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河20多年来左右摇摆的过程 -- 七天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1-2]

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1]

汪东兴与江青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并点名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

自此开始，汪东兴开始主管警卫毛主席的任务，同时还负责为其他中央领导人挑选一般的工作人员。

江青是一个多疑的人，情绪总是反复无常，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是又笑又骂，汪东兴为此三番五次与江青沟通。

起初，江青还能听取汪东兴的劝诫，可是到了特殊时期，江青变得愈发骄横，竟然多次怀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

汪东兴为了保护这些被江青“迫害”的工作人员，自然就“得罪”了江青，两人的矛盾也在一次次交涉中不断加深。

江青之所以怀疑汪东兴派来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因为汪东兴深受毛主席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江青永远无法攻破的。

毛主席有多信任汪东兴呢？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达到了可以将身家性命交于汪东兴的程度，以下三件事最能说明这一点：

第一，毛主席外出视察期间，基本都会指派汪东兴来负责警卫工作，而汪东兴也从未辜负过毛主席的厚望，一次意外都没发生过。

正是因为如此，汪东兴的职务逐步提高，到了1969年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政治地位仅次于江青。

毛主席每次外出视察，都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行踪，江青也不例外，但是汪东兴却可以知道，在此期间，江青如果想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只能通过汪东兴来完成。

第二，汪东兴是毛主席与部分重要人物沟通的纽带，在特殊时期，毛主席为了保护一些受“迫害”的人，都会让汪东兴出面落实。

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后，与毛主席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汪东兴完成的，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江青认定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

第三，毛主席在特殊时期两次保护汪东兴，而汪东兴遭遇的这两次危险，均由江青发起。

1967年时，江青第一次向汪东兴发难，提出要打倒汪东兴，甚至喊出了“要油炸”的口号。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找来江青说：“油炸可以，不要烧焦。”

然而，江青并没有收敛，林彪叛逃后，汪东兴受到牵连，江青盯着汪东兴不放，诬陷汪东兴是“特务集团的头子”，还在大会上叫嚣要撤掉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在周总理的暗示下，汪东兴当场作了检讨，事后，汪东兴向毛主席说明了情况，毛主席对汪东兴说：

“你去转告总理，第一，你可以不参加接下来的会议，第二，我没有让政治局讨论人事调动问题，第三，谁也无权干涉我这里的事。”

汪东兴离开后，毛主席又找来江青，臭骂了一顿，面对江青的狡辩，毛主席生气地说：

“你说汪东兴是特务集团的人，我告诉你，我就是特务集团的头子。”

江青不仅没能打倒汪东兴，反而最终被汪东兴逮捕，两人的恩怨就此画上了句号。

正如毛主席生前所说：“汪东兴是可以对付江青的人！”

我接着说：

“学校里打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同学说，现在外面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来了很多外省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负责人，可你不但没有热情接待，甚至连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在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在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了筹备会，后来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

“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22岁嘛!”

江青说：

“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当时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

“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3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我说：我有错。毛主席说：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

“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青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聂元梓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

“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

“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

“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

“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

“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

“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毛主席说：

“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

“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

“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

“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

“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

“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

“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

“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

“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

“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

“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

“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

“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

“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

“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

聂元梓说：

“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问：

“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粹说：

“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

“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

“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

“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5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

“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

“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

“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

“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

“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

“7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

“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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