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起到的作用 -- woyan

写这个是因为国内一直有人说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一直和日本生意做的火热。

虽然是说日本和美国，但前面要用很大的篇幅提及中国大陆的抗战情况，因为每当说起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常举的例子是罗斯福说的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上百万陆军精锐部队。实际上在二战晚期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没有什么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了，我觉得中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通过持久战迫使日本不得不铤而走险，违反理智发动自取灭亡的太平洋战争，实行南进战略从而提前把美国拉进了战场。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缺乏资源，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因此，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对外战略就是建立“争取先机，绪战必胜”的打多快好省的攻势作战。日军的作战和动员体制，就是按照“绪战必胜”的短促局部攻击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为了应对“全面战争”。

从明治建军以来，日军只打有把握的局部战争，争取快速胜利，若有延长为全面战争之势，马上缩手。甲午战争打到山海关就停手，日俄战争打到沈阳一线就停战。“九·一八”事件打到锦州一看东北军开始抵抗也就停止进攻；”一·二八”沪战见到中央军不断增兵，立即谈判停战；长城抗战兵临北平城下后即以和谈结束战争。每次都是见好就收，再从容寻找下一个局部战争良机。审慎操刀、耐心蚕食，这才是日本当年明治维新时的优秀战略家计划中的侵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原计划也是将战争限制在华北地区，但中国却按照蒋百里等人设计的战略，主动发起淞沪会战，逼迫日军将主战场扩大到长江三角区，由原定的由北向南逐步进攻，改成了由东向西的逆江前行，从而踏入持久战的泥淖之中。

战争是个超级费钱的事情，淞沪抗战于8月14日开打，日军不得不在华北和华东分成两条战线开战，兵力不足只好颁布全国动员令，战费飙增。自8月25日起，日本政府在5个月内接连发行6次公债，总值高达10亿日元。而开战前日圆纸币的总发行额才18亿日圆。为了应对战争，日本银行不得不打破原定的发行限制，开始狂印钞票，导致物价大涨。

日军好不容易打下首都南京，屠城示威，中国却不屈服，国民政府喊出了持久抗战的口号：“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险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的加以打击。”

日本的问题在于工业生产原料严重依赖进口，当时国际贸易只认美金、英镑和黄金。为了维持工业生产和国家运转，日本不得不花费大量储备的黄金去购买战争所需物资原料。

侵华战争刚刚打满一年，日本黄金储备已经见底。日本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亲自到跑到军部，报告说日圆发行准备的黄金已经花光了，战前的日本黄金储备有413吨，打到现在只剩了25吨了。

东京审判时的结城丰太郎

而在中国战场上却看不到希望，原以为打下武汉后中国人会屈服，没想到在1938年11月25日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慷慨宣示自卢沟桥抗战到武汉撤退的17个月“只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而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

当消息传到日本后，高层开始恐慌了，因为日本原本的设想是先征服物产丰富的中国，再依托中国的资源北进去进攻苏联。没想到，原定设想的“三个月灭亡中国“到现在打了一年多也没有结束的迹象，反而成了最想避免的持久战。

1939年5月11日，日苏在蒙古边境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大败，东京震动。大本营紧急下令增强关东军，侵华战争转而采取守势。日军战史自述：“大本营对华作战企图显然处于低潮，其主要着眼仅在确保占领地区而已”。大本营将侵华日军区分为三大集团：华北方面军与部署在长三角的第13军守备占领区，占领珠三角与汕头的第21军截断香港援华路线，只有以武汉为中心的第11军仍然保持积极攻势，设法“摧毁敌之抗战意图”， “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以迫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令日本没想到的是，1939年11月，中国军队竟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击，被称之为“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全线猛攻日军的两千公里防线，虽然未能击溃日军突破防线，但严重动摇了日军的信心。

日本第11军的战后报告震动了东京大本营：“事变勃发两年半以来，经过连战连败的敌军，至今仍然保持二百万军的统制一事，可从相当于（第11)军周边敌军8成余的71个师大军，能在同时转移攻势，反复顽强积极的攻击长达四旬的战绩，获得证明。其统帅部之威令，不但对正规军，甚至能及至游击队末稍的事实，亦可证实蒋介石的统制力，尚能掌握全军，使我方深有敌军仍然健在之感。”

日本高层更出现了无条件谈和的呼声，天皇御弟秩父宫雍仁亲王直接找上裕仁天皇，要求他“无条件解决中国事变”。

正在这时，国民党军统局乘机恶搞了日本方面一次，派出特务假称宋子文的弟弟，与日本接触和谈停战事宜。日本高层狂喜，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即成立了对重庆当局谈判专案组“桐工作”，紧张谈判8个月，大本营紧盯进度，近卫文麿写亲笔信证实诚意，裕仁天皇更是取消了日本天皇历来的在盛夏季携全家避暑休假的传统习俗，理由就是说他不敢离开东京以免错过“桐工作”的最新动态汇报。

搞了大半年，日本发现“桐工作”只是军统局搜集日本情报的把戏。日军战史含恨记载道：“徒然曝露日本的弱点”。

日本军政高层分成几派各找渠道来想办法结束对中战争。以外务省为首的内阁是寄希望于汪伪政权；参谋本部想各种办法来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黄埔系直接接触。

但日本海军军令部则认为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存在，“事变便绝对无法终熄”，要求陆军主动从宜昌出击攻入四川，强调“用尽所有手段溃灭国民政府”。但陆军省却认为海军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陆军当前兵力不足，特别是后勤问题导致根本无法入四川作战。此后陆军以陆军航空兵没有远距离轰炸的能力为由，把对川轰炸任务扔给了海军航空兵。

曾在中国战场指挥作战的陆相烟俊六，要求中国派遣军自己想办法在1940年中秋节之前结束战争，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却说：“虽期待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中，应将中日战争予以解决。我等虽努力以赴，但是否能如期达成无确切信心。”气得烟俊六改由预算下手，拒不增加侵华战争急需的军费。

西尾寿造

而负责作战的参谋本部经反复推演，发现唯一解决的办法只有撤军。第一部长富永恭次提出评估报告：“解决中日战争之道，不外二途：一为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二为从中国境内撤军。”

陆军省军务局长、当年挑起七七事变的罪魁之一的武藤章更是加码喊出“无条件”主动退兵，认为中国同样精疲力竭，日本的无条件退兵将激起中国的厌战情绪，战争自然解决。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提出的折衷方案则是利用承认汪伪政府之机，将日军撤到黄河以北，体面地变相撤军。

只是当时的中国派遣军中的主战派不同意此方法，陆军次官阿南惟几特意跑去将樋口大骂一顿：“你对数十万的阵亡英灵没有感谢，也没有责任。你的意见不值一顾。”

最终日本人特有的谁都不承担责任的处理方式占了上风，即由参谋次长泽田茂提出的日军既然无力攻入四川，又不能直接自中国撤军，那么只能是“以拖待变，痴等国际局势变化。“而军方必须“完成对华长期战争的态势”，不过当时的国际局势却让日本无法再拖下去。

当日军深陷对华战争的泥淖中时，在国际市场上日本却面临信用破产的窘境，因为到期的债卷无法偿付，再购买战争物资就越来越难。

德国在开战之初对日出售了一批价值1亿日圆的精密机械，由日本政府给德国商人开具了期票，但到期后却发现无法承兑，虽然后来经德国政府出面担保让德商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消息传到市场上后，其它国家的商人再也不敢相信日本。美国商人拒绝记账，要求付现提货；英国金融界拒收日本政府开的期票；参谋次长泽田茂记载道：“向美英商圈的资源采购力，于1938年已失去弹性。”

举例来说当时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机身的铝材来自美国，发动机轴承合金所需的铅与锡来自英属马来亚，油料来自荷属东印度，飞行员外套的羊毛来自澳洲，轮胎橡胶则来自马六甲种植园，就连炮弹所需钢铁也需要从美国进口废铁来合炉冶炼。

所以日本在早期清楚的知道不能得罪英美，陆军省于1939年喊出对英美“绝对不战”的口号。但最后却发现是不得不战了，因为英美开始对日本的限制越来越多，原因是中日战争搞垮了中国的外贸，让英美损失惨重。而日本却又不能顶替中国原先的贸易地位。

抗战前中国的进出口外贸非常发达，是欧美农矿原料的重要供应地，侵华战争使中国外贸停摆，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后可以通过和日本做生意恢复原材料供应，但后来发现日本愚蠢地只知道在沦陷区剥削和搜刮，让英美等国大为失望。

比如说在抗战前，英商和记洋行曾大量收购中国的鸡蛋与家禽家畜出口英美。1936年的数据是从中国出口到英美及其殖民地的鸡蛋达到5万吨，生猪每日约3000头，鸡鸭每日近2万余只，这些源源不断输出的廉价食材压低了整个英美的食品价格。

但侵华战争后，日本占领军下令蛋品及肉类列入专营项目，由三井、三菱与瀛华等日商垄断，和记洋行被迫关门，而英美食物价格大幅上涨。紧接着，在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又提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东亚新秩序”，废止《九国公约》以来的“门户开放政策”。除日本企业外，其它欧美商人及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都要受到日本的“必要限制”。

对于英美等重商主义国家来看，这种断人财路的方式无异于在经济上宣战。

而中国在1938年年底时，虽然已经失去了1/3国土、40%农产、92%工业、90%铁路与63%税收，但国民政府却提出了易货贸易这一新的方式。

早在抗战前，中国和德国就签署了“哈步楼易货协定”以钨砂、生锑、桐油、生丝与猪鬃，换取德国国家银行1亿金马克信用借款去买军火，引起各国重视。抗战后，政府将各种热门外销产品全部统制，用以交换海外的材料、设备和军火，于是以物易物成为中国最坚挺的支付手段，欧美商人仍然乐意接受中国订单。如193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2500万美元对华借款，以桐油分期偿付，限定购买美国出产的非军事物资。中国借此大量购买美国汽车、石油与金属原料，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而美国货也得到新的市场，生意做得也很开心。

于是最古老和传统的易货手段让在日本在国际市场成为“老赖”的同时，中国却成为出手豪阔的国际大户。

英美见识到了中国不屈的抵抗能力，又不影响继续做生意，再加上日本在贸易上的限制，欧美政府开始全面和公开的协助中国。当时中国因战争已经耗光了外汇和黄金储备，法币即将崩溃之时，一向采取中立态度的英国突然出手，提供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巩固法币，协助中国打货币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又犯了一个大错误，1939年6月，军统局派特务刺杀了大汉奸、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刺杀后刺客躲入天津英租界，日本方面要求引渡被拒绝后悍然封锁了英租界逼迫英国引渡了军统的四名刺客。但美国作为反击，于7月26日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此后的对日出口货物可以任意禁止。同时美国国务院更与英国及荷兰会商，协议必要时联手禁止日本采购原料。

日本战史记录道：“日本国内自昭和十四年末到十五年突然受到粮食危机与美国经济压迫，被称为中日战争最黑暗的时期。”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为什么不能利用沦陷区的资源和英美做生意？因为商人眼里没有祖国只有利益，日本的奸商们毁灭了日本人最后的机会。

当日军将沦陷区的经济和资源交给日本财团接管后，原以为可以更方便的榨取和使用占领地区的资源，但他们忘记了商人的本能是逐利而不是爱国。日本商人们心心念的是如何利用垄断特权抢钱，毁了原本可以生财的各种产业与外贸，不但搞垮沦陷区经济，更与欧美商人结怨。日本政府当时发现指不上这些商人，准备取消日商的垄断地位，又引起各大财团的抗争。日本的“上海商工会议理事会”会长塙雄太郎激动指出：“目前国人内陆买卖业者中，事实上不少以内陆交易许可借与外国人或华人为业者。一旦解放后，此类业者将蒙受极大打击。尤其外国人与中国人使用中国民众喜好的法币交易，将迫使多数国人业者无法生存。因此，恳求仍应保留现时之统制，以尽量考虑国人业者为祷。”

而日本军队为了节省军费，在占领区滥发军票强占物资，进一步地摧毁了沦陷区的经济能力。在沦陷区内中国的法币一直保持了强大的购卖力，而日本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则成了没人要的废纸。而日本商人则疯狂利用两地币值差距做生意，他们大肆从日本本土运来的商品和物资，再转手卖给中国商人从中赚取价差，称“对华出口什么东西都赚钱”，全力将日本本土与沦陷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国统区，却造成了日本国内物资更加短缺，让沦陷区的农矿资源重建更加遥遥无期。

到了1939年底，日本本土与华北沦陷区连最基本的粮食都保不住，双双爆发粮荒。日本政府惊觉沦陷区没带来战争资源，却成了沉重包袱。日军战史评道：“华北占领地经营，在‘东亚新秩序声明后仅仅一年，就从资源开发主义走向粮食输入主义。”

在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英美卡住战争资源，中国沦陷区又被日本奸商搞成了负资产，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情况下，1939年10月，日本企划院呼吁抛开英美控制，转向“南进”，夺取东南亚战争资源。

但东南亚一直是英美的势力范围。一旦日本进攻东南亚，相当于直接对英美开战。

日军高层激烈争论是否“南进”长达两年之久，直到开战前夕仍吵得天翻地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公开批评对英美作战是“愚昧之至”，属于民族切腹。当时的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岩畔豪雄中佐起草《国防国策案》，倡言：“纳入东南亚、印度、澳洲为日本势力范围。”但被课长田中新一斥为荒谬，直接把建议书锁进文件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说：“如果日本真的对美开战，那么仅仅占领关岛和菲律宾是不够的，甚至占领夏威夷和旧金山也不够。若要确保胜利，我们将不得不一直攻打到华盛顿去，在白宫里胁迫对方签订停战协议。我怀疑那些政客们对这些必将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有没有心理准备？”

但到了1940年，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1940年2月，日本不敢惹英国，于是向当时的荷兰政府施压，开出清单强迫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向日本出售石油和橡胶等原料。荷兰找到美国和英国，美国对日的反击方法，就是增加对中国的易货借款。

3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滇锡借款”2000万美元。

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协议组成三国轴心，并借此进军法属越南。美国当即宣布对日实施废铁与石油的“道德禁运”，并再次宣布对中国提供《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

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借反对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机，再次宣布对华提供1亿美元信用贷款。

1941年2月，美国号召美中荷英四国组成联盟抵制日本扩张，同月对华再次提供五金矿砂借款5000万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明白只有“南进”，才有一丝机会自救。1940年夏，陆军省重新翻出岩畔豪雄的《国防国策案》，正式准备对英美作战。1941年3月，日本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解除北方威胁，专心南进。

开战前夕，身为皇族的陆军大将朝香宫鸠彦王严厉质疑开战决策，东条英机回答道：若不“南进”，中国将会打败日本，收复东北、台湾与朝鲜。“则我只有拱手而恢复到昔日的明治维新前的状态。我光辉的二千六百年历史，必将留下污点。”

有意思的是美国认为深陷侵华泥淖的日军根本无力打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指出，中国对日抗战是美国的坚实保障，“日本若不能由中国泥淖中逃离，就不可能向南方推进。”在美国的远东地缘战略中，中国已是最有分量的一方。

史汀生

这时只有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明白日本人的疯狂，在珍珠港事变的35天前提出警告：日本无法与中国讲和，又受到美国经济压迫，已触发了民国族性中的狂热基因，随时可能“民族切腹”，“日美间的战争，可能会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

实际上即使在开战前的最后一刻，日本内部还是有很强大的反对力量，山本五十六在作战会议上还是表示：“很明显，日美战争将变成持久战。只要战争的趋势对我们不利，美国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结果是战争将持续数年。在此期间，我们物资将耗尽，舰艇和武器遭到破坏，更换变得极其困难。最终，我们将无法抗衡，人民将因战争变得生活贫困，而且很难想象局势不会失控，我们不能在胜算如此渺茫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号称是鹰派首相的近卫文麿也不敢同美国开战，在最后时刻还是开启了日美谈判，准备根据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早期曾达成一份“日美谅解方案”为基础展开日美官方正式谈判。

谅解方案主要内容为：

1.日本保证只有在德国受到欧洲国家主动攻击时才履行轴心国同盟条约；

2.日本保证用和平手段谋求在西南太平洋发展，获取当地的战略资源；

3.日本承认中国主权独立，从中国战场撤军，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但美国必须承认“伪满洲国”；

4.日美共同保证菲律宾的独立，两国都给予对方国民平等待遇；

5.双方原则上同意不部署威胁对方的海军和航空兵力，缓和太平洋紧张局势；

6.谅解方案获两国政府同意后，即恢复正常日美通商关系，相互供应物资，美国向日本提供信用贷款。

应该说这份谅解方案美国做了巨大的让步，是日本用一堆空头承诺换来美国承认自己已经攫取到的所有利益。但日本军部和亲德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仍然觉得不够。松冈又提出了松冈修正案，即在原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

限制美国在欧洲的行动自由，但不得限制日本对轴心国同盟的援助；

要求美国承认伪满洲国以及日本同汪伪政府之间缔结的条约；

删除了日本承认中国独立，从中国撤军，尊重门户开放的内容；

删除日本保证在西南太平洋发展不使用武力的条款。

国务卿赫尔随后针对松冈修正案提出“5·16反建议”：

美国会援助英国以及其他正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日本对轴心国同盟的援助义务应不与谅解宗旨违背；

要求日方重新保证对西南太平洋不使用武力；美方可以把“尊重中国独立”措辞改为“中日友好”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军从中国撤军给出时间表；美国将“承认满洲问颗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此后双方的谈判仍然你来我往，但美国在日本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坚持不动摇，双方越谈敌意越深。当时形成了“军部愤怒，燃起同仇敌忾之火”的氛围。即便军部内部一直反对日美开战的少数派，如山本五十六等也死了心。

近卫文麿对当时的形势曾形容为“脚下大地断裂，地狱之门敞开”，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不解决，日美谈判根本找不到突破口。东条英机对近卫首相表示，“只有撤军问题才是陆军的命根子，绝对不能让步”。 10月14日清晨，东条英机与近卫在首相官邸商谈后说：“我认为首相的看法过于悲观，这是因为您太了解本国的弱点了，难道美国就不会有弱点吗？”东条英机对近卫不愿与美开战的态度颇为不屑，出来后叹了一口气：“唉，完全是性格不同啊！”

近卫首相与军部在对美开战意见上无法统一，他也不愿承担下令开战的责任，最终决定在10月16日提出内阁总辞。近卫辞职后，无论宫廷贵族还是平民出身的文官，不管有多高声望都不敢接任首相一职。大家都知道上任后就得对日美是否开战做出决定，同意开战则无人敢承担责任，最后只好由一直主战的东条英机接任首相。

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作出决定：12月8日对美国开战。当天皇问及军部对美开战可有必胜把握时，军部也没有肯定答复，只说“不好说必胜，但也是有可能的，希望陛下早日裁决”。

珍珠港事件发生次日，罗斯福前往国会发表演说，称12月7日是美国“永远生活在耻辱中的日子”。随后国会表决对日宣战，宣告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太平洋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正始加入到战争中来，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而美国的介入一举扭转轴心国占据优势的局面，改写了二次世界大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