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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军阀 -- 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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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一些小军阀

在前十四章里,我们把中国近代主要的军阀派系分别作了介绍,除这些主要的军阀派之外,在当时中国的各省区,还存在大大小小的一些地方军阀武装,他们时而依附甲派,时而又投靠乙系;当人多势众时,又另立山头,独霸一方。由于这类的地方军阀数不胜数,无法一一介绍,在这一章,我们选取七位有代表性的地方军阀逐一简介,作为对前十四章内容的补充。

  张宗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人称“狗肉将军”,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但张宗昌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 ,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汗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济南返回北平。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

  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说明“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韩复榘 “狗肉将军”张宗昌是被韩复榘诱杀的。韩复榘是继张宗昌之后的山东的“土皇帝”。韩复榘作为一个国民党杂牌军阀,能够统治山东达七年之久,这在中国近代军阀中也是少见的。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幼时入私塾,1900年韩复榘十岁时,义和团运动爆发,因其叔接触过洋人,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而斩首,韩家宅院被焚烧,从此家境沦落,被迫辍学。十四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成家后,韩复榘不务正业,嗜赌如命,常常使得债主临门。1909年他十九岁那年,为了躲债,出走东北,想投奔早年到东北谋生的大哥。结果大哥找不到,盘缠花光,只得在新民府入清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为兵。该营管带是冯玉祥,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引,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韩复榘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之后,出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4年11月国直战争,韩复榘因功晋升第一师师长。1926年,韩复榘先后出任第八军司令官、第六军司令官,参与抗击北洋军阀各派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南口大战后,国民军遭到很大挫折,当时冯玉祥已被迫出洋,韩复榘不服代总司令张之江的指挥,联合石友三一起投靠了晋军,被阎锡山委任为晋军第十三师师长。同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重召旧部,整军誓师五原,韩复榘和石友三脱离晋军复投冯玉祥。1927年4月,韩复榘随冯玉祥入潼关,7月抵郑州,出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0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对抗进鲁联军的第一次兰封大战。11月,又参加了第二次兰封战。1928年4月,韩复榘率部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一路过关斩将,于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被称誉为“飞将军”。这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平津地盘委于阎锡山,电令韩部不得入城,分驻南苑、通州一带。接着,晋军入城,将奉军留驻北京的鲍毓麟旅换出。鲍旅是应各国公使的请求并征得南京政府同意留驻北京的,担保日后和平退回奉天。但当鲍旅行至南苑时,被韩复榘包围缴械,引起各国外交使团的指责,惹起一场外交纠纷,这事,史称“鲍旅事件”。不久,韩部被南京政府缩编为第二十师,开赴河南漯河驻防。

  韩复榘到漯河后,心情很不舒畅,二次北伐后,冯部将领宋哲元、孙良诚、刘郁芬、邓哲熙都当了省主席,鹿钟麟到南京当了部长,而韩复榘反而降职师长,驻防漯河,所以他认为是冯玉祥对己不公。在漯河,他终日沉缅酒色,遇漯河名伶纪甘青,于是纳为大妾,成为他的“外交夫人”。同年12月,冯玉祥为安抚韩复榘,委他为河南省主席,但同时又撤去他第二十师师长职,派与他素来不和的石敬亭接任师长。

  韩复榘虽然当上了河南省主席,但冯玉祥仍然对河南省政发号施令,石敬亭又不断撤换他在部队中的亲信,使得韩复榘十分苦恼,只有抛开政务,终日吃喝嫖赌。不料,冯玉祥于1929年2月视察河南省,又把韩复榘训斥一顿。3月,蒋桂战争爆发,韩复榘重任第二十师师长,并出任讨逆军第三路总指挥,统率七个师南下,冯玉祥并没有明确指令他是援蒋还是援桂,其实是想坐收渔利。当韩部行至湖北孝感,蒋桂战争已告结束,蒋介石派人前往慰劳,又邀韩复榘到汉口会晤,蒋介石、宋美龄亲自设宴招待韩复榘和纪甘青,极力拉拢,使韩复榘受宠若惊,已有投蒋之意。5月,冯玉祥策划反蒋,在华阳会议上决定将部队先行西撤,然后寻机反击。韩复榘不肯西撤,遭到冯玉祥的斥责。于是,韩复榘联合石友三、马鸿逵叛冯投蒋,率第二十师等由甘棠步行东进。

  韩复榘通电拥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第三路讨逆总指挥、西北军总指挥,仍任河南省主席。蒋介石又是送钱,又是送军火,还先后派宋子文、宋美龄到韩部慰劳。 韩复榘虽然投靠蒋介石,但也并非死心塌地为蒋效力。同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他极力避免与冯玉祥交战。12月,蒋唐战争爆发,他开始拥唐反蒋。所以,1930的3月,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将韩复榘调往山东,出任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他远离冯、阎及石友三,而韩复榘也乐得往山东发展,避免夹在蒋、冯、阎之间,于是,即率部进驻济宁、泰安、济南、青州等地。中原大战爆发后,韩复榘奉命率部在山东与晋军展开连场恶战,牵制了晋军的主力,使蒋军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使韩部更加卖力作战,9月5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从此,韩复榘登上了山东“土皇帝”的宝座。

  韩复榘主政山东以后,立刻密锣紧鼓地实行他的治鲁方针,他趁蒋、冯、阎还陷于中原混战之机,迅速将山东的军、政、法大权集于一身。他大力发展军事实力,治鲁之初,他的第三路军仅剩下两万来人,韩复榘通过征兵拉夫和收编土匪,很快就将三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这五个师即孙桐萱 第二十师、谷良民第二十二师、曹福林第二十九师、李汉章第七十四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此外,韩复榘还在山东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团武装,自任总指挥。由于他不断扩军,到抗战爆发前夕,他已拥兵十万,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 韩复榘当山东省主席时,胶东地区实为刘珍年所控制。刘珍年,直隶南宫人,1898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李景林、褚玉璞、张宗昌部任职。1928年投蒋介石,被委任为第十七军军长兼山东省政府委员,在胶东统连十八个县市,自成系统。韩复榘为称霸全山东,于1932年8月挥师东进,向刘珍年部发动进攻,爆发了韩刘之战。9月,双方在昌邑、掖县一带展开激战,死伤惨重。刘珍年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停止军事行动,但韩复榘并不执行。蒋当即调集两路大军援刘攻韩,后在张学良、丁惟汾等的干预和调解下,韩刘双方达成协议,刘珍年部移防浙江,胶东的税收由南京方面派员征收,至此,胶东战事告平息。

  韩复榘在驱逐刘珍年的同时,诱杀了企图重返山东谋求东山再起的前山东军阀张宗昌(详见上一小节)。此外,华北悍匪刘桂棠(刘黑七)率匪众两万人进入山东,攻城掠地,韩复榘出动大部队进剿,将刘匪赶出山东。在剿匪的同时,韩复榘也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枪杀了邓恩铭、刘谦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产党人。 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多少还是有点政绩。但是,他在治鲁期间,自订法律,随意断狱,草菅人命,则招至怨声载道。他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干预司法,亲自坐堂审案,随心所欲地判决。有时,他又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升堂审断,如同儿戏,人称“青天草包”。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期把山东地盘交给韩复榘,是迫不得已。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已在山东站稳了脚跟,蒋介石也无可奈,但是他千方百计要破坏韩复榘的统治,派出亲信张苇村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监视韩复榘的行动。对此,韩复榘也有办法应付。1932年元旦,张苇村被刺杀,经侦查,杀人凶器竟在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谌峻岑家搜出,谌被捕,不久又暴死狱中,于是,“张案”就此了结。蒋介石安设在山东的这个情报机关被铲除,蒋介石气得牙疼病复发,却又无可奈何。1936年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韩复榘居然致电张、杨表示支持,蒋介石更加痛恨在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路北段和山东省的防务。在抗战前,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为求自保,他采取了两面政策。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态度有了改变,表示对日“决绝”,积极进行抗战,他的部队编为三个军五个师又一个旅。他以孙桐萱、李汉章两师担任济南以北黄河防务,以谷良民师担任胶东烟台及周村以北黄河防务;曹福林、展书堂两师在鲁北驻防;手枪旅警戒济南。此外,以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和沈鸿烈的青岛守备队与第三舰队在青岛担任海上防卫。韩复榘还组成以何思源为团长的“战时工作团”,分设宣传、情报、经济、救护、慰劳等小组,赴黄河以北铁路沿线及其东西各县开展工作。

  9月,蒋介石命韩复榘拨出两师归华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韩复榘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派曹福林第二十九师和展书堂第八十一师开往华北。10月,在冀、鲁战场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蒋介石却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辅助山东防守的一个重炮旅撤走。韩复榘得知后大怒,急令展书堂连夜回撤,致使第六战区的形势由胜转败,德州、宁津等地相继失守,冯玉祥愤怒地向南京告韩复榘的状。

  11月中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部官兵义愤填膺,一再要求出战,韩复榘被迫亲自率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渡河迎战,与日军进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当时,韩复榘派人给妻子高艺珍送去一信,说“生死存亡难以预料”,请高艺珍照顾好孩子,使高艺珍读后大哭。其后,韩复榘拼死从济阳突围而出,下令撤退河北防线,拆毁黄河大铁桥,改在黄河南岸设防。日军很快就逼进到黄河北岸,但并未渡河,只是隔岸与韩军对峙。韩复榘也不出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无济于事,结果,日军在攻下南京后,对济南发起攻击。日军仅有千余人渡过黄河,而韩复榘有四个军十几万人,为保存实力,竟放弃济南,向南退却,使日军长驱直进。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1938年1月1日,日军占领泰安。4日,占领曲阜、兖州。8日,占领济宁。韩复榘退到鲁西曹县一带,方才安下阵脚。

  由于韩复榘对日军抵抗不力,十天之内,山东大半即沦入敌手。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诱捕韩复榘。蒋介石假借1月11日于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韩复榘与孙桐萱参加。韩复榘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在会议上,蒋介石怒斥韩复榘丢失山东,韩复榘不服而反驳,气氛紧张。这时,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假意劝他到会场外,上了汽车,两位宪兵用枪对着他,韩复榘方知上当。 韩复榘被押往火车站,上了专列,由戴笠押送到武汉。1月19日,国民政府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浚为审判官。1月22日,审讯正式开始,简单审问即判处死刑。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特务及宪兵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这位地方军阀、山东土皇帝就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石友三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石友三幼时家贫,曾在长春城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毕家少年毕广垣,得以入东关龙王庙小学读书,与该校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石友三辍学从军,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随营移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发生兵变,石友三离队流落北京。1912年再次投军,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后升任第六师师长、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国民军四面受敌,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攻占左云、岱岳,但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且又得不到冯玉祥接济,为保存实力,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双方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离开部队赴苏联,国民军由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代理指挥,经南口大战失败,沿京绥线向西溃败。晋军乘机夹击,国民军各部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一路上未受阻拦,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张之江等决定再向西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趁张之江等无法制约自己,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这是石友三第一次叛背冯玉祥。 这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决定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电召石友三到五原开会。石友三开始有顾虑,后经冯玉祥派人规劝,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又脱离晋军,回归冯玉祥。他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石友三回归冯玉祥后,被任为第五路司令,1927年参与对奉军的作战;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石友三虽然立有战功,但毕竟背叛过冯玉祥,冯玉祥及其亲近将领张自忠、高敬亭等对他都有戒心。二次北伐结束后,在冯玉祥论功行赏时,石友三什么实惠也没有捞到,反而在其后的编遣中,所部被缩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他降为师长,移驻河南信阳。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桂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而冯玉祥则想坐收渔利,命石友三率部向襄樊推进。桂军全线溃败,冯玉祥通电拥蒋,又命石友三和韩复榘向武汉进军。蒋介石急电石、韩停止进发,同时以劳军为名,派人携巨款收买石、韩。石、韩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又生反叛之心。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反部改称护党救国军,石友三被任为第三路总指挥,统率自己的第二十四师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师、总兵力五万余人。冯玉祥命令各部暂往西撤。韩复榘首先反对这一命令,发表通电拥蒋,擅自率部进入洛阳。当时石友三在南阳,也决定叛冯附蒋。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到许昌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劳军,设盛宴款待石部军官,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并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为表示感激,在第二天的阅兵仪式上,石友三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此举引起不少下属军官的不满,其后,几个军官暗中串联,密谋杀死石友三,重归冯玉祥,但事泄未成,石友三于是撤换了许多军官。

  石友三投蒋后,被派驻山东德州。这年秋天,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反蒋解职,石友三被任为安徽省主席,率部往安徽就任。但是,石友三刚到蚌埠,蒋介石又命令石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并许诺事成后委其为广东省主席。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被委任为“护国救国军”第五路总指挥。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造成南京城极大的混乱。

  石友三反蒋后,自知实力薄弱,即撤往安徽,再撤往河南商丘、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马鸿逵连通一气。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为求自保,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蒋介石见石友三归阎指挥,也暂时不追究他炮轰南京的反叛行为。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四方面军司令之职。石友三权衡利害,决定与冯、阎联合,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率第四方面军十万之众,从河南进攻山东,8月,又转入陇海线作战。随着战争的发展,石友三见自己一点实惠也没有捞到,不禁消极观望起来。这时,冯、阎军已呈败势,又听说张学良要出兵助蒋,石友三又在盘算自己的退路。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响应,投靠张学良,这是石友三第三次背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由于投机取巧,兵力基本没有受到损失,成了北方军阀中势力比较完整的一个。他率部进据豫北冀南三十余县,自任县长,就地筹饷,占据了一块地盘。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负责收拾华北残局,1931年春节,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东北同乡的关系,尽量向张学良输诚。张学良也有意收容石部,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得知石友三到了沈阳,密电张学良将他扣押。石友三得知,急忙辞行,但张学良挽留了他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与蒋介石往来电商,替其开脱,石友三不解其意,反而对张产生怨恨。石友三回到归德(邢台)后,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第十三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辖六师又五个团以及一个铁甲车大队,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积极备战,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特派李汉魂见石友三,委他为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接受此任命。这时,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与张学良素有积怨,从北平到归德,告之张学良病重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正宜举事。石友三派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毕广垣(即石友三幼时当学徒的毕家粮坊的少爷)力劝他不要反张,石友三不听劝告,差点将毕广垣杀害。6月,石友三加紧备战,为防备泄露真情,他下令将张学良派到部队的秘书长张云责活埋。随后,石友三将部队扩编为九个军,以孙光前、米文和、程希贤、沈克、张学成、梁方起、王心斋、唐帮植为军长。

  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准备一取石家庄,二占保定,三进平津。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以刘峙、张作相为总司令组成南、北两路集团军,以及晋军商震等部,联合讨伐石友三,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双方激战三昼夜,石部伤亡惨重。7月31日,石友三下令转路退回山东。时逢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石部在渡滹沱河时人马淹死无数,七万之众,大部被歼,余部被俘,军长孙光前被俘后遭枪决,石友三仅率少数随员逃往德州,归附韩复榘。

  石友三起兵讨代张学良失败,把多年来各累起来的老本一下子蚀光了,只好依附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1932年秋,石友三帮助韩复榘诱杀了张宗昌。但是,石友三不甘过蛰伏的日子,总想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不久,他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避开韩复榘,扮成日本人,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保护下,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关系,他借助日本势力,勾结失意的军人政客,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不久,石友三掌握了三个旅的兵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八一师,石友三任师长。年底,石友三又被任为第六十九军军长,高树勋的新六师划归该军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北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拿他作挡箭牌使用,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团、营、连充当政工人员,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辖第六十九军和高树勋第八军。 由于石友三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战,蒋介石极不放心,1939年4月,把亲信臧伯风以及石友三族弟石友信、毕广垣等派往第六十九军,并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以臧伯风为政治部主任,强迫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见石友三积极反共,大加嘉奖,除补充弹药、饷银外,还加委他为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石友三见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器重,受宠若惊,更加卖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时人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激战三昼夜,所部损失惨重,最后突围撤往山东曹县一带。石友三在反共失败后,又在为自己谋划退路:与八路军已经闹翻,蒋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他派石友信往见伪军的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在开封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为内容的“共同防共协定”,石部暂不改换伪军名义,先联合打走八路军,再谈投降问题。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乘机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后,其部属十分不满,师长米文和、张雨亭等不愿当汗奸,准备伺机除去石友三。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这样,石、高之间的矛盾日深。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利用这些矛盾,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商谈投降条件,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大骂高树勋不讲信义,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于岸边。随即,高树勋等人又设计杀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队。

  纵观石友三的一生,曾三度叛冯,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堪称“倒戈将军“。当他最后想彻底当汗奸时,却倒而未成,反做了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孙殿英 石友三因反复无常,四处投机,被称为“倒戈将军”。在民国时期,有一位军阀同样是多次倒戈,与石友三不相上下,不过,他更是因盗墓而出名,被人骂作“盗墓将军”、“东陵大盗”,此人就是孙殿英。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孙殿英父亲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后因与人斗殴,将人打死入狱,死于狱中。孙殿英从小受母亲溺爱和娇惯,也养成顽劣好斗的性格。七岁入私塾,常与同学斗殴,有一次受老师责罚而不服气,竟放火烧了学屋,被赶出校门。后母亲带他回娘家,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不久,孙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满脸麻坑,被人唤作“孙大麻子”。年长一些,孙殿英结识了一些流氓、赌棍,出入赌窟、钱庄,渐成为赌场高手,以赌为业,发了不少财。

  1914年孙殿英二十五岁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张平手下,初当伙夫,后当勤务,以后又干起鸦片买卖,甚至自己动手制造鸦片,印上“殿鹰”商标,销往各地,赚了大钱。1916年,豫西地方纷纷组织各种封建公道门,这些公道门在民众中颇有影响,一旦有事,便可纠集百千人进行活动,孙殿英觉得大有可为,便加入了豫西公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凭着他装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当上了庙会道的头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孙。

  1922年,吴佩孚驻防洛阳,严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孙殿英逃往陕州,不久,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护下依然贩运和制造鸦片,并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有了一点兵权。孙殿英趁机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会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率领机关枪连及丁香玲部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到处抢掠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崑 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崑 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崑 战败,孙殿英又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头,中途脱离国民三军率部窜入伏牛山,继续招收土匪、道徒入伙,扩大队伍。

  孙殿英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不投靠大军阀就难以生存。孙殿英知道当时的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说气味相投,于是派人请求张宗昌收编,张宗昌也欣然应允。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由豫西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大肆奸淫掳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孙殿英窜往山东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在河北沧县一带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孙殿英袭击了国民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事后,张宗昌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军,孙殿英任军长。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这年秋天,孙殿英又被张宗昌派往豫北,与冯玉祥部交战。不久,奉军与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向北溃退。孙殿英率残部退往天津,后又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见走投无路,只得接受改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就这样,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数年之内,四易其主,最终成了“国军”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朝的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打跨了马匪后,借口防匪护陵,又声称“举行军事演习”,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这个大土匪军长便指挥部下挖坟盗墓,干出了一桩震惊全国的丑恶事件。

  6月下旬,孙殿英命令工兵执行挖墓的任务,先挖开慈禧的坟墓,再挖开乾隆的坟墓,盗出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稀世珍宝一大批。挖开这两座坟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宝物满满地装了五只大皮箱。孙殿英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送往蓟县的司令部。

  不久,马兰峪的满族人民发现慈禧、乾隆坟墓被人挖掘,即报地方当局查办,这样,孙殿英盗挖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报纸纷纷揭载,要求严办孙殿英。孙殿英拿出宝物中的一部分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护,可以逍遥法外。虽然国民政府命津卫戍司令阎锡山组织军法会审,以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也不过逢场作戏,最后不了了之。数年之内,孙殿英或送或卖,使这批价值连城的国宝失散殆尽。

  孙殿英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关、南口一带。不久,全世界军队缩编,各军缩编为旅,孙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长。1929年初,孙殿英又率部开往胶东,蒋介石命其开赴皖北,他拒绝执行,反而与张宗昌、褚玉璞勾结在一起。蒋介石为拉拢孙殿英,并未责怪于他,还把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师,将防地改为河南商丘,这样,孙殿英又率部移驻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看到冯、阎势力较大,便有意依附于冯、阎。冯、阎也希望将孙殿英争取过来,于是,委任他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这样,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在此期间,孙殿英常与冯、阎部重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赌麻将,还故意输钱讨好。不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狼狈逃往黄河。中原大战结束时,孙殿英看到冯、阎败局已定,为求出路,派人赴沈阳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这样,孙殿英又投到张学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孙殿英热河抗战,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页。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军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谈,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部解决。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发表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刑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尽力讨好庞炳勋,亲自为他熬制用海洛英和鸦片混合的烟膏,他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同时,他又和日本人暗中来往,为日后投敌作准备。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孙殿英率部公开投敌,当了汗奸。之后,日军将他送到新乡,在新乡设伪新五军司令部。随后,日军要孙殿英诱降庞炳勋。孙殿英知道庞炳勋抽惯了自己特制的烟膏,必然会派人到镇上购买烟土,因此而将庞炳勋诱捕,庞炳勋投敌。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输诚,而蒋介石也需要利用汉奸部队,于是,将孙部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调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勾结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1947年春,解放军围儿汤阴,孙殿英据险顽抗,竟誓不投降,以为蒋介石会派兵替他解围。5月1日,解放军攻占汤阴,孙殿英束手就擒。

  在刚被俘的日子里,孙殿英经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蒋介石不仁不义。孙殿英一生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可以说是罪恶满盈,但共产党还是会念及他抗战时期曾有过好的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生活上给予照顾,不计前嫌。由于孙殿英感到彻底失败,精神沮丧,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军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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