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西汉初年的分封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不是不想执行郡县制，而是时机还不成熟。具体可以分成两点：

1 当时的舆论形势：这可以分成两点，首先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起自布衣，缺乏神话的刘邦在自己的家属人数有限的情况下采取的必然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后来在平定吕氏的过程中诸侯王的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己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的君臣的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秦时期的郡县制中的官员，应该也是知道秦始皇时期那场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讨论，否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不会有这个记载。但是很奇怪的是，在高祖分封同姓王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可见这个做法至少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而诸侯王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完全垄断导致的对中央集权的危害。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另外，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经济，这些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当时是不急之务。当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于暴秦的有关制度进行审查，也没有除秦以外的制度可以用于治理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初汉的制度大体都是继承秦的旧制，除了暴秦的苛刻的法令和税收制度。对于秦朝的有关政治制度的反思是经过将近百年的思考和汉王朝自己的具体实践（中间包括惠帝和吕后的垂拱而治以及文景帝时期对刑事处罚的改革等）才逐步客观的。只有到这个时候汉王朝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传统分裂因素的消除。自三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封建制度到西汉初虽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六国的很多地区贵族统治的残余还存在，而秦国尽管用武力统一了这些地方

，却仅仅在表面上冲击了这些因素。这是因为把一个地处西部的国家的制度一下子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是异常困难的。法家的制度可以在秦国做到路不拾遗，怯于私战。却无法在全国实现这样的水平，很多地方的改革仍然是阳奉阴违，正如新加坡的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一样。看看《史记》中的张良和项梁在触犯秦法后能够在江东避难，就知道暴秦的严刑峻法毕竟有推行的半径。如何在关中以外的地区实现秦的中心地区的水平，秦始皇和李斯等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秦始皇不得不一而再的进行巡视和直接检视各地送来的奏章，其繁重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然而像他这样精力和热情的帝王并不可能很多。即使不是二世即位，要保证他的后继者坚持这样做也是很难的。所以法家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已经走入死胡同，李斯教二世推行督责之术，对地方的官员提高考核标准，结果即使是关中的官吏也人心惶惶，对于当地实际情况隐瞒不报。在这种外部条件下，距离关中较远的关东和江南一带豪强和六国的残余贵族得以扎根，他们就是未来反叛的种子，秦尽管把部分豪强强制迁到关中，并收缴天下的武器以为可以阻止造反，但是这仅仅只是有形的武器，对于人们的思想和那些豪强间的组织却禁止不住。所以陈涉首义后，各地反叛分子群起响应。汉统一战争结束后，如何消除他们的影响就是初汉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韩信等异性王的割据背后也有这些势力的支持，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所以矛盾还不是很严重，刘邦仅仅只灭掉了异性王而对他们采取了容忍。而豪强等为了恢复自己的剥削对象，也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手段。但到文景帝时期，这个矛盾就逐渐激烈化了，后来酷吏列传中的很多被镇压的豪强大族，都是在这段时期涌现的。各地对豪强的民谣显示了豪强的不小的影响力，对中央集权已经构成了潜在的阻力，已经不容中央回避这个问题。而这个时期的中央也有了严打的实力。经过七国之乱后的中央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纪检委系统也已经发展成熟，从而在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酷吏对有关游侠和豪强发动了严打整治，并通过告缗令和盐铁官营重挫了大商人的势力。最后用董仲舒的理论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面纱，应用儒家学术和官僚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分化瓦解那些分裂因素，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综合，吸引他们折节向学，走上同政府合作的道路。直到这个时候一体化的修复模板才算完成。司马迁的《史记》尚是私人作史，他收集的民间舆论还没有被统一口径，有关高祖等的种种厚黑行为都还能被写入。而在东汉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编撰前朝史是一项可以吸取前朝统治经验和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私人作史和民间舆论被严密控制，私人修史的难度和客观性就越来越大了。因而二十五史的大部分沦落成帝王将相史也就不奇怪了。

2 汉中央缺乏实行全面郡县制的条件，这可以分成三条，首先是思想上，暴秦的纯粹的法家统治尽管统一了全国，但是却只维持了15年，因此法家的老路看起来是不能走，但是儒家在没有进行自我改造和反省的情况下也尚不具备为中央集权所用的可能，叔孙通的那套儒术更象是权术，用于制约高级官员或可，但是对于地方的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西汉初年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的活跃，黄老之术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这种思想活跃的局面也有利于当时经济恢复的需要。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建立了儒术同干部选拔标准挂钩的制度，确定了官定的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后才中止了这场争论。其次是地方实权派无力制约，高祖统一全国依靠的主要是韩信，彭越和英布等的同盟势力，真正能够被高祖控制的兵力是比较少的，更不用说那些仅仅是汉王的同盟国了。在大乱初定后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央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和军事力量来钳制地方，因此刘邦对韩信和彭越的平定主要是用的权谋，在吸收了他们二人的军事力量后，刘邦才得以对英布的反乱给予平定。而且也还是亲自出马。在平定英布等势力后，刘邦仍然无法对地方建立有效的控制，不得不分封诸候王来加强对汉王朝的控制，防止异性诸侯王的再起。在中央和地方间缺乏足够及时的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允许地方诸侯国的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性是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当时的统治者不会是弱智的，但是形势比人强却是必须承认的。贾谊等尽管看到了分封的诸侯王的潜在威胁，但是当时的中央仍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平定（西汉的初期，刘邦允许民间私自铸造钱币，而当时的盐铁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物资也是私营为主。七王之乱的吴国就是通过私铸钱币和煮海为盐扩充自己的实力的。这些重要的控制国家经济的手段竟然不能由中央控制，由此可见当时中央的财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文景之治时政府的节约表现，也是为了积蓄国家的财力），因此文帝采取了隐忍的做法。即使在景帝时期，当发生七国之乱时，周亚夫需要出兵吴楚，还不得不向民间借款来填补军费，这点不象是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应该有的。而关中的富豪绝大部分都因为对政府前景不看好而不肯借（《史记。货殖列传》：“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事后他们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灭族的处罚，可见当时中央的控制能力实在很弱。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是对分裂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得到了落实。最后，当时中央自身的统治也不是很稳定，刘邦的那些编造的神话或许可以骗骗后来的人，但是对于跟他一起混的老哥们来说，他的根底他们清楚的很，他们出身入死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爵位和封地。借用《留候列传》中的一段可以说明问题：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篃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可见刘邦对于群臣当时的威望并不是很高，这些臣子的头脑中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不要说桀骜不逊的韩信，就是一些普通的臣子也是一样。刘邦不得不用权术才平息了这次骚动。高祖尽管曾经把萧何下狱，但在高祖一代也就萧何一个文官。刘邦要周勃和陈平去杀武将系的樊哙时，他们两个背着老大私自玩了猫腻。即使是下狱的萧何，有人跟刘邦说情，刘邦尽管不高兴，但是还是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后，刘邦还不得不跟萧何认错。后来刘邦快要死的时候，还和群臣杀白马立誓，表明刘邦对于自己死后的局势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在没有消除这些臣子的影响前，中央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定的。文帝是由诸侯王和在朝诸臣拥立的，但是已经开始削除开国将领的影响了。周勃的下狱就是一例，周勃可以说是平吕氏，定汉室的最大功臣之一，曾手握中央军大权，可以说在朝野影响很大，然而也不免下狱。可见当时皇帝的影响已经开始建立。到景帝的时候，已经可以因皇帝的好恶让丞相周亚夫下狱乃至死亡。中央集权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发展成熟。董仲舒的理论给皇帝头上套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皇帝对于大臣的生杀予夺都被新版本儒家理论赋予了合法性。中央集权制度至此基本完善，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君权和臣子之间的冲突还是采用激烈的方式解决的，汉武帝时期的宰相，善终的没有几个。后来的若干朝代虽然都是采用的类似的版本，但是对于这个矛盾采用了更加和缓的解决方式，即除非谋反大逆，否则一般都仅仅是免职或降职的办法，后来的整个唐代就是这样的。

最后借用顾诚先生的一句话修改一下来做我的总结：秦汉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 铁老大，怎么长一点的帖子老被截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