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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康生诬陷，被加上“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冤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永葆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品德。在北京“西公所”居住期间，他对前来探望的胞妹习雁英说：“无论何时都要听党的话，把自己的工作做好。”1965年，组织决定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习仲勋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向中央表达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二，不做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第三，不会自绝于人民。

这个反党集团被成为彭高习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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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

2014年01月06日09: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16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病危，他在弥留之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建议，尽快选一位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中央派胡耀邦接替张德生的工作，任命他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不久改为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

1964年11月30日，古城西安，天空乌云翻滚，寒气袭人。这天夜晚，胡耀邦轻装简从，抵达西安履任。随行人员有秘书李传华、戴云、李茂勋和警卫员解方武。

临行前，总书记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勉励他“团结陕西干部，把工作搞好。你仍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可按二八开，20%搞团的工作，80%搞陕西的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嘱咐胡耀邦到陕西“多作调查，先不表态”。

胡耀邦到达西安这天，正是省委常委星期五的例会刚结束。

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对他说：“你不要住在省委，搬到西北局来。”胡耀邦说：“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好，便于工作。”

胡耀邦是要多听听其他同志的高见，尽快了解陕西的一些情况。一位书记向胡耀邦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如何深广，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道姓，认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是陕西右倾势力的代表人物”。

胡耀邦望着窗外淅淅沥沥下着的冬雨，此时他脑海里的思绪如同理不清的麻团，心中的疑虑恰似绵绵雨丝怎么也无法消失。陕西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不能听一面之词，他要多方调查，弄个水落石出。

当时全国面临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工作向“左”发展的严峻岁月。而在陕西省，除了全国性的“左”的东西样样俱全以外，还多了两顶大帽子，即“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彭德怀。他曾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高，指高岗。习指习仲勋。高岗、习仲勋是陕西人，又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闹革命和担任领导职务。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陕西省就被看作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被看作“很不彻底”。后来在1978年冬季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

1964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共11500人，平均每天抓30多人，高于全国其他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干部和教师1450余人，是1963年的3.3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3200余人，是1949年以后最多的一年。西安市委有一个报告说，全市共查处投机倒把分子9500余人，陕西的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卖柴、卖菜、卖鸡蛋以至当保姆的收入都被看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父、姨夫、姐夫、妹夫。长安社教中还创造了“围攻根子”的做法，即把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放到群众中去进行揭发和批斗，揭发不出问题，又经得起批斗的考验，才能成为可以依靠的“根子”。

侵犯人身自由的现象也很严重。省里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变相投入监狱，地区和县用“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自由的审查。在基层，限制干部、教师、工人、农民、学生的人身自由，那就不在话下了。省文化局下属的一些县、市文化局，都发生在社教中乱打人的现象，一些高等学校在学习“一评”、“九评”中，联系实际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9名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校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搜索和批判所谓“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有的中小学生被逼得自杀或逃亡。

中共陕西省委还设置了以文教书记挂帅的“思想战线指挥部”，下设“清理反党党史小组”、“文艺批判小组”和以“批修”为内容的“理论干部学习班”。“清理反党党史”是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清查小说《刘志丹》发展而来。起先还只清查为《刘志丹》小说提供过素材的人和单位，继而清查一切有关刘志丹等陕西红军创建者们的故事、诗歌、戏剧、回忆录，最后清查到除了毛泽东以外反映一切中共领导人和烈士事迹的文案材料。似乎一切地方性的革命活动都有罪，都不许宣传。“文艺批判组”，批判中央提出的“毒草”作品和作者，例如：长诗《刘志丹》，电影《桃花扇》，戏剧《游西湖》、《赵氏孤儿》、《卧虎阵》、《破宁国》、《蟠桃园》以及“反党画”、“反党歌曲”。全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马健在批判中自杀身亡，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柯仲平在受到清查时含恨猝死，关中画派最杰出的画家石鲁精神失常。“理论干部学习班”集中训练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大部分政治课教学骨干都受到批判。

党政机关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的十条规定，要求党政干部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要求清理在机关的干部亲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尽管这些人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成分，而且大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农村不愿意接受。接着，又对党政干部按当时的“左”倾政治标准进行摸底排队，第一次的结论是：省级各部、委、厅、局和各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烂了和有严重问题的占40%多。第二次排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