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一下我认识当年的参与者 -- Swell

我的检讨

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档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方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埋。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画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档。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画，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画，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ＸＸ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ＸＸ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ＸＸ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ＸＸＸ建设的某些重大专案，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ＸＸ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ＸＸ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ＸＸ同志的讲话的档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征集揭晓)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著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著阶级矛盾，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著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公开信答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戚本禹谈“陪刘少奇去建工学院”的细节

李山风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25日以后，中央领导就分头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总理去清华和第二外国语学院，邓小平去人大，江青到北大，我和关锋到地质学院、北师大，王力到中学。

　　刘少奇选择了建工学院，他让中央文革派一个人跟他一起去。他先叫陈伯达去。陈伯达一看刘少奇挨主席批评了，他哪里还敢和他一起去啊？但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他也不敢得罪他。于是他叫王力、关锋去。可他们都说晚上有事，去不了。陈伯达就对我说，没办法了，只好你去了。我也不愿意去。我说，江青叫我今天晚上跟她一起到北京大学去，我答应了，不好改。陈伯达就说，江青那边，我帮你去请假，你今晚就不要去北大了。刘少奇这边，他要中央文革去一个人。他是中央的副主席，他说要人去，我们一个人都不去，我怎么交待？你必须去，没有商量。我没办法，只好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

　　果然，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起去的余秋里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我若主动去跟他说，那不就犯了和田家英一样的错误了么。当然，当时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那我是可以跟他说的，但他又没来问我。他那时一心“反干扰”、“抓游鱼”，精神亢奋，偏听王光美和那些大人物的。我即使跟他掏心窝子说实话，他也听不进去呀，弄不好再打我个“八司马”。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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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

（1967年7月9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将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未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交给了×××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抑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它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有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