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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作者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2014年09月09日15:27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确实是这样。（呵呵，哈哈哈）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这真是吹牛皮）

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

　　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维”。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一九六二年三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数以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入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就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称：“大量的群众麇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十七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止，共遣送了五万一千余名外流人员回乡。

　　到一九六二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显然是臆测，胡编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

https://epaper.gmw.cn/sz/html/2011-06/01/nw.D110000sz_20110601_3-06.htm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由于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于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于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港英当局迅速表态反对，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当局因此直接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由此，不足4个月的放宽政策被收回，另一边，又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随着“文革”结束，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后，边境地区偷渡潮再度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过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万多人。

　　“(当时)对于民众来说，改革开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对此，陈秉安这样解释。对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不是用理论分析出来的，只是肚子指挥脚。（这个记者就这个水平，真是改开邓时代的优秀人才）

https://www.chinanews.com.cn/ga/2012/09-09/4169340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