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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最高检雄文《那个如春风一般的女法官走了》 -- 大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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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回中国王申: 你说的是对的,但不完全。

你只说了中国,但其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就是把理想当现实,说的比唱的好听。把没有实现的、或者根本没办法实现、或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的东西,当做事实来给老百姓宣传。最后,搞得自己的统治阶层自己都相信了。真正的愚人愚己,也害人害己。

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说法:人民当家做主。

意思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没有当家做主呗。

可是,这是事实吗? 显然不是。

可是,人民真的“当家做主“”了吗?

显然没有。

请问,“人民当家做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和事实呢? 请问?

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方面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当家做主”了?

显然都没有。

以中国为例。就算到了1978年,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总人口9.6亿,其中只有18%是城镇户口,其余82%是农村人口。毛泽东时代农村人口更高。

我想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广大的中国农民,不要说进城定居了(转户口),他们哪怕是想进城打工(不转户口),可以吗?

显然不行。

我想到城市定居,可以吗?

那个时代,就算是 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们,中学毕业了都要下乡去“插队落户”,(也就是说,城市都没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们的就业问题。习近平、李克强同志,都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你农村人口还想去城里找工作、定居?

你是在做梦吧?

看过路遥的小说《人生》吗?

农村青年高加林的苦涩人生,形象的说明了压在农村青年头上的那座大山--农村户口!

户口!户口!

《人生》毕竟是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正面”的。你写得那么晦暗能出版吗? 事实上呢? 多少的中国农村青年因为户口被死死的钉在土地上过完自己晦暗的一生?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成为“城里人”(学名叫‘农转非’),不是吗?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什么叫“半边户”吗?

就是夫妻两人中,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

通常是(不绝对),一个因为种种原因(比如个矮、残疾、家庭经济条件差等)不好找对象的城市男青年,去乡下找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由此解决婚姻问题、形成“半边户”。

当时的户口政策很搞笑,也很苦涩,那就是:孩子的户口随母亲走!

上面讲的这样的半边户,通常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农村户口!

通常,这样的家庭,为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至于孩子母亲的户口问题? 等着吧。

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总有等到的一天,对不?

从经济上来分析呢?

陈毅同志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的小车推出来的!

对不? 说的太对了!

为什么?

因为人民群众感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自己的队伍。人民群众是在“保卫胜利果实”!

什么胜利果实? 土改啊!

解放区的穷苦老百姓,都分了田分了地,分了农具(我们高中时学的课文《暴风骤雨》就是说的这个),翻身做了主人、自己成为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肯定会拥护共产党的,对不?

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呢?

十年,而已。

到了1957年,人民公社在中国全面的推广,土地还是个人所有吗?

没有,都“集体化”了。农民手里的土地,又“神奇的”,到了国家的手里。

那,以前你们要大肆的把土地分给农民干什么呢? 直接公社化、一步到位不好吗?

然而, 刚刚搞了“公社化”才两年,1959年开始,大饥荒开始了。1959-1961年,中华大地上(主要是农村)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按照袁隆平爷爷的说法,是饿死3000千万人。

关键的是,饿死那么多人,广大的中国农民,连逃荒的权力都没有!只能在农村等死。

看看崔琦教授的家庭吧。

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教授的亲身事例。

崔琦于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1951年,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那个时候户口管制还不严格,1955年开始粮食的统购统销,户口就开始严厉管制了),当年崔琦才12岁。崔琦去香港读书后后不久,国内赶上大饥荒,父亲饿死,几年后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抑郁而死。

母亲去世时,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铁锹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姐姐崔颖合葬完父母,因过分悲伤,积劳成疾,不久也去世了。

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建起了崔琦故居,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人民当家做主”,这太抽象了。当做口号喊喊可以,真相信了就是真傻。

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理想、宣传和晦暗的现实之间,有时候相差十万八千里,差太多了。

比如,1959年对中国,是个特殊的年月。

那年,中国农村开始饿死人,以河南、安徽最厉害。同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

但是,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饿死人的局面,当时中国(大陆)的媒体报纸电台上有任何的消息吗? 有任何记者报道吗?

没有的。

想都不要想,想也有罪(王祖贤台词)

除了歌功颂德,不会有任何的对现实“负面的”东西出现在当时的媒体上。

电影上,除了一些正常的电影,1959年居然还拍了两部喜剧片:《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真是吐血。

其实,这都是掩耳盗铃。那几年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境外各种媒体,不管是“反动的”还是“不反动”的媒体,比如香港的报纸,都在大肆报道(不断的有冒死游泳逃到香港的大陆人在香港接受采访啊)。对比太多了,理想宣传和现实对比度太大了,人民群众自然不相信你宣传的东西了。

现在的中国,如果那个地方出个事故,比如工厂失火死了几十个人,简直是如临大敌,大祸临头一样。可当年饿死那么多人,谁把那些饿死的农民当回事了? 不在乎嘛。

要对比。

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说这么多。后面有时间,再说说苏联和朝鲜,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奇葩。

通宝推:疾走他乡爱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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