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谈包产到户与庐山会议 -- 张新泉

1954年9月，国家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54.11.08正式成立），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包括制定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检查和督促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研究和解决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间题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审查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重大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审查部分重要城市的城市规划设计等。

国家建委成立初期，内设18个厅局机构，1956年增至20个。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其工作分别交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建筑工程部负责。

主任

薄一波（1954.11-1956.8）

王鹤寿（1956. 8-1958. 2）（冶金工业部部长兼任）

副主任

王世泰（1954. 11.08-1958. 2）

孔祥祯（1954. 11-1956. 8）

孙志远（1954. 11--1956. 8）

安志文（1954. 11-1958. 2）

谷牧（1954.11.08--1956.8）

刘星（1956. 8-1958. 2）

李斌（1956. 8-1958. 2）

1954.11.08--

主任：薄一波（后去经济委员会兼任副总理）

副主任：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

1956.08—1958.02

主任：

王鹤寿（58年6月份去了财经小组，由陈云领导）

副主任：

王世泰、安志文、刘星、李斌

1958年11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管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等工作。

1958年11月至1961年1月

主任

陈云（1958. 11-1961.01.27）（党副主席，副总理，经济小组组长兼任建委主任）

副主任

宋劭文（1958. 11-1959. 10）

刘岱峰（1958. 11-1961. 1）

柴树藩（1958. 11-1961. 1）

杨作材（1959. 4-1961. 1）

程子华（1960. 2-1961. 1）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主席、主任

高岗（1952. 11-1954. 8）

副主席、副主任

邓子恢（1952. 11-1954）

李富春（1953.9-1954. 9）

贾拓夫（1953.9-1954. 9）

委员

陈云（1952. 11-1953）

彭德怀（1952.11-1953）

林彪 （1952. 11-1953）

邓小平（1952. 11-1953）

饶漱石（1952. 11-1953）

薄一波（1952. 11-1953）

彭真（1952.11-1953）

李富春（1952. 11-1953）

习仲勋（1952.11-1953）

黄克诚（1952.11-1953）

刘澜涛（1952. 11-1953）

张玺（1952. 11-1954. 9）

安志文（1952. 11-1954）

马洪（1952. 11-1954. 2）

薛暮桥（1952. 11-1954. 9）

主任

李富春（1954.9-1966. 5）（大跃进时期一直在位，由经济小组指导）

第一副主任

余秋里（1965. 11-1966. 5）

副主任

贾拓夫 （1954.9-1955；

1958-1960）

张玺 （1954. 11-1959. 1）

薛暮桥（1954. 11--1958. 9；

1960. 12-1966. 5）

彭涛（1954. 11-1956. 12；

1960.3-1961. 11）

顾卓新（1954. 11-1963. 7）

韩哲一（1954. 11-1956. 10；

1958------1962. 12）

杨英杰（1954. 11-1958；

1962. 10-1965. 11）

骆耕漠（1954. 11-1956. 6）

王光伟（1955. 12-1966. 5）

倪伟（1956. 12-1958）

宋平（1956. 12-1962. 12）

柴树藩（1956. 12-1958；

1961. 1-1965. 1）

刘明夫（1956. 12-1966. 5）

安志文（1956----1965）

王世泰（1958.4-12）

刘星 （1958.4-12）

朱理治（1958. 10-1960. 11）

宋养初（1959.8-1963. 2）

高云屏（1960. 12-1966. 5）

范慕韩（1960.12-1965.3）

方毅 （1961.3-1965）

刘岱峰（1961.1-1963. 7）

杨作材（1961.1-1966. 5）

程子华（1961.1-1965.2）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组成“小计委”，并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日常事务。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

　　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全国综合性宏观调控工交系统主管部门。

　　主任

　　薄一波（1956.05.12--）（由陈云指导）

　　苏 静（1968.09—1970.06.22）军管会

　　副主任

　　……

　　叶林 （1956.7-1966. 5）

　　王新三（1956.10-1960.11）

　　薛子正（1957.2-1958. 4.4）

　　贾拓夫（1957.4-1958. 3）

　　周光春（1957.4-1958. 9）

　　郭洪涛（1958.3-1966. 5）

　　张国坚（1958.3-1962. 7）

　　李斌 （1958.3-9）

　　薛暮桥（1959.8-1960. 11）

　　王逢原（1959.8-1964. 9）

　　周仲英（1959.9-1966. 5）

　　袁宝华（1960.9-1966. 5）

　　赵尔陆（1960.9-1961）

　　杜星垣（1960.9-1961. 4）

　　张有查（1960-）

　　饶斌 （1961.5-1963. 9）

　　宋养初（1963.2-1965. 3）

　　柴树藩（1965.1-1966. 5）

　　吴砚农（1965.2-1966. 5）

　　高扬文（1965.3-1966. 5）

　　杨压 （1965.7-1966. 5）

　　李哲人（1965.8-1966. 5）

　　李开信（1965.8-1966. 5）

　　副主任

　　1958.10.20--

　　郭洪涛、薛暮桥

　　1959.08.25--

　　孙志远、谷牧、张国坚、王新三、叶林、周仲英、王逢原

　　主任

薄一波（1966.5-“文革”初期）

　　第一副主任

陶鲁笳（1966.5一“文革”初期）

　　副主任

叶林（1966. 5-“文革”初期）

　　郭洪涛（1966.5一“文革”初期）

　　袁宝华（1966.5一“文革”初期）

　　周仲英（1966.5-“文革”初期）

　　柴树藩（1966.5一“文革”初期）

　　吴砚农（1966. 5一“文革”初期）

　　高扬文（1966.5-“文革”初期）

　　杨压（1966. 5一“文革”初期）

　　李哲人（1966. 5-“文革”初期）

　　李开信（1966.5-“文革”初期）

　　1952年7月，刘少奇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该意见强调除健全现有的4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1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厅（中央办公厅）外，另增设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工作、农村工作等部门。[5]

　　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5]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为部长。[5]

　　1953年秋，各中央局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

　　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

　　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

　　第四办公室，主任刘澜涛。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上述四个办公室撤销。[5]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1952.11—1962.11）

　　副部长

　　廖鲁言（1952.11—1962.11）

　　陈伯达（1952.11—1962.11）

　　陈正人（1952.11—1955.11）

　　王观澜（1954---—1962.11）

　　刘建勋（1955.11—1957.12）

　　秘书长

　　杜润生（1952.11—1956）

　　1962年11月9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原农村工作部的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由副总里谭震林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等为副主任。

　　邓子恢的领导职务被免除，毛泽东指责他和农村工作部被“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从此退出了农村工作的舞台。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一直担任农业口领导）。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其中，中央财经小组代替了1957年1月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可是陈云没换啊）

《通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

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治菊）。

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段话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国务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评，也是对此前“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在组织措施上的具体纠正。

这段话明确规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即：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它已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一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尽管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和权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但为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从财经方面发挥好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参谋作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展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多次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

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组长陈云提出了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提出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基建应服从生产，并在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时下大力解决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市场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提出采取认真精减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品的生产等有效主张。

可以说，“大跃进”以来作为咨询机构、发挥参谋作用的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

　　中央经济工作小组

1957.1.10—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7.1.10—1958.6.10

　　中央财经小组

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8.6.10--“文革”初期

　　副组长

　　李先念

1962.4—“文革”初期

　　1957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小组成立以后，即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康生）小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

其中财经小组组长为陈云，

副组长是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

组员有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

　　此后，中央财经小组就落实钢铁指标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文选》第361页的注释113，196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

　　196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与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有几点不同。

　　第一，前两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这一次却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这种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两次高，甚至包含着毛泽东对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西楼会议”的决策是有所保留的。

　　第二，前两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组的意思，这一次通知只是确定了组长、副组长、组员是哪些人，没有提“成立”二字，也没有提“恢复”二字。

　　第三，前两次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小组的性质，尽管规定的性质不一样。

　　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规定这些小组没有决定权，是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这次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的性质。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与1958年6月通知的对立。

　　尽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但“西楼会议”的决定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是规定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的。据邓力群回忆：“西楼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据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组员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是“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是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财经小组不是如有些史学著作所说的是“恢复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虽然名称上都叫中央财经小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当时财经工作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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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为“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原子能工业的更大成果”，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

周恩来为主任，

贺龙（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副总理）、

李富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

李先念（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财政部长）、

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

聂荣臻（副总理、军委副主席）、

罗瑞卿（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

赵尔陆（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王鹤寿（冶金部部长）、

刘杰（二机部部长）、

孙志远（三机部部长）、

段君毅（一机部部长）、

高扬（化工部部长）为成员。

“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

时值中苏两国公开决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所有的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上。中央军委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主管国防工业。

在贺龙的建议下，1961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赵尔陆再次“出山”，任国防工委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由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

1942年（45岁），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持续三年的整风运动。康生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负责领导党员和军人学习，主持整风运动。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

194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海外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合并为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康生出任副书记。

【整风运动】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宣布展开整风，随后接任校长。5月，他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党员和军人学习，主持整风。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到此毛泽东才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整风运动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亲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高干在中共党内失势。中共党内思想高度统一，极大增强了战斗力。自我认错和互相批评的方式，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经典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

由于积怨甚多，康生在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逐步转向做基层的土地改革调研工作。1946至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康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东等解放区搞土改。

又因为他在延安时期骑快马摔伤脑神经久病不愈，先后在青岛、杭州、北京等地养病，建国以后长期休养。

1956年（58岁），中共八大，康生复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57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开始负责党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个小组和彭真这个小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这是关键）

1959年（61岁），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央文教小组设立理论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同时，康生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

7月，庐山会议，康生大力批评彭德怀，指责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野心好大，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最终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与会全体成员。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1960年2月5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出席会议，对苏联提出的裁军、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大唱反调，中苏矛盾激化。康生开始参加处理中苏关系“重大事件”的决策，也越来越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1962年（64岁），康生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炮制了现代文字狱，以致小说作者李建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该案共牵连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联络部。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了九篇由康生主持起草的评论苏联的社论，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称为《九评苏共》，中苏论战达到顶峰，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1960年2月5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出席会议，对苏联提出的裁军、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大唱反调，中苏矛盾激化。

康生开始参加处理中苏关系“重大事件”的决策，也越来越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康生开始参加处理中苏关系“重大事件”的决策，也越来越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