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这个厅官，也太狠了点 -- 漂浮游

1973年人民日报：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

新华社记者 · 2013-02-28 ·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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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董良翮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代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的母亲是老红军何连芝。】

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图）

人民日报：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

　　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家推荐这篇通讯，希望认真一读。

　　董良翮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下乡插队前夕，父母亲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四年多来，董良翮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扎根农村，努力奋斗，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应当从董良翮进步的事迹中受到启示，鞭策自己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革命干部同样应当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已经下乡的子女向董良翮这样的同志学习，教育还没有下乡的子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

　　——编者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已经四年多了。董良翮是革命的好后代。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得到父母的支持，坚决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今，他在贫下中农的培养下，正在迅速成长。

　　一九六九年五月，董良翮在离开北京的前夕，父母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父亲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蓝铅笔，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父亲还特别送给他一块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多年、已经破了又缝补起来的旧毛巾，叮嘱他说：“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母亲对他进行了忆苦教育：在旧社会，外祖父给地主扛活，家里穷得没有一个完整的碗，有五年没有吃过盐。有一次，外祖父给地主盖房摔伤了腿，没钱医治。为了一家人糊口，还得带着伤，忍着痛，挣扎着继续给地主做活。后来，劳累过度，昏倒在地上。一家人把他抬回来，腿上的伤口已生了蛆了。母亲含着眼泪，用树枝把蛆一个个挑出来。买不起药，就到山上找些中草药，慢慢治好了，外祖父还得去讨饭养活一家人。有一年中秋节，孩子们围着外祖父要月饼。糊口的饭都没有，那儿有钱买月饼啊!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外祖父实在养不活全家人，后来被迫把良翮的二舅卖给了人家。外祖父讨饭时活活饿死在深山里。……

　　母亲的忆苦，给董良翮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行前他表示，一定要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本，到农村去就是回到了“娘家”，要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农民。

　　贺家寨当时是晋县的一个后进队，地方比较偏僻。董良翮和同学们来到这里，在社员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土屋里安了家。他们把行李卷往土炕上一放，就忙着给房东大娘挑水扫院子，第二天一早就找队干部要求下地干活。

　　董良翮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他热情很高，什么活都抢着干，可是，由于不熟悉农村，不会劳动，也出了不少笑话。人们见他握着锄头，东耪一锄，西耪一锄，忽远忽近，有时锄掉壮苗，留下了弱苗。贫下中农耐心地手把手教他，并鼓励说：“良翮!庄稼活并不难，只要舍得吃苦，肯学习就行。”听了贫下中农鼓励的话，董良翮心里很热乎，更加刻苦地学习。经过几年的磨练，他泥里来水里去，同大家滚在一起，现在已经学会了耕、锄、耪、耙等多种农活。有一次在三夏大忙季节，他腿上生了疖子，大腿红肿起来，还是坚持劳动，直到由于推车使劲过猛，疖子破了，鲜血直流，他仍旧不肯休息。这一切，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但是，每当他想起母亲苦难的家史，想起父母跟随毛主席长征时所经受的艰苦生活，他就浑身增添了力量，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

　　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斗争。董良翮和他的同学到贺家寨后不久，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什么“村子小，放不下大材料”、“住不了几天，充充样子就走了”。董良翮和知识青年们驳斥了这种言论。为了表示决心，他们自己砌起了猪圈，养了猪和鸡，又在屋前栽上了“扎根树”。有的同学来信，劝董良翮去参军或上大学。董良翮回信说：“农村生活是艰苦些，但是，广大贫下中农都这样生活，我不经过这样的锻炼，就不会理解他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忘本，就不能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我是下定了。”

　　四年的斗争生活，使董良翮爱上了贺家寨，爱上了这里的贫下中农，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常说，“干着当前，要想着长远”。他同干部和贫下中农经常议论改造贺家寨的远景规划。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治病不方便，便抽空学会了针灸，随时给贫下中农治病。一次，村里韩大婶牙痛得睡不好觉，董良翮就去给她扎针。韩大婶听说要扎脚，难为情地说：“我的脚怪脏的，别扎了!”董良翮细心地给大婶做思想工作，打消她的顾虑，经过针灸把她的牙痛治好了。贫农社员贺大叔在劳动中把脚砍破，鲜血直流，董良翮立即背到卫生所去急救。贺大叔养伤期间，他多次去看望照顾。大叔感动地逢人就说：“良翮这孩子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和咱贫下中农是一个心眼。”

　　一九七一年麦收后，董良翮年迈的母亲、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来到贺家寨看望儿子。母亲到达那天，董良翮本想找个大车去接她，又怕影响生产。正巧，队里要到车站拉化肥，董良翮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一事两就。他拉着车走了三十多里路，在车站上接到了母亲。母子俩见面格外高兴。董良翮让母亲坐上装化肥的小车，自己拉着回贺家寨。不凑巧，走到半路车胎突然压崩了，这时天已黑下来，老母亲下车徒步赶路，董良翮为了不使车胎被轧坏，用手抬着坏了的车脚，一个轮子着地，走了八里路回到了贺家寨。

　　董良翮的母亲从这些细小的地方，看到儿子思想感情的变化，她感谢贫下中农对孩子的培养。白天，这位革命老人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拿着筐打猪草;晚上，走东家，串西家，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母亲保持着老红军的这种优良传统，也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董良翮。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董良翮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一年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九七二年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个时候，六十多岁的原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向他赠送了这样几句话：“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才能永远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父亲也在百忙中写来一封信，告诫良翮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这些话，都使董良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董良翮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贫下中农对他满怀着希望，鼓励他说：“良翮啊!咱们不能光靠吃国家的统销粮过日子，可得变变样啊!”贫下中农的期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鞭策。担子这么重，自己又缺少工作经验，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并且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和老干部请教。

　　为改变落后面貌，董良翮到后进的第一生产队去蹲点。经过调查研究，他首先抓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建设，帮助干部增强信心，克服撂挑子的思想;同时，对社员进行路线教育，发动大家开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依靠外援，向国家伸手”的大讨论，克服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社员，切实帮助解决。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齐心协力，团结战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这个生产队的生产面貌很快改变。去年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二十斤猛增到八百二十斤，摘掉了落后帽子。

　　董良翮担任干部以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紧张的劳动中，有时负了伤，他坚持不下火线。队里缺肥料，他带领群众想方设法扩大肥源;缺乏优良品种，他和社员一起精心培育;他还发动群众积极扩种小麦，大搞间作套种，实行科学种田。农忙紧张时节，他早上摸黑下地，晚上披着星星回来。贫下中农说，良翮为了工作，经常吃不到应时饭，睡不上囫囵觉。贺家寨有这样的带头人，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关怀下，董良翮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使贺家寨这个昔日缺粮少资金的后进队，变成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的先进队。两个冬春，全大队开荒造地八十亩，平整土地六百多亩，实现了百亩一眼井，还购置了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电动机等，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去年虽然遇到很严重的干旱，仍然夺得粮、棉、果、菜全面丰收。全大队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四十九斤，增加到九百一十九斤，向国家交售了十六万斤征购粮。

　　今年八月，董良翮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兼贺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挑起了新的革命重担，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上，迈开了更大的步伐。

　　《河北日报》记者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1973年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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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经毛主席审定过的重要讲话《为人民立新功》摘要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 [龙言]，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说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狭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龙言]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很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知青楷模”董加耕 

作者： 李先亮 点击：3803 评论：6发表时间：2020-03-18 10:45:33字数：5596闪星数：2

摘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还在学校读书的董加耕品学兼优，已是学生党员、班长、团支部书记。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时，他毅然放弃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立志建设新农村。他运用学到的科技知识，与乡亲们一道将古老的水沤田改造为旱田，一熟改三熟，实现农业第一次产业改革成功。董加耕的事迹被广泛宣传，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传至海外。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还为董加耕务农日记题词，董加耕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还在学校读书的董加耕品学兼优，已是学生党员、班长、团支部书记。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时，他毅然放弃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立志建设新农村。他运用学到的科技知识，与乡亲们一道将古老的水沤田改造为旱田，一熟改三熟，实现农业第一次产业改革成功。董加耕的事迹被广泛宣传，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传至海外。他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还为董加耕务农日记题词，董加耕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2004年的初春，我的人物传记《崇拜生命》一书出版时，请董加耕先生作序，董老欣然答应。

　　之后也开始了我对他的专访。董老思路清晰，快人快语，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待人热情。退休后成为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一直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操劳忙碌。多年来，董加耕默默帮助孤儿和特困孩子，用亲情关爱留守儿童，用慈爱之心使许多失足青少年迷途知返。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最可亲的“知心爷爷”

　　如今的董加耕仍然身居盐城，关心时事，早晨在阳台读报是每天的“必修课”。　　　　　　

　　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放弃上大学机会、立志回乡务农的事迹。

　　他，几十年如一日，戴着过时的黑框眼镜，简居在盐城市区纯化路一幢普通居民楼里。他曾经是毛主席寿筵上的客人，50多年前回乡务农的“壮举”，曾激励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义无返顾地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

　　从一名普通知青到全国人大常委，又到一名普通农民，后来又当上公社副主任，董加耕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曾经有人问董加耕：“人家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董加耕总是笑着回答：“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我的原名叫做董家庚。”董加耕告诉记者，1961年，刚高中毕业的他被学校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到北大上学的机会，回乡务农！同时将名字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在一片质疑和不理解的声音中，董加耕毅然下乡扛起犁耙立志务农。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了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随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论，充分肯定董加耕的举动。

　　1964年毛主席71岁生日那天，用自己的稿酬设家宴，将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请进中南海，并和自己同桌。毛主席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回答说：“读了12年，高中毕业。”主席说“好！”随后，毛主席和董加耕从读书看报纸谈到盐城的“二乔”（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两人均是盐城人）。席间，主席不停地提醒董加耕：“你是农村来的，要多吃菜。”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在毛主席遗体身边守灵7天7夜。

　　“文革”十年，董加耕几起几落，数次遭到冲击和审查，但他依然很乐观地说：“我还是那个董加耕，我没有问题，不怕整！”

　　董加耕的感情世界同样“目标始终如一”。当年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但要有文化。他的妻子郝鸿鸾当时是邻村的一位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那时，不仅国内的女青年，而且越南、苏联等国女青年发来的求爱信络绎不绝地寄到盐城，但都被董加耕婉拒了。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郝鸿鸾和他的感情从没有一丝动摇。

　　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盐都区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在政府分房时，按条件他完全有资格分到一个大套，但他却只要了一个小套。有企业来找他做“形象代言人”，或许以重金，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公司，均被他婉言谢绝。他的家中至今陈设简单，有些家具还是四五十年前购买的。郝鸿鸾对记者说：“我嫁给老董，这辈子不后悔……”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时隔几十年，今年已近80岁的董加耕依然谈锋甚健，豁达开朗，时不时来一串打油诗或顺口溜，令人捧腹开怀。他的三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有了各自的事业和家庭。退休后的董加耕老有所为，担当起了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和老区扶贫开发促进会副主任，每天还在为家乡的今天和未来而忙碌着。2007年4月6日，他捐出800多件奖章、证书和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和文物，盐都区图书馆给他举办了董加耕回乡务农事迹展览，以激励更多的青年人“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

　　董加耕:毛主席称赞他“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的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在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象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漩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记者: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上北大和回乡务农，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董加耕:首先历史不会有假如，而如果历史可以重写，我董加耕还是会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

　　岁月流逝，59载弹指一挥间。那是1961年，董加耕高中毕业了，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学校决定推荐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可董加耕却在毕业生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乡务农”八个大字。

　　“我那时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饥寒交迫的父老乡亲。”董加耕不忍提起那段道有饿殍的苦难岁月，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为了充饥，喝发芽的茨菰汤而中毒身亡，临终时悲愤地咬碎了含在嘴里的陶瓷汤勺的那一幕。

　　“我想自己无力回天，但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出点力。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董加耕说。

　　用一根扁担挑着自己的书和行李，董加耕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他在日记中写下“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句子，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