。杨勇当时是686团副团长，受了点伤，也从阜平路过。王平与杨勇此次重逢，相叙离情，说个没完。相见时难别亦难。杨勇走的时候，王平去送他。二人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路，说呀走呀，走呀说呀，恋恋不舍，一直送出八里路。

1953年5月，在彭总力荐下，杨勇、王平到达朝鲜，分别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政委。后来，二人又分别担任了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政委。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