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高检雄文《那个如春风一般的女法官走了》 -- 大胖子

对于邓天尊新增加的这个“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评价，我其实是非常认同的。

在1978年11月月抵达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的时候，新方在会谈中要求中方终止华南地区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共产组织的广播电台，停止对东南亚地区游击队的支持，邓天尊当即表示同意。

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主张为改革开放节省军费开支，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军费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于是被包括蛤粉在内的很多人诟病的军队经商浪潮席卷而来。

在1980年代期间，反导被尘封多年、多个核潜艇项目被下马、大型驱逐舰计划遭雷轰、自主放弃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等，不过还是留了个“863计划”给病躯用了一点劣质药，比没有好。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欢迎邓天尊的国宴上，他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

另外，我个人感觉如果不是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他应该还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毕竟他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根本不是刘晓波之流嚎叫两声就能比得上的，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各种实际工作。

至于某位之前在鞍钢宪法上偷换概念的河友很喜欢引经据典地去搅文革和改开的浑水，我既然提到了鞍钢宪法，那就不得不谈和它密切相关的一个人——马宾。

他从鞍钢到宝钢，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过，改开中被邓天尊请出山参与经济工作的指导，于之伟说他是鞍钢宪法所反对的“一长制”的执行者，他告诉访问者他当年搞的就是与鞍钢宪法相反的马钢宪法，他在1981年反对了鞍钢宪法中的“大搞群众运动”和“党委负责制”，参加过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2000年后，提出一系列对市场经济问题和具体社会现象的异议，希望可以“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联系，一些老同志会找他向中央递信件。2007年，他还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名，用吴敬琏的话来说他是“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

还有，曾在兄台家乡工作过、被毛主席称为“湖北二重”的李尔重，从抗战到改开党内政治波折就经历过四次，其中他在文革期间下过狱，夫人宋晓非被打成“黑婆”带着最小的孩子接受批斗，三个年龄大些的子女被下放海南岛劳动，改开后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就是这样一位老干部，晚年却曾多次上书中央，呼吁“勿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道路”。他坚决反对“三个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论社会主义革命——评三个代表》中写到“没有改革开放反面教员的经历，我是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2005年7月23日，他专门就清除党内腐败问题向胡中宗上书，称“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忘。”“党不敢向自己开刀，不敢承受割癌的切肤之痛，便只有承受灭亡之苦。”“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正，则天下正。”2006年，他在互联网上发表《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一文。2007年，他发表《论社会主义本质——驳民主社会主义谬论》等文章反击谢韬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该文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没利用权力安排自己的任何子女当官，只有一个50岁下岗的女儿李晓丹按组织上的规定——他应有一个生活秘书，所以李晓丹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处级”做了他的生活秘书，但她在2005年7月2日因抑郁症跳楼身亡，《晓丹之死》就是他写下的怀念这个女儿的文章。

还有，写下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文革初的1966年他的名字在京西文化工作会议的《简报》上出现——“魏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成为了北京军区第一个挨整的重点人物，被扣上“文革黑线人物”、“周扬的人”、“三反分子”等罪名，被群众组织批判二十三次，已写了四十万字的《东方》手稿也被没收。1967年10月经他要求获批准后他来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工人中劳动锻炼。1968年他被召回北京城参加“学习班”。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明确表示以下三条：“一、魏巍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好的；三、他和邓拓是一般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的压力才减小就要求继续赴山西太原钢铁公司下属的某轧钢厂劳动锻炼。刚去不久，便被召回称还有些问题仍需查清。他便偷偷“溜”出北京。由于连受打击，他住进医院治病直到1971年夏季才出院。文革后期他将《东方》手稿要回，继续写作。1976年1月8日周翔宇逝世他不顾当时的禁令和女儿到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还将自己悼念周翔宇的诗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诗文中间。改开初的1978年，魏巍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组长。这一时期也是他文学作品盛出的时期和生活舒畅的时期。1979年《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东方》发表以后，又创作了《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作品。1982年中央决定出版元帅传记系列书籍，他又被任命为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组长，先是根据聂荣臻的口述回忆组织撰写了《聂荣臻回忆录》，而后又继续组织撰写了《聂荣臻传》；胡代宗还写信对他的作品给过高度评价。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文革中被挨整、改开初过得滋润的人却“没事找事”，先是在1980年与黄钢、姚远方等人创办杂志《时代的报告》在1982年被中央书记处整顿，在1983年被更名为《报告文学》，他被迫离开了该刊物；直到1988年，他和林默涵合作，在《光明日报》社下面创办了《中流》，《中流》还是秉承《时代的报告》的办刊宗旨，坚持“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后来他先后写出《警惕“四化”危险———在〈中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女娲补天》《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等文章，引起思想理论界关注。晚年的他大声疾呼“反修防修”；1992年，他写的《话说毛泽东》一书还编入了毛岸青、邵华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到2001年7月，魏巍、林默涵等以“一群共产党员”为名，向中央上书《“七一讲话”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反对江长者的“七一”讲话，公开提出质疑“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底代表谁？”怒斥“七一讲话”是“违反了党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是带头破坏党的规定”。当月《中流》就将该上书的主要内容用文章的形式公开刊登。次月也就是2001年8月《中流》停刊；2004年，他认识了河南安阳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诗人王学忠，他给王学忠写信，热情鼓励他说：“《挑战命运》这部诗集相当真实地描写了众多下岗工人的悲惨命运及底层人民的生活。”“不论你是否认识到，我都认为，你为他们说了话，为工人阶级说了话。我应当感谢你！感谢你！但我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够，还要大说特说下去！说得更加理直气壮，要撼动人心，气壮山河！”后面王学忠另一部诗集《雄性石》准备出版，他又为其作序《一个工人阶级诗人的崛起》。2007年，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排除出中学语文课本之外。同年，他为刺死城管将被判死刑的小贩、退伍兵崔英杰说情：“小商小贩中，大多数是不幸的下岗工人、复员战士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道路上求生存者。对他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热爱和帮助。”临终前留给孙子的话是“继续革命，永不投降”，2008年8月24日在京病逝，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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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已经离开人世的老同志，无一不是“在文革遭受迫害”、无一不是在改开中享有荣耀的老人，但他们都在自己的晚年用自己的方式向世人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勇气和忧患见识。他们一些网友口中被并称为“反修三剑客”，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共时期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谨以此文，纪念魏巍同志逝世16周年、纪念邓天尊诞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