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马斯克动机的惊天阴谋论 -- 花棍舞

西北往事（1）那些布道者

原创 鲁班路40号 鲁班路

2024年05月02日 13:31 河南

我们之前聊过，组织前期，大概分成三个“流派”，北京李大钊、上海陈独秀、武汉董必武。

西北这片往上追，都得追到李大钊这边。

在北京高等师范上学的魏野畴和北京大学的李子洲革命道路的领路人都是李大钊。

从北京回家的魏野畴和李子洲回到陕西分别去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上了班。

这两个学校在西北组织的地位和黄埔军校在光头那边的地位差不了多少。

后来的谢子长、刘志丹、贾拓夫、郭洪涛、高麻子都是两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先聊魏野畴和榆林中学。

魏野畴是在1923年的时候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组织。

从北京回到陕西后，魏野畴找到了开明人士杜斌丞。

这个杜斌丞和杨虎城关系特别好，对，就是西安事变的那个杨虎城。

简单地说下杨虎城。

杨虎城的父亲不如你们这几天在群里聊的木匠，因为杨爸是个兼职木匠。

你们这两天聊的木匠是全职木匠。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兼职，杨虎城才能多多少少上了两年私塾。

杨虎城14岁的时候，杨木匠用自己的手动垉花机把别人给刨了，结果嘛，被清政府给杀了头。

杨木匠被杀了之后，多亏乡亲们仁义，凑了点钱，才下了葬。

这事儿极大地刺激了杨虎城，所以他就在家乡搞了个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

虽然叫丧葬互助会，但是干的事儿和丧葬关系不是太大，主要干劫富济贫的事儿。

武昌起义后，杨虎城参加了陕西民军。

大头上位后，裁撤民军，杨虎城下岗了。

流氓秀才李桢欺负杨虎城的姑姑，李桢就被杨虎城开了瓢。

之后杨虎城买了支M1895上了山，当了刀客。

大头想不开要当皇帝，江西老表李烈钧挑起杆子要干老袁，陕西刀客杨虎城也不甘落后。

老袁没搞两天嗝屁了，杨刀客却成了杨营长。

护法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大佬于右任在陕西搞了个陕西靖国军，杨营长成了左翼支队杨司令。

后来曹锟取代了段祺瑞开始给靖国军上手段，于右任先是坚持不住溜了，把杨司令留在了武功。

杨司令坚持了二十多天，先是去了凤翔，后边又跑了一千多里地跑到了延安去寻找井岳秀庇护，这个井岳秀我们后边再说。

就是这个时候，寄人篱下的杨司令在榆林认识了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

前边说了，魏野畴去榆林中学当老师，而杜斌丞是榆林中学的校长，

也就是说杜斌丞是魏野畴的领导，杜斌丞就把魏野畴介绍给了杨司令。

魏野畴这个时候刚从北京回去，并且曾经得到国民党另外一个大佬蔡元培的赏识。

郁郁不得志的杨司令和魏野畴就聊两句，第一句说的是先生大才，第二句就是先生帮我。

妥妥的民国刘备。

刚好那时候流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杨司令效仿广东的黄埔军校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就是魏野畴。

这边“三民军官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吴佩孚的小弟刘镇华来打西安。

当时守西安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十师的李云龙（又名李虎臣），那可是自己的同志。

杨虎城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到西安帮忙守城，这就是有名的“二虎守西安”。

军校政治部主任魏野畴肯定也一块跟着过来。

谁也没想到这一守，守了八个月，结果是二虎惨胜。

也是因为这事儿，杨虎城才写了“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对联。

这下杨虎城和魏野畴又多了层一起扛枪的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其他都在清党，杨虎城这边却安排蒋听松当军部秘书长，魏野畴当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当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党员。

这还不算完，魏野畴“顶风作案”还在第十军搞了个军事委员会，书记就是他自己。

八七会议之后，立三同志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上级找到了魏野畴，让他和杨虎城联系下搞波大的。

杨虎城说“当第二个贺龙”没问题，但是不是现在。

没说动杨虎城的魏野畴只好离开杨虎城去参加了“皖北暴动”，1928年4月牺牲了。

我们再聊下李子洲。

在北大上学的李子洲和魏野畴一样，都是参加了“五四运动”，通过李大钊入了党。

“五四运动”中有名的“火烧赵家楼”李子洲就是参与者之一。

魏野畴回到陕西去榆林中学当了老师，李子洲是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当了校长。

陕北历史上的第一个团组织就是在绥德四师成立的。

刘志丹虽然在榆林上学，但是组织关系却在绥德四师。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李子洲选了一批人去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榆林中学的刘志丹才去了黄埔军校。

这帮人从黄埔学校出来后就去到了各个军阀部队里搞兵运。

而另外一个大佬谢子长同样是学习军事，却去了山西，上了阎老西儿的学校。

虽然一个去了黄埔，一个去了山西，但是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进部队搞兵运。

谢子长去北京活动的时候，认识了魏野畴。

通过魏野畴的介绍入了党，之后回陕西当上了民团团总。

跟谢子长一块回山西的还有一个叫李象九的。

刚好陕西小军头石谦想要扩编，团总谢子长就带着队伍成了石谦的一个连，连长自然就是谢团总。

谢团总当上连长后，了解到石谦还想继续扩编。

机会当然留给自己的同志，谢子长就把李象九拉了过来当了另外一个连的连长。

对了李象九这么容易当上连长还有一个原因，李象九的表姐是石谦的前妻。

谢连长有自己原来民团的队伍，李象九没有呀，总不能去找前表姐夫吧。

然后他们就找到了绥德四师的校长、陕西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的李子洲。

李书记说这个好办，就把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的学生给安排过来，搞了一个连。

不要小看这个连长职位，俗话说的好，连长、连长、半个皇上。

在石谦的部队，这样的半个皇上，组织上有6个，占到了石谦连级单位的一半。

还记得前边说的井秀岳吗？

就是那个庇护杨虎城的那个军阀。

这个人也是石谦的好大哥兼领导。

井秀岳这个人怎么讲呢？

站在光头的角度上讲，那妥妥是个好官。

举个例子。

后来成为东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的张秀山。

当然因为高麻子的关系，张秀山后半辈子也是一言难尽，有机会我们单独开一篇聊聊他。

张秀山的老父亲张如德不满地主在丈量土地的时候动手脚，拒绝缴税。

县长就把张如德给抓了。

张家就把官司打到了井秀岳那。

井秀岳了解了下情况就把县长给免了。

但是井秀岳搞起来我们来，那是丝毫不逊色在上海的光头。

这个老井狠起来连自己都小弟说办就办。

在石谦那组织控制了一半的半个皇上，组织就在石谦那成立了支部由唐澎负责，谢子长和李象九协助，后来又加进来了个白名善。

四一二之后，张作霖在北京杀了李大钊。

要知道陕西两位大佬，魏野畴和李子洲的领路人就是李大钊。

陕西这片的党员那受的了，更别说猫在石谦旅这边握着枪把子的党员了。

所以石谦旅内部的同志们就开始发动抗议、游行。

井秀岳一看这么个情况，心里琢磨老石大概率是要不得了，随后就诱杀了石谦。

诱杀石谦之后，井秀岳把李象九调去延安，把谢子长调到宜川。

这很明显是准备来个各个击破。

白名善和唐澎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就找到子洲部长做了汇报，要干老井。

子洲部长同意了。

这就是陕西有名的“清涧暴动”。

刚开始还算顺利，六个半皇上成功的在宜川会了师。

会师后起义部队决定李象九当旅长，唐澎当参谋长。

后来大名鼎鼎的谢子长只是一个营的营长。

随后队伍内部就出了问题。

李象九认为首要任务是要联系杨虎城固守宜川，暂时不要打出党的旗帜。

平心而论，李象九的这个想法没错，毕竟只有6个半皇上嘛，怎么和老井拼？

但是李象九的这个思路和大行情格格不入，毕竟上头的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你在这韬光养晦到底几个意思。

唐澎认为应该响应上边的政策，马上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根据地。

就在内部还没讨论出个结果的时候，井秀岳带着6个营来围攻宜川。

结果可想而知。

除了谢子长带了一个营突出去之外，其他的队伍全部被打垮。

李象九重新接受了改编，脱离了组织关系。

突出去的谢子长营长找到白名善和唐澎后马上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号，组织了第二次起义。

重组的起义部队没有机会进行复盘，更别说吸取教训。

重新进攻宜川，最终全盘失败。

谢子长在“清涧暴动”初期并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但是在第二次起义的时候却成了副总指挥。

不客观的说，谢子长在阎老西儿的军校没学到什么东西，当上副总和入伙早强相关。

“清涧暴动”失败后，上级盯上了陕西渭华地区。

渭华这边也有个像李象九一样的人物，名字叫许权中。

许权中的部队是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基础上拉起来的队伍。

原来的老大叫是史可轩，史可轩是组织的人，当时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校长。

冯玉祥对史可轩不放心，就让史可轩带着队伍去河南整训。

路上史可轩被暗杀，许权中接手了队伍。

许权中是陕西临潼人，跟杨虎城一样当时参加了靖国军，后来去了韶关的云南讲武堂分校，毕业之后回到了陕西。

回到陕西之后干上了西安军事学校学员总队长，经过校长史可轩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之后加入组织。

史可轩牺牲后，许权中带着队伍投了我们上边提到的李云龙。

许权中的想法是“做曹操的官，干刘备的事儿”。

先在李云龙那边苟起，暗中发展力量。

许权中的想法和李象九的观念不谋而合，但是不符合当时上级的思路。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

谁能站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谁便是自己的同志。

本身就像个火药桶的渭华区域，因为一件小事A掉了这个即将爆炸的桶子。

起因是渭南的豪绅解聘了三个同志的小学教师职务。

刚好被路过的常委张金印碰到。

他认为这是暴动的最佳时机，然后就组织了同志们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怎么能打击土劣恶绅？

可以说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把自己的同志暴露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连给学校做饭的厨子都被判了三年。

但是这件事儿之后，上级觉得瓜熟蒂落了，革命成功就在此时。

渭南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

就在大家锣鼓喧天庆祝的时候，许权中觉得这么搞可能不对。

早在渭华起义前，上级给许权中的信安排了当前的工作，通篇都是必须马上发动武装暴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派了刚在“清涧暴动”中失败了的总指挥唐澎、副总指挥谢子长以及刘志丹去了许权中那。

许权中这时候的想法是，如果打出自己的旗帜，很容易遭到军阀的围攻，不但不能成事儿，反而可能丢到手里的这一千多杆枪，还不如继续在李云龙这猫着，等待时机。

唐澎非但没有吸取“清涧暴动”失败的教育，反而严厉批评了许权中，说许是投降主义。

更过分的是唐澎和刘商量了一下，撇开许权中私自把队伍拉走去执行上级的决定。

后来许权中找到队伍，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唐的信任。

之后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刘任主席、唐任总司令。

许权中这个旅长反而成了总顾问兼骑兵分队分队长。

这纯粹是把大佬当成小弟使唤。

搞到最后唐澎（此人应该是唐澍统治）甚至要开除许的党籍。

就连一贯支持要马上暴动的上级都觉得老唐做的有点过了。

“许旅”揭竿而起后，果然和许权中预料的一样，遭到了陕西军阀的围追堵截。

在两岔河会议上，刘志丹主张保存实力，退到安全地带。

可唐澎要打退来犯之敌，用薄弱的兵力硬拼到底。

当赵雅生所在的大队被围困时，唐不明敌情，贸然前往，不幸牺牲。

渭华起义失败后，西北革命的另一位布道者李子洲因为叛徒出卖被捕，随后牺牲。

至于许权中，被派到苏联，到中山大学学习，30年回国后从事秘密工作，34年被特务暗杀。

尽管陕西当地的组织在29年5月已经认识到了清涧暴动、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但是要说盲动、“左倾”在陕西结束，还为时尚早，因为之后甚至发展到了更为严重的地步。

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刘志丹就在这两次失败的起义中吸取了教训。

正是因为如此，刘子丹才能一步步成为西北革命的首要领袖。

西北往事（2）孤勇者刘志丹 原创 鲁班路40号 鲁班路 2024年05月04日 13:30 今天的这篇，已经在《两个革命者一生的羁绊》中大概聊了一下。 但是为了保证连续性，我们还是当成前情提要“复习”一下。 家是在外游子最后的庇护所，对于刘志丹来说也是一样。 并且刘志丹的这个庇护所说实话有点豪华。 当时很多职业的革命家在碰见挫折的时候都会往家走。 很多人不是很理解。 其实也不是太复杂。 我们简单的把刘志丹家的社会关系给介绍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刘志丹的父亲刘老太爷本身就是金汤镇的团总。 金汤镇隔壁的吴起镇团总张鸿儒是刘老太爷的结拜兄弟。 当地的驻军陇东民团司令谭世霖又是张鸿儒的老相识。 正是有了这层关系，谭世霖想扩张的时候，才收了刘志丹。 刘志丹的表弟赵连璧又是当时道上的大哥。 而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回家后，加入了哥老会当了二把手。 所以刘志丹回到家混的风生水起和他家的社会关系强相关。 回到家的刘志丹首先就盯上了他老爹刘老太爷的民团。 上来就在民团里拉出来两个连组成了一个营。 连长分别是庐仲祥和刘约三，军需官是马锡五。 后来谢子长又拉来了一帮人，加入到这个队伍。 满打满算三百来人。 这个时候谭世霖和我们上篇提到的石谦一样想要扩编。 就瞅上了刘世侄。 刘志丹正在瞌睡，谭司令就递过来了个枕头。 这哪有不枕上去的道理，毕竟老刘刚提出来的挂牌建军的三色理论。 「红色」是指组建工农武装。

「白色」是指在国民党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

「灰色」是指做土匪武装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 刘志丹和谭世霖一拍即合。 就这么滴。 谢子长成了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团长。 刘志丹是骑兵第六营营长。 就当谢子长、刘志丹准备再次起义的时候。 三团的一个叫张庭芳的营长背刺了老谢。 其实张廷芳背刺老谢这事儿倒不是多大的事儿。 但是对老谢的影响倒是挺大的。 因为张廷芳这事儿，老谢觉得刘志丹的这个三色论不大靠谱。 然后就离开了陕甘边去了陕北。 虽然老谢走了，但是刘志丹没有放弃。 张廷芳是叛变了，但是并没告诉谭世霖刘志丹要兵暴。 刘志丹瞅着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时间差把太白镇的营长给办了。 缴获枪支六十余杆，骡马五十余匹。 刘志丹太白收枪说的就是这个事。 刘志丹利用缴获的物资加上本身就有的队伍搞了四个连出来。 但是没多久就被另外一个小军阀陈珪璋给打散了。 队伍被打散之后，上级要求刘志丹在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那猫着。 半年之后，上级派高麻子找到刘志丹，要起义。 又是还没开始，就被举报。 这次是多亏老校长杜斌丞协调，刘志丹才跑了出来。 来回折腾了这么几次，刘志丹觉得不行，还是要有个根据地。 刘志丹把目光放在了南梁。 南梁和井冈山差不多，都是人穷地偏。 不光老蒋看不上，就连老蒋的小弟都不咋看的上。 不但这样，井冈山有王佐、袁文才，南梁也有赵连璧。 教员和王佐、袁文才之前虽然没啥关系，但是赵连璧却是刘志丹的姑表弟。 刘志丹把之前的队伍和赵连璧的队伍进行了整编成了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队长刘景范（刘志丹堂弟）。 第二大队杨丕胜、副队长白冠五。 第三大队贾生才。 军需官还是马锡五。 刘子丹是总指挥。 这支队伍就是陕甘地区红军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 1931年秋，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和晋西游击队、师储杰的商贩队会师。 这次会师不光加强了革命队伍的力量，也是西北历史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纠缠的开始。 西北的这个山头，因为谢子长和刘志丹牺牲的早，作为刘志丹这条线接班人的高麻子没出息的自杀了，所以后边就剩谢子长这条线的接班人阎红彦在拉扯。 我们简单的说下阎红彦。 阎红彦和谢子长是老乡，领路人是李象九，在16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组织。 清涧暴动的时候，阎红彦是唐澎的交通员和警卫排长，自然而然的和唐澎、谢子长的关系密切。 清涧暴动失败后，阎红彦受陕北特委委托去山西组建晋西游击队。 山西这边派的是拓克芳和黄子文，后来陕北特委又派了吴岱峰和杨仲远。 刚开始的时候阎红彦并不冒尖，晋西游击队成立的时候，拓克芳是大队长，黄子文是政治委员，而阎红彦只是副队长。 不到半年，游击队内部指责大队长拓克芳“右倾”，阎红彦接替了大队长的职务，黄子文接替了政治委员的职务。 即便是晋西游击队的框架搭建了起来，但是人员数量十分有限，直到山西陕西一带的商贩武装加入进来，游击队才稍微有了起色。 这个商贩武装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师储杰。 师储杰和晋西游击队结合多亏我们上篇提到的井秀岳。 井秀岳把老阎和老师干的不要不要的，两人见上面的时候，老阎只剩了三十来人。 俗话说的好，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 游击支队成立，也扛不住井秀岳的进攻。 没有办法，再加上刘志丹之前就和师储杰接触过，所以就和阎一块找到了南梁的刘志丹。 1931年10月20日，刘志丹、阎红彦、师储杰会师。 刚见面的时候，三方还其乐融融，阎红彦还把自己的配枪送给了刘志丹。 但是10月30日谢子长奉上级的命令来到队伍担任总指挥，事情就不那么好玩了。 会师后队伍人数达到了一千多人。 上级觉得突然间又行了，准备硬碰硬的和光头的队伍搞一把。 刘志丹坚决不同意，认为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枪支弹药还是不够，为了获取军需，应该和陈珪璋聊聊。 谢子长却坚持要用红军自己的旗号马上就干。 刘见一时半会也说不通谢，提了个建议。 为了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要两支游击队的主要人员拜把子。 谢执拗不过，只好同意，刘马上张罗香案，准备鸡、酒。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白锡林、赵连璧他们几个磕了头，喝了鸡血酒。 刘还像模像样的写了个金兰谱。 虽然头是磕了，但是打啥旗号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在上级部门的介入下打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的番号。 谢当总指挥、刘当副总指挥，一共600来人，200多条枪。 下边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 师储杰和刘志丹分别担任支队长，白锡林担任警卫大队长。 虽然旗号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两个人的矛盾爆发了。 主要是在部队纪律整肃上边，原来的晋西游击队(编在一支队和警卫大队)纪律较严，谢主张对成分复杂、不可靠的人 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 南梁游击队(编在二支队)的纪律比较松散。 刘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者予以个别清理。 加上阎红彦去西安搞回来了一批弹药，大部分都给了原来的晋西游击队，造成了枪支分配严重不均衡。 原来的晋西游击队不到两百人一百多条枪，南梁游击队加上师储杰四百多人也是一百多条枪。 晋西游击队的看不上南梁游击队的，南梁游击队的自己也憋着一股气。 和我们前边聊鄂豫皖南麻三十一师看不上商南三十二师一个道理。 两支队伍的冲突的导火索是一百多头毛驴。 南梁游击队的拉回来了一百多头毛驴，说是打土豪搞的。 晋西游击队的说是抢老百姓的，具体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大概率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有一百多头驴干啥老百姓。 晋西游击队的觉得这种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 谢下定决心要缴了南梁游击队的枪。 同盟军党委在不通知刘的情况下秘密开会，决定清楚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打出红军的旗号。 会后，谢集合全部队伍，晋西游击队和师储杰包围南梁游击队，当场击杀赵连璧，强迫骨干离队。 师储杰一看这种搞法，第二天就溜了投敌。 因为谢刘双方的克制，没有造成ft那样的事情。 行动前，谢、阎明确表态，杀赵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动刘。 事情发生后，刘一直沉默以对，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只是事后单独向省委反应。 甚至有人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当天，刘、谢还睡在同一张炕上。 刘去省委反映情况后，谢成立了陕甘红军游击队。 1986年中央办公厅下发第103号文件： 1931年10 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同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

部队进驻正宁县三甲原后，谢子长同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有的称“三甲原缴枪”)。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

好在这支队伍中有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的指挥下，接连打了两次败仗。 之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没稳定过。 先是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了游击队，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指派刘志丹担任总指挥。 这个时候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黄子文主张南下三原，建立渭北根据地。 黄子文的意见遭到了刘志丹的反对，老刘认为渭北是平原不利于游击斗争。 在总指挥刘志丹和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生了争执期间。 阎红彦取代刘志丹成了第三任总指挥。 但是阎红彦并没有改变游击队的困境。 后来上级又派李艮到游击队担任政治委员。 李艮这个人打仗外行，内斗内行，拉上被阎红彦排挤在外的高麻子就和阎红彦干。 游击队屡战屡败，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眼看交不了差，李艮就和黄子文一起离开了游击队。 这个时候上级看这个样子也不是个办法，就又派谢子长重新担任游击队总指挥。 在游击队打耀县的时候，刘志丹见到了不满20岁的老太爷，也是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负伤，刘志丹代理总指挥。 刘志丹带着剩下的队伍“转悠”了两个多月，上级指示要成立红二十六军。 跟着上级指示一块到游击队的还有上次来过的杜书记。 这次过来跟上次来的目的一样，清除谢子长出局。 这倒不是杜衡和谢子长有个人恩怨，还记得溜了的李艮吗？ 李艮离开游击队后回到了省委并且写了个报告，说游击队内部谢子长、阎红彦只手遮天。 这次李艮不光要把谢子长和阎红彦调离陕西到上海受训学习。 并且还要把刘志丹也调回省委另行安排。 这个时候由杜衡内定王世泰干26军42师第二团的团长（就这么一个团）。 老王是知道自己有多大斤两的，坚决不干，刘、谢必须要留下一个，要不然不干这个团长。 杜衡没办法，只好让刘志丹留下，担任第二团政治处长，杜衡自己兼任了第二团政治委员。 作为红26军的主要负责人杜衡开始了自己的骚操作。 他让26军硬攻庙湾民团。 庙湾的民团头子叫夏玉山，原来和红军有一定联系，还补充过弹药给陕甘边游击队。 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统战对象，结果杜衡非要取人家的“项上人头”. 但庙湾民团实力不弱，一仗打下来，红二团的骑兵连连长牺牲，步兵连连长张秀山负伤。 杜衡还把香山寺给烧了，搞的 1000 多名和尚无家可归，也成了红军的死对头。 这种随意树敌、胡乱蛮干的做法让红 26 军最后就剩下了一个薛家寨。 杜衡一看这么个情况，开始鼓动南下渭华，准备放弃照金根据地。 虽然遭到了刘志丹的反对，但是并没有因此改变红 26 军的命运。 红 26 军按照杜衡的意见南下渭华，结果招致预料之中的惨败。 杜衡本人被俘叛变，部队基本垮掉。 只有刘志丹、黄罗斌、汪峰、吴岱峰等 70 多人幸存。 1933年8月，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红 26 军的问题。 当时一共有三股武装力量，一股是王泰吉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一股是红4团，一股是耀县游击队。 最后会议决定，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联合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麻子任政治委员。 两个月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42师建制，王泰吉担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麻子任政治委员。 第二年一月，王泰吉主动提出继续去国民党部队搞兵运，刘志丹接任师长。 从1934年2月开始，刘志丹率领红42师历时两个多月先后打退谭世麟、张廷芝等人的民团武装的进剿以及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特别是西华池战役，全歼敌军一个团部、两个营以及一个机关枪连共 700 多人。 被誉为“从照金根据地出发以来，打得最漂亮、最痛快的一仗”。 刘志丹南下关中，一时打出了“九战九捷”的威名。 其后，在刘志丹、张秀山、老太爷的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扩大到东至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条梁一带。 建立了庆北、淳耀、富西、富甘、定边、西靖边、合水等七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岸、安塞、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 从“清涧暴动”“渭华起义”开始到 1934 年年中，长达八年的斗争中,正是因为有了刘志丹所采取的比较灵活、务实的方式，才使陕甘边根据地得以走上正轨。 在刘志丹的带领下，一些昔日的山大王、土匪如郭宝珊等逐渐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将领。 一些原本并无多少经验的年轻人如老太爷等逐渐成长; 一些在旧社会底层游走的哥老会成员如马锡五等逐渐成长为开国后政法战线上的模范。

西北往事（3）孔原这个人 原创 鲁班路40号 鲁班路 2024年05月06日 13:30 写了一万多字了，还没到米帅点菜点的朱理治和郭洪涛。 我们先聊下他俩后边的大佬孔原，顺便把中山大学那边的破事也讲讲，勉强算个番外吧。 开篇点题，孔原不管是不是那二十八个半之一，他干的事儿和那二十八个半相性还是比较一致的。 这二十八个半，不说全部，最起码一多半刚回国净干些现在看来生孩子没P眼的事儿。 孔原是江西萍乡安源人，提到安源了解党史的朋友肯定能想到工运。 看看安源工运的三个领导，教员、胡服、李立三。 就知道安源工运在党史上的地位。 严格意义上说，孔原的出身还不错，他父亲是个理发匠，算个手艺人。 孔原小时候是在他表兄家长大的。 他表兄在安源矿上当矿工。 当时矿上的管理不比现在，没那么严格。 所以他经常跟着表兄去矿上转悠。 看着矿工凄惨的生活，年纪轻轻的孔原那是满腔愤懑，不知道怎么去发泄。 也不用说什么孔源小时候正义感强什么的。 在做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那一个不是正义感爆棚。 感觉老天爷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二，身上浑身是劲儿，恨不得把天给捅个窟窿。 每个都是自命不凡，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 只是到后边房贷、车贷、妻子、儿子压的自己不得不像生活低头。 孔原和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样一样的。 刚好教员、胡服、李立三到矿上组织工运，办了个工人补习学校。 后来还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还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在教员之后搞的秋收起义也是出了大力，不清楚的可以翻翻之前红创的本子。 迷茫无措的孔原和表哥自然而然的加入到了这个俱乐部，成了三个大佬的小迷弟。 18岁那年，孔原接到组织派给他的任务，去萍乡中学开展学校的工作。 当时和现在一样，上学需要文凭，孔原因为读的私塾，没有这玩意儿。 工人补习学校倒是可以给他出个东西，但是补习学校的文凭就和现在的网络教育一样，别人不认可。 组织就帮他搞了个别人文凭，为了遮盖住文凭上原来的名字，孔原就给自己又起了一个名字：陈铁铮。 这事我是不怎么相信，真假大家自己判断。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孔原干上了“带路党”的活计。 所以才有了后边一个不满20岁的剃头匠的儿子干上了萍乡县法庭庭长。 南昌起义的时候，孔原参加了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去了上海，之后就被组织安排到中山大学学习。 中山大学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搞的学校，光头在国内搞四一二背刺革命，这学校自然而然就搞不下去了。 所以，孔原和张闻天的媳妇刘英、陈乔年的媳妇石静宜是中山大学的最后一批学生。 孔原到中山大学上学，可以说是他这一生的转折点。 虽然光头背刺了革命，中山大学里边果党的学生逐步退出。 但是即便如此组织内部自己的学员，也因为苏联的政治环境也是矛盾重重。 苏联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中大校内。 并且被那二十八个半带回国内，甚至的经过发酵得到“升华”。 1927年5月斯大林来到中大学进行了演讲。 “中大”校长拉狄克成了斯大林这次讲话的靶子。 因为是拉狄克赞同托洛茨基，所以斯大林基就干拉狄克，拉狄克自然厄运临头，站到了被告席上。 站在被告席上倒也没啥问题，但是和斯大林硬刚，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慈父的名号毕竟也不是白叫的。 但是拉狄克却在私下受到足够的“暗示”，只要“坦白”就会得到从宽。 拉狄克也是会来事儿，马上劈头盖脸的把自己骂了一顿，承担所有的罪行。 “软骨头”从来没有好下场。 虽然自己的同伴马上被枪毙，自己只是被判了十年监禁，但是他只比自己的同伴多活了两年。 被判两年后，拉狄克被室友群殴致死。 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托派的支持者，24岁的副校长米夫是反托派的带头大哥。 按道理正职出事儿，副职顺位顶上，名正言顺。 但是拉狄克出事儿后，米夫正在中国，所以教务主任阿戈尔暂时代理校长。 米夫离的远顾不上吱声，中大书记赛德尼科夫不安逸了。 凭鸡毛你个教务主任干代理校长，两个人就掐了起来。 这就是中大“教务派”和“党务派”之争。 鉴于当时苏联的风气，国内的学员迅速卷入了教务主任阿戈尔和书记赛德科夫之间的争执。 建党元老，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和董亦湘、周达文支持教务主任阿戈尔。 沈泽民、张闻天、李卓然支持书记赛德尼科夫。 刚开始还是正常的争论，搞到后边双方开始给对方头上扣屎盆子。 沈泽民他们说俞秀松这一波搞了个“江浙同乡会”，搞山头主义把持教务派工作。 其实“江浙同乡会”只是一句玩笑： 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的孙冶方因为收入相对比较宽裕，有的同学就敲他“竹杠”，要孙冶方请客买菜买肉，孙冶方也答应了。聚餐的那天来了一些人，包括孙冶方的同学、董亦湘、左权、陈启礼等，挤了满满一屋子，把同屋的乌兰夫都给挤跑了。大家有说有笑的，声音传到外面，正好“中大”的学生公社主席王长熙路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口音，后来就对其他人说他们那里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从此，“江浙同乡会”不胫而走。

凑巧的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当时也在莫斯科深造，因为去的是军政大学，待遇比照苏联红军军官，所以，就有蒋经国的江浙同乡来信要蒋经国出钱请客，他们在信中用玩笑的口吻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而蒋经国也用玩笑回敬。一来二去，“会费”被传的沸沸扬扬，成为“江浙同乡会”的又一口实。 两帮人掐的正凶的时候，米夫回国了。 和米夫一块回到苏联的还有他的翻译王明，他们一回到中大，撸起袖子就投入到派系斗争中去。 王明建议米夫拉拢校内第三派势力，暗中联合党务派，联合打击教务派。 米夫按照王明的意见办，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很快被解职，支部局书记赛德尼科夫随后也离开了学校。 米夫与上级派来的别尔曼（新任支部局书记）联合控制了“中大”。 1927年 11 月 7 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集会上，突然有些来自“中大”的学生打出“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标语口号。 联共开始介入中大的派系纷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向总发表态“江浙同乡会”是个反D小组织，正是因为这个表态，两个月后六大，向忠发才能当上老大。 六大之后，那悲剧简直是层出不穷。 就是因为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决定照搬苏联的经验，盲目崇拜斯大林。 联共也以老子党自居，强迫国内接受他们的理念，代言人王明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