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康生（1898—197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名张叔平，又名张绍卿。山东诸城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卅运动。20年代后期在上海从事白区党的工作。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同年9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时补选为中央委员。1933年7月去苏联，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追随王明，推行宗派和“左”倾冒险主义。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和延安整风期间，以逼供信手段制造多起冤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后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

从1948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山东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后长期养病。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彭真组长）。

1959年4月至1964年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2年9月，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职务确实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是因为5月会议讲话和支持毛主席反对二月纲领，出头就是支持毛主席）。

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届中央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人物生平

播报

1898年，生于山东诸城。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7年冬，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搞“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75年12月16日，卒于北京。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王永魁）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4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4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 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意识到这个批示不同寻常。18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

　　1964年1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4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

彭真在发言中首先做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彭真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后，表示应该为文艺界分担责任。又提出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当前文艺战线要抓三件事：一、统一认识。要正确估计形势，明确方向。二、拟定规划。积极提倡演现代戏。三、加强写作队伍。”刘少奇肯定了周扬的发言后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4年2月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收到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认为这件事“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5月8日，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说她个人要看，把报告草稿要走，抢先送给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

　　1964年6月5日至7月4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计划，彭真要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比第一个批示的措辞更严厉，彭真在讲话中既要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又不愿违背党一贯的文艺政策，因此讲话出现了既严厉又不失温和的语气：“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怎么能够允许京剧这么一种重要的剧种，艺术水准比较高的一种剧种，我们艺术上一项重要的遗产，老这样帝王将相的演下去？继续演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那不行。那样，客观上就是帮助封建势力进行封建主义复辟活动，帮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老实讲，文艺界的问题是相当多的，绝不比其他方面少。所以，在文艺战线方面，要进行整风，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家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自己检查清理一下过去几年自己写了些什么作品，演了些什么戏，拍了些什么电影，唱了些什么歌子，奏了些什么音乐，画了些什么画，有哪些作品，哪些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带有资产阶级残余影响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发现错误、缺点，改掉就好了！文艺界都要这样做，京剧界也不例外。”毛泽东认为彭真的讲话“讲得很好”。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的工作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 见事迟 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当时陆定一的想法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 百家争鸣 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这个 文化革命 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480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彭真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 很混乱 ，最近又批评有些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 裴多菲俱乐部 ；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可改为帝王将相部，鸳鸯蝴蝶部，为什么不可以解散？甚至说，我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 合二而一 论，李秀成的问题也要讨论，还有高薪问题。有些大知识分子入了党，宇宙观如何？入党太容易，共产党成了全民党。”

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

　　“五人小组”的成员都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在毛泽东做出“两个批示”的形势下，他们也是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提议他们组成这个领导小组，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9月11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会议，讨论部署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整风问题。

　　9月24日，彭真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怎样领导整风的问题。彭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自己的认识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评，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半年内对意识形态的革命大喝几声。所以，我请少奇同志主持开了会，还攻了一下京剧演现代戏这一关。

关于整风问题，彭真提出：第一，先整党内。整个文化战线上的党员同志，都要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错误，赶快改。第二，党内怎么搞法：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毛主席指示说：还是要进行教育。多数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准许人家革命。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第三，从何入手？从作品搞起。在一篇作品里，问题多得很，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区别敌我性质和人民内部问题，错误是比较系统的、一贯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人民内部问题还是采取整风的形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体来说，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两种办法：一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大家帮助。灭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有个过程，要经过痛苦的过程，要和风细雨，小会批判，不搞大会斗争。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陆定一和周扬都讲了话。江青也参加了会议。

　　1965年2月17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彭真在讲话中强调：要以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针对1964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彭真说：北大工作队也要总结经验，研究今后怎么做；不要盯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紧张空气要放松一下。会后，陆定一即向北大工作队作了传达。但是，北大工作队并未积极贯彻执行“五人小组”的意见，致使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迟迟不能得出结论。4月2日，陆定一代表“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原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重新设立了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1965年4月4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94次会议，听取陆定一关于半年来文化界和思想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情况汇报。彭真说：现在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很见效，理论上也把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批判。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找岔子出名。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小是小非在小组里去处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学术界也是这样，人家过去讲得不对的允许改正，批评要同志式、友谊式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别人，使自己一举成名。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化部的改组，是毛泽东几年来对文化部工作不满，文化界整风的结果，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的结果。这次改组，从“实践”上论证了“完成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