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阿萨德逃亡叙利亚彻底变天 -- 脊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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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什叶派和叙尼派的区别

我之前不了解,查了一下,发现主要区别是如何得出领导权继承人的问题。

打个比方,尧死后是舜继承领导地位,还是尧的儿子丹朱继承领导地位实行家天下?支持禅让或者选举制的类似于叙尼派,支持父死子替的家天下的类似于什叶派。

要是这么说,我肯定相对更喜欢叙尼派一些。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叙尼派,我国的穆斯林我搜了一下说大部分也是叙尼派——大家都不喜欢资产阶级法权,这是自然的。

————

不过啊,现在的复古势力、极端势力却往往是叙尼派,而什叶派反倒比较世俗化,工业化程度相对更高(伊朗等)。这就是另一个哲学问题了,在其他的意识形态和主义的发展中也会出现。

叙尼派根据书面教义(也是一种“法”)进行民主评议,应该说叙尼派在古兰经刚出来的几个世纪里相比什叶派更加民主一些。但是到现在21世纪,他们的教义显得很陈旧了,而他们却仍然按原来的教义议事(一种不能修改的“法”,世上哪有万世不变而可一直适用的定法?),那自然显得保守。

而什叶派,虽然设有基于血缘的权威人物,像家天下,但是人起码是活的,可以在后世看到教义不再合适现实发展时进行修正,能够推陈出新。修正虽然有可能走修正主义的问题,但长时间来看或许利于走上适宜的道路的(?)——人比法条更有活力,且今不一定不如古。

不过按理说民主制度应该也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结果怎么就搞成本本主义了呢?

一方面是缺少“修改法律”的合法程序,因为他们叙尼派只以古兰经的书面记载为尊;

另一方面可能是民主评议缺乏权威。人人意见不同,听谁的呢?最后只能是谁讲也没用,只能以本本凝聚共识了——这是民主评议里面缺乏权威所致;民主本身也可以有权威,如搞少数服从多数,在超过一定比例后就可以有权威性去修改法律,但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去搞这一套吧(具体为什么没出现确实没有研究)——这是民主本身的权威缺乏。不管是民主中缺少权威机构或人物,还是民主本身缺少权威性,反正叙尼派由于过度自由化,最后把民主搞成了本本主义,搞成了原教旨主义,搞成了极端保守主义。类似的,美国就有一派保守派是“宪法保守派”(如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两百多年前的宪法文本为宗旨,那他们的保守程度可以想见了。不过好在那套宪法至今只有两百多年,很多东西如今还是适用的,所以保守程度远远不及伊斯兰教这边的。

而什叶派里,虽然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意味,但在有必要修改“法”的时候,权威人物由于各种“叙事”(不管是什么吧)反正让大家真的认可他具有合法修正“法”的权威去修正之所以,就算搞得不民主,但“法”总归是有修正的可能的,是活的,而不是“死法”、“定法”。这就是什叶派后面可以比叙尼派更加世俗化和工业化的原因之一。

【保守的机制后面竟然比自由的机制相对更加开放包容,天翻地覆慨而慷,世事难预料啊。】

当然现代的话,比起让政治中有权威人物,不如让民主本身具有权威性,这样会更好一些。

恩格斯有过一篇《论权威》的文章(全文附在最后),里面有这些话:

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我虽然对于保守派和秩序党不完全认同,但是系统的基本的秩序还是需要保守力量来维护的,进步得太多太快有时候秩序的更新跟不上就容易造成混乱,而像有一些托派或者自由左派一样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把秩序一概推倒就好,那更是不对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论权威 *

恩格斯

(1872-1873年)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现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1] 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与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载于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原文是意大利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页

*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年3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的《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1873年12月予以发表。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人民报》(《La 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

[1] 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通宝推: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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