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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老衲 · 2011-03-13 · 来源：飞扬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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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极度敬佩的，尤其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号召党内利用“和平时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号召。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却掉以轻心，并产生了轻率的行为。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即召开国务院会议，并号召有关部门修改1956年的年度计划。五六天内，就重新制定出了各种计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最为“高速”的一次。

对国务院有关计划部门，刘少奇曾经批评过“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的行为，而这次的修改计划的速度和过程，则创造了人类“奇迹”。而且，各部门和地方，还在不断的加码。这一下，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慌了手脚。薄一波在他的回忆中描述，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限制和修正这种“冒进”的计划。但是，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在修改计划时，除了盲目之外，更主要的是缺乏必要的综合测算。即对国内资金和物资供应基础，没有进行总的规划。还有一点，即国务院主要领导在号召修改计划时的“一哄而起”的官僚主义作风。

正是在没有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的规划，而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使得计划的修改工作出现了无法更正的混乱。最后，只好来个“剃平头”的做法。即不分是否该消减，统一的按照比例进行消减。直到半年后，国务院终于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的总规划，修改计划的“闹剧”才被遏止。

试想一下，如果国务院准备修改计划时，首先给出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规划，并且，象毛泽东一样，主要领导分别召集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研讨，会是什么结果？一哄而起后，再召集各部门、地方商讨“消减”，其处于被动、尤其是造成“剃平头”的结果，是必然的。

这个责任，完全是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责任。但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国务院主要领导，显然并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在出现问题后，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当代有关人士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把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做法，而正是从这些回忆中，使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提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建设方针，国务院有关领导则补充了一句“有多少物资”进行完善。问题是，国务院的责任，不仅是在文字上做工作，更主要的是必须有个实际的方案。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是多少？即国民经济建设的力量到底“有多少钱”？又有“多少物资”？这是在制定和修改计划前必须给出的估算。不然，只能导致各部门和各地制定计划工作的混乱。而这个估算，直到计划工作混乱不堪时，才再近半年后出台。

“多、快、好、省”的方针中，国务院主要领导也在文字上给予了“补充”，但是，如何“好”？又如何“省”？依然没有丝毫的措施。

因此，实际工作中，出现“冒进”甚至混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反冒进”的做法，显然是在把这些本质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的基础上、针对毛泽东进行的。陈云在当代的有关回忆中，确切的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是“照顾了毛泽东的面子”。

周恩来在1956年1月，开始大张旗鼓的“反冒进”，而且，多次警告不能提“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而“提前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号召。

从1956年1月，到1956年底，是“反冒进”最激烈的时期。1月开始的“反冒进”，主要是针对计划修改工作的。到5月，国务院终于给出了国家资金和物资供应能力的总测算，才使得对计划工作的“反冒进”告一段落。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各地方实际工作中的“冒进”现象上，即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现象。

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仍然不从自身的责任考虑问题，所以，也不会吸取修改计划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教训，而进行实际方案的制定。因此，“反冒进”的力度，主要体现在政治批评和文字工夫上，而并不能做到以制度或条例的形式进行切实的工作。

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了许多年，在“大跃进”时期尤烈。即一旦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什么决议并开始执行时，负责贯彻的国务院以及具体业务部门，都呈现出同一的状态：对战略决议下的具体制度建设不做，而只进行盲目的号召。而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战略方针确定后，在具体推动和实施中进行制度化和条例化建设。

而且，还有一个同一的状态：即最终都是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制度和条例的制定工作，而且，对问题的责任，也总是最终引向毛泽东。

刘少奇在“反冒进”热烈之时，再次出面了。召集中央的有关会议，并指示以社论的形式进行“反冒进”，把“反冒进”推向了更高的政治高度。对《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陈云在当代明确指出，社论主题就是“反冒进”，而加上“反对保守主义”的字样，不过是照顾毛泽东的“面子”。

做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刘少奇此时的确应该出面，但是，他应该指示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进行切实的制度思考，在措施上加大力度，而不是把“反冒进”在政治上再提高一步。而刘少奇每次在关键时刻的“出面”，都无一不使高层出现矛盾，并使得被他支持的干部无一例外的受到批评。甚至，使整体工作出现混乱。

在合作化期间，对邓子恢“大砍合作社”（小脚老太太）的支持，也是在关键时刻。而且，如同支持“反冒进”一样，只注重了某种倾向，而不考虑具体措施的完善：邓子恢在合作化中的缺陷，就是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问题；政策宣传严重缺乏，针对问题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具体工作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陈毅元帅在当时就提出过一针见血的批评：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了，又手忙脚乱起来。

刘少奇显然没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邓子恢受到了“小脚女人”的批评，并被搁置起来。显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更没有在邓子恢的问题上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接到社论的样稿后，批示道：不看了。毛泽东的不满是明显的，刘少奇等人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也十分明了毛泽东的不满，但是，还是强行发表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当代指出，刘少奇当时应该就“反冒进”等问题与毛泽东等人沟通一下，起个“缓和”的作用，而刘少奇当时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但是，刘少奇却在中央高层起了好的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屡次召集各地方、各部门调研探讨后，刘少奇在1956年初率先召集中央各部门听取汇报，对各项工作进行研讨。毛泽东回京后听说了刘少奇做法，大加赞赏，并随之也召集了更多的部门进行研讨。就在国务院为修改计划手忙脚乱、从而“反冒进”甚烈之时，毛泽东却利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调研探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干预国务院的具体工作，而是从这些汇报和调研中，思考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和战略安排。

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率先在工作方法上做出了表率。尽管刘少奇经过调研和讨论并没有得出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种工作方法却足以让国务院的有关领导进行仿效。而此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从行为上恰好跟毛泽东相反：即毛泽东更象一个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而国务院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领导，却更象领袖。毛泽东召集34个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研讨工作，而国务院却多次召集大会、用舆论和政治批评来改变修订计划的混乱现象。

刘少奇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以及适当的发展速度，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听取了大量的汇报，却并不能就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什么总结，对阶段性的工作，显然也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因此，当中共“八大”召开时，负责起草总体工作报告的刘少奇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撰写这个报告。毛泽东经过调研，总结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刘少奇如获至宝，才让秘书组写出了“八大”的政治报告。

当代有个人撰文指出：毛泽东是看到刘少奇召集各部门调研，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才召集34个部委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各部委领导的观点。而且，还描写了毛泽东如何的“疲劳”表现。问题是，除了毛泽东，任何一个人，就是每天不停的调研，也不可能总结出《论十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维来。

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共高层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权力格局下，统一表现为：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英明的，也是及时的抓住了国内的总体形势，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这个关键的权力层的表现，却总是缺乏两端。既缺乏整体的战略思维，而对具体的贯彻，更缺乏相应的具体措施。就是说，有效的权力格局应该是：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思维，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对各种问题和缺点的原因归责，就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国务院）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个关键的权力层面的。这个权力层面由于缺乏建设经验，而且，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表现为：毛泽东发出战略号召后，便随后也高昂的号召和推动，而战略思维细化为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工作却放弃了。因此，建国后到“文革”前，总是表现为，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出面亲自领导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工作，而后才走向正规。

邓子恢具体负责合作化领导工作后，就是这样的表现。毛泽东和中央开会决策，邓子恢再开会传达。具体该怎么做，对基层工作的及时了解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环节，几乎不存在。而毛泽东三令五申的指出：要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取信于民，要尽快制定出合作社的有关章程。但是，邓子恢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出现问题后不是改变工作方法，而是直接把责任和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合作化。所以，当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领导具体工作时，在排除了邓子恢的干扰后，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整肃干部的工作作风，在短期内，就成功的完成了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的邓子恢阶段和毛泽东阶段的两个阶段的对比，反差是强烈的。从建国后一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的1962年，这个期间，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爱护和宽宥，几乎近于纵容。这跟毛泽东对干部工作经验的认定有着极大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把干部的缺乏经验当作工作失误的首要原因。“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便放弃了这种宽纵：十五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干部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再是首要原因了。

正当刘少奇把“反冒进”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时，周恩来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基于1957年“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周恩来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转变：第一，从原来的批评1956年的经济工作“冒进”，转变为颂扬1956年经济工作是“跃进”；第二，“反冒进”的力度基本不存在了（1956年，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比比皆是，而1957年、尤其是“反右运动”后，则很少再看到周恩来“反冒进”的声音）。

按照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即从“反右运动”开始，周已经意识到热火朝天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并且，开始把“冒进”这个词语改成“跃进”。

1957年10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工业的发展目标时，也提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目标：在钢铁、煤炭等四项工业物资生产上，十五年超过英国。同时，电话通知国内不要再“反冒进”了。

周恩来在工作上的失误，导致自己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所谓“冒进”，即国家经济建设年终盘店时没有物资和资金的“结余”、而出现“赤字”，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国务院的制度建设不到位致使地方经济建设出现“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周恩来的失误就是在消除这种错误的倾向时，主要运用了高昂的政治批评手段，而且有直接针对毛泽东的倾向（“提前实现工业化”），却缺乏利用制度和措施的方法进行切实的限制和纠正。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没有一个人去思考制定限制和纠正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毛泽东的批评也体现了这个意思。毛泽东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批评“反冒进”“泻了全国人民的气”、给右派攻击中共提供了依据。第二，对具体工作中的一些纠正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对具体工作的纠正，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而不该搞什么“反冒进”、形成一股风气。第三，毛泽东指出，希望今后的工作方法改变一下。

“订几条措施就可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改计划发生的“冒进”，完全是国务院自己造成的。修改之初，不给出国家物资和资金的供应限额，也不给出各部门、各地区的供应比例关系，高昂的引导人们盲目修改计划，不出现混乱就奇怪了。直到五个月后才给出国家供应能力等数字的测算，不能说是一种故意，但至少制订和修改计划必须先给出供应能力和比例关系的测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只顾多快、不顾好省”的现象，连毛泽东都明确指出“制订几条措施限制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国务院（包括刘少奇）就是不做，而且，就是要在政治上做文章。

有学者指出，从1955年到1962年这个期间，实质上是毛泽东的经济战略（或经济路线）与另一条经济路线相争执的阶段，而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后，以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全面胜利而告终。

另一条经济路线，即“稳妥”的经济路线，其实质就是每年的国家投资要有“结余”，象1955年那样，资金结余、物资结余，这样就稳妥。而一旦国家建设的速度快了一些、出现财政赤字，就被“稳妥经济”者们批评为“冒进”。1956年的经济建设被国务院认为是“冒进”，就在于1956年出现的是2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非“结余”。1956年能出现那样的经济建设成就，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与“稳妥派”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就是要打破这种“稳妥”。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正是可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稳妥”的经济路线，只能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突破这个“稳定”、出现适当的财政赤字（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冒一点”），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1956年的经济增长就是1955年的增长的两倍还要多。经过“反冒进”，1957年的经济增长，也不足1956年的二分之一了。这也是“右派”指责的“1956年冒了，1957年又退了”“中共不能领导经济”的依据。

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可以概括为“阶段论”和“辨证平衡论”。“阶段论”，即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有阶段性的，极端落后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快速，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相应的稳缓下来。“辨证平衡论”，即“打破机械的平衡测算”，也就是突破平衡，再到平衡，再突破平衡……周而复始。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恰好与“稳妥派”的观点相反，“稳妥派”指责“突破平衡”就是“冒进”，没有“结余”，就是“左倾”，而对“阶段论”，则不是不承认、就是根本不懂。因此，当1955年出现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结余”后，他们不会从国内的建设需要出发采取解决办法，而是以长期出口和减少生产来解决“结余”的问题。这种“稳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危害是致命的。也因此，邓小平执政后，多次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是针对这些“稳妥派”的。

至于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是毛泽东的经济路线造成的，在当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各有道理、难分轩轾。其实，如果用“建国后始终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研究那时发生的问题，一切疑问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对哪个《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噪冒进》的社论，毛泽东深恶痛绝。在大会上，毛泽东拿着刊登着那篇社论的报纸，捡其要旨，逐句批判。但却没有批评刘少奇，而是绕开了刘少奇直接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等国务院的主要领导。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是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