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全国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的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永远记取的教训。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毛泽东的反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15页。）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1页。）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67页。）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页。）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承担责任，是为了汲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1页。）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