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说农业税以及取消农业税的缘由和后果 -- 抱朴仙人

老百姓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管怎么粉饰，除了现代民主国家，就是一个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统治者要生存，就必须从老百姓那里搞钱。搞得少了，自己生活不惬意；搞得多了，老百姓要逃跑作乱，自己也不惬意。统治的技巧，就是设法把老百姓保持在比忍无可忍稍微宽松一点的生活环境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做“XX权益最大化”。

古话说“有土斯有财”，所以自古以来，那些有野心的家伙，不管是谁，用什么理由，行动上都一样，就是拼命地变着法占地儿。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最早的土地，全部是属于国家的，这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占了地，就成立一个国家，开始盘剥本国的人民了。老百姓有让统治者过得好的义务，不履行这种义务，它有国家暴力作保证，就要来讨伐。一个“赋”字，左从贝，是向老百姓要钱；右从武，是说你不交钱，我就不客气了。这叫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按照后来的说法，“赋”是跟土地挂钩的，比如说“田赋”这个词；而“税”则是和人口挂钩的，比如说“人头税”。但是总的思想，和《沙家浜》里刁小三没什么两样：“抢东西？我还抢人呢！”

中国的赋税制度，两三千年来，大概经历了：贡、彻、助，租庸调制和两税制这三个大阶段。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贡、彻、助”制度。

贡：顾名思义，就是进贡。领导要用多少，就拿多少，各家有什么好东西，就交什么东西。一般来说，离领导近的，要交些烧柴之类；远一点交粮食；再远一点交特产；再远嘛，那就意思意思算了。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出道立威的时候，纠集了一帮小兄弟去找楚国的麻烦，联军打到楚国边境，人家出来问了：“俺犯了什么错？要这么大张旗鼓来吓唬俺乡下人？”他老人家还没想明白理由，登时愣在那里，还是管仲机灵，赶紧接茬说：“咱们周天子造酒，是用你们进贡的白茅草过滤的，你们都好几年不交了，害得天子没有酒喝，领导很生气，后果很……这个我们就来了嘛。”于是楚国赶紧割了一把草交上，齐桓公就凯旋而归了。

总而言之，纳贡，说明你服管，交多交少是个能力问题，肯不肯交就是态度问题了。

助：就是大大有名的井田制了。把一块整地横两刀，竖两刀，平均切成九份，形状像个“井”字。八家人一起种这块地，“井”字中间的一块，出产的粮食就是公粮。照孟子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彻：助法是用八块自留地围着一块公粮田，可想而知，八家种这块公粮田的时候，多半不会太卖力，弄不好周围的自留地庄稼长得油光水滑，中间倒像是非洲灾民。为了不让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耍花招，就对助法进行了改革。新的方法是八家联合种这块地，收获的时候，把收获的谷物分成九堆，其中一堆归国家。这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捆在一起的最早尝试，谁想研究中国古代政府和老百姓的博弈，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需要指出，先秦是否真有井田制这回事，后世争议很大，我也觉得多半是孟老夫子信口开河，这种劳动方式，要土地平整，四四方方；人口合适，八户一组，实际操作恐怕很难。再说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农民还没听说施肥这回事，土地需要不断休耕，这个井田划分就更难了。

贡助彻这种办法，反映了部落氏族的酋长祭司们已经靠全体人民的供养来生活了。有人干活创造财富，有人瞎搞消耗财富，按照亚当斯密同学的说法，这叫做社会分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不管怎么说，全体人民联合起来，供养一小部分人，让他们主要研究怎样为人民服务，就此成了人类历史的定例。您若是不信，可以看看有多少次，人们要硬找出某些人来，求着他们做领导，好让自己有主子可以供奉。

贡助彻这些办法，大有毛病。主要的毛病呢，有这么几个方面：

1、 适合小区域的实物征收，范围大了，很难管理。西周时候，天子诸侯大夫等等，各有自己的封地，自扫门前雪不成问题。等到战国，群雄兼并，国家大了，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

2、 人口增加了，税收不相应增加。每户三人的时候，24个人供养一井公粮田；每户增长到六个人了，48个人还是上交这一点，相对来说，不就等于每个人少交了吗？领导坚决不答应！这种制度，一定要改！

3、 对于新开垦的田地，新发明的生意没法控制。另一件比较可恶的事情是，老百姓除了种好那块井田，还会偷偷跑到山里去新开垦一块地，出产的粮食就隐瞒私藏了，这个不能允许！有些人不在井田干活，反而打鱼晒盐，井田制也管不了他，这些也不能允许。

4、 奴隶劳动的时候，他们没有人权，无所谓科学征税，也无所谓合理征税，反正只要饿不死他们就行。等到自由民越来越多，赋税就要有个很好的制度，才能吸引老百姓。

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人头和田头结合起来，秦汉时代，这叫做“田赋”和“口赋”。它后来完善为租庸调制度。

要收田赋，需要丈量清查土地；要征人头税，就要搞人口普查。这些都是技术活，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干不了。秦汉之后，国家的控制力和管理能力加强了，就有了比较科学的制度，保证每个老百姓都逃不掉。租庸调是怎么回事呢？陆贽说得简明：“有田必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必有庸。”大致上说，租是根据田亩计算的地租；调是根据人口征收的人头税；庸则是青壮年必须服的劳役。

老百姓拿得出的，最多有三样东西：钱、粮、力气，这三样国家全都不会放过。租庸调制度，就好在明确只要这三样，没有其他名目了。

租庸调制度为什么后来实行不下去了呢？那就要谈安史之乱。这里不能扯得太远，只说它需要准确的田亩统计和人口统计，几年不统计，真实情况就不知道了。一逢战乱，政令不通，更加重了征税的困难。比方说唐玄宗的时候，对外用兵，凡是戍边当兵的人，服役期六年，照规定，六年内应该免除租庸（田租和徭役）。但是死了的战士，军队当官的根本不上报，也不通知户籍所在地政府，照样拿虚头军费。户籍地政府也另有狠招，既然六年到了，这个当兵的应该回家种地，而他竟然不在，就算他“隐课不出”。逃税！那么就追溯既往，按照三十年应缴的租庸金额罚款。

老百姓家里死了顶梁柱，人找不到，没有抚恤，还要面临巨额的罚款。这样的王朝，这样的皇天！即便开疆拓土，号称盛世，但是“你不配做天！你塌了吧！”

安史之乱催生了两税制，两税制的基本思想，自唐朝之后，历经改革，一直用到清雍正年间。它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哪些呢？

1、 征税之前先做预算，叫做“量出为入”。国家明年要花多少钱，就征多少税，这就减少了蛮干。

2、 按照人口现居住地征收，按照本人占有资产的比例征收，不出劳役的人需要出钱，这就符合现在所谓普及原则和合理征收原则。

3、 夏秋两次征税，其他时间不扰民，纳税形式是交现金还是实物也有规定，老百姓容易理解。

两税制依赖于两大技术：预算会计和统计。

要想合理征税，就要准确编制预算，这个不用多说，对于古代人，技术含量是很高的。

统计就更难得多。

统计人口难。生老病死，婚嫁迁徙，分家合并，这些都会引起人口数据变化，不准确掌握这些数据，就没有办法准确征收人头税。准确掌握，就要统一口径，按时更新。

统计土地难。转卖抛荒，抵押担保，改变用途，山崩水毁，都会改变土地现状，也要统一口径，定期更新，才能作为纳税依据。

这两大类数据的汇编，就叫做“黄册”和“鱼鳞册”，编制最完善的时代，是明朝洪武年。

要说这朱元璋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台之后，发现这两样基础数据至关重要，就立刻安排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到洪武十四年，编制了全国人口的全部数据，分省分县一册一册，封皮用黄色纸装订，叫做黄册。在玄武湖畔造了一座楼存放这些数据。作为征收人头税的依据。

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没法逃避人头税，就需要调查和控制每个人的去向，就有了登记制度，有了路引（路条）制度，这就是中国户籍制度的雏形。

同时，朱元璋对全国的可用土地进行详细调查，把每块土地的面积形状，土壤属性，耕作等级，买卖历史等数据编成汇编，叫做鱼鳞册。它里边附了很多土地图，表示这些地块之间的大小和方位关系，翻开一页，粗粗一看，好像很多鱼鳞排在一起，结果就得了这个名字。这是征收田赋的依据。

目前，全国保存最完善的鱼鳞册，在浙江兰溪市，现存746册，同治年间编成，上边密密麻麻贴着浮签，说明哪块地哪年被谁卖给谁了，至今还可以用作相邻村镇县划界的依据。

这套东西本来有822册，大炼钢铁被拿了几卷去引火，其它的被一位方老先生藏了起来。也不知道这玩意引火的效果好不好。

这两个机构，至今尚存。一个叫做“人口普查办公室”，一个叫做“土地资源详查办公室”。他们干的活，和千百年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两本册子结合起来，就把人和土地紧紧捆在一起。从此，人和养鸡场的鸡一样，按照咱们某位高人谈禽流感的说法，从动物变成了植物。官家想要收税，只要按图找地，地上自然有人，这两税就都跑不掉了。

当然，这只是统治者的理想，实施的时间一长，毛病又冒出来，于是张居正搞了个一条鞭法，改良一下。一条鞭法太过有名，不值得细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赋役合并，打成一捆，官收官解，征田为主。

此后清朝沿用这个制度，直到雍正，推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两税制的寿命，开了农业税的先河。

要说雍正为什么要搞这个摊丁入地啊，先要说明朝是怎样死的。

表面上，明朝是死于内部的献闯之乱，外部的建州女真。可是，我的基本看法，这个王朝，其实是死于税收优惠政策。

统治者不光是个寄生在百姓身上的海中老人，他还是一条会吃自己尾巴来充饥的蛇。

明朝初年，洪武朱皇帝在裂土封王，确立全国税制的时候，就专为自己的子孙和几个功臣留下了一个后门。皇室嫡亲，其产业可以免税。当时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不到一百个人。

咱们中国人，愚公移山，一讲究个持之以恒，二也靠能生会养。有了这两条，山也给你搬走吃空，何况区区明王朝。

一百五十年后，全国可以享受免税政策的，已经超过四十万人（数字可能不确，查实后再改）。这四十万人的子孙奴仆，都不用交税了，每家如果罩住一百人，全国就有四千万人不用交税，而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八九千万。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800万顷，这些都是税源。可是一百五十年后，耕地少了一大半。土地到哪里去了？连人带地，挂靠到免税大户那里去了。国家屁也收不到。

另一种办法，就是不挂靠，干脆把地卖给大户，所谓皇庄和官庄，得一笔钱，然后踏上逃亡之途。这就成了流民。明末有六百万以上的流民，构成了造反者最丰富的人力资源。

前边说过，两税法是“量出为入”的。国家预算要花这些钱，那就无论如何要征到。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交税了，就从剩下的三分之一那里征。说得专业一点，税基缩小了，税率就要提高。横征暴敛之下，剩下的三分之一人民也吃不消了。

李自成灭亡明朝，其实李自成有什么了不起？他最重要也最得民心的口号，就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拥护这个口号，与其说是人们对李自成个人的拥护，不如说是人民对于明末横征暴敛的痛恨。当然了，闯王失败，也和这个口号有关，这里不说了。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倒台，都和横征暴敛有关系。而横征暴敛，又都是因为税基缩小，是被他们自己人的所谓豪强兼并逼出来的。政府由高官构成，高官和皇亲国戚都要享受一些特别待遇，就成了所谓豪强。享受这些待遇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弱，不免有有识之士要顾全大局，发动改革。但是利益攸关，动了他的利益，豪强是要跟你拼命的，国家亡不亡，他才没心思管呢。全国豪强团结起来，任你什么改革家，都斗不过他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就算能善终，名声也很臭。

对于国家来说，有地没人，那是荒地，没法征税，要招人开荒；有人没地，四处流浪，也没法征税，那是危险，要加以安置。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咱们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只能从土地上下功夫，设法把农民捆在耕地上。这就要抑制兼并，尽量使人有其田。土地承包责任制云云，其实只是重新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的一个老把戏而已。

豪强兼并，王朝更替的这出车轱辘戏，从康熙晚年开始策划，在雍正手中终结掉了。

办法就是摊丁入地，火耗归公。

摊丁入地是怎么回事？

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来的丁银（人头税）摊到田赋里去，不再征人头税。比如原来每亩缴一两银子田赋，全县十万亩地，缴十万两银子田赋。同时，假设该县有人口10万，每人缴一钱银子丁银，那现在就两税合一，每亩地征收一两一钱银子就算了，不再去数人头。

人头税这个东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相当于现代农业税的田赋正式登场。

岔开一句，古代笑话说书呆子写卖驴合同，写了千把个字还没看见驴字，俺写农业税，写到现在这个农业税字样才出来，已经用了五千字了。可见本人相当于五个书呆，呵呵。

摊丁入地的意义极其重大。

1、 这是结束了两千年来赋役分征，农民受劳役之苦的德政。此后国家单一征税，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花钱向社会购买，不再无偿征用了。

2、 确立了田多者多负担，田少者少负担，无田者不负担的原则，抑富济贫，减轻了贫富分化，豪强兼并的势头。正因为如此，反对者也都是田多的大户人家，这些人家多出知识分子，雍正也就挨了不少骂。

3、 简化了征纳手续，官员作弊更加不易。以前赋税名目繁多，征税的来了一拨又一拨，老百姓也搞不清楚这次征的是什么税。现在简化成一种，每年两次，税率公开稳定，捣鬼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摊丁入地以康熙五十年统计资料为准，此后出生的人都不用交丁银也就是人头税了，这就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

以前，为了少缴这个人头税，有很多极端的办法，比如杀掉自己的亲人，包括老人、婴儿和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只是为了逃人头税；瞒报私藏家人，也是为了逃人头税。摊丁入地后，不征人头税了，大家也就没有必要瞒报人口，全国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迅速超过了一亿。

这里要佩服清朝早中期的统治者一把，这些家伙，尽管是外族入主中原，但是谦虚好学，雷厉风行。另有一样好处，就是深谋远虑，战略目标非常清晰。清朝入主中原后，开始因为缺钱，沿用一条鞭法，等到吴三桂平定，屁股坐稳之后，就开始解决税制这个根本大计，先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对今后新增人口不征钱粮，永不加赋，然后康熙五十五年在广东四川试点，雍正全面铺开，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全部结束全国摊丁入地的改制工作。六十多年的时间，历任三朝皇帝，成熟则改革，不成熟则等待，锲而不舍地缓缓推进一项重大国策，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即使现代，随着政府更迭，一般也做不到这么稳定。

此后的田赋征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名称虽然有改动，实质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换到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农业税的税率。

我们都说农民负担重，那么，农民负担，在这两千多年来，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传统中国人的认识，认为什一税是最合理的，也就是10%的税率。达到30%就要算是小暴君了，达到60%不得了，就是大暴君。战国时代，齐国就曾经有“民叁其力，贰入于公”的记载，那就是大暴君。

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当然是秦始皇，在税收这个问题上，他也做得比别人魄力大。它的子民除了有高达全国15%人口的人要服徭役之外还要缴纳多少的田赋呢？“泰半”，也就是66%！那让老百姓怎么活啊，所以要造反逃亡。

刘邦就学乖了，他只收秦始皇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十五税一，6.66%。我们新中国1990年代的农业税税率约为7%，跟刘邦差不多。

汉景帝更乖，他收刘邦的一半，三十税一，也就是3.33%。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允许部分省市适当减收农业税，一些发达省市，比如浙江，税率为3.5%左右，相当于汉景帝的水平。

有时候这个税也会瞎收一气，比如朱元璋时代，浙江青田县田赋为八合米，就因为这是刘伯温的老家，放水来着；嘉兴湖州无锡苏州环太湖一带，税率竟有二三石还多，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属于惩罚性税收了。

总体而言，我国历史上农民的负担，从田赋的正项来看，大约稳定在每亩三升的水平。但是到了王朝晚期，杂项和附加往往高于正项，所以有“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的诗句。

人头税的征收办法，就要根据各朝代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哪些人该缴，哪些人可以减免，比如北宋时候，七岁以下什么都不算；七到十四岁的孩子，只长了一张会吃饭的嘴，所以叫“口”；十五岁以上，才算是“人”；二十岁以上到六十岁，拿得动刀枪，算是“丁”；六十岁以上，就算是“老”，不用交税服劳役了。

扯句题外话，说到税收，中国古代人是很聪明的，除了农业税之外，中国很早就有专营制度。比如盐铁茶等等。这些都有大利可图，但是生意只准官家自己做，不准老百姓做。原因是什么呢？这样做的基本原则是“暗取明予”。

盐、铁、茶、酒、香烟等等东西，定价的时候老百姓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定这个价，也感觉不到被盘剥，只是老老实实地购买使用，用不起不用就算了。夺之无形，这就叫“暗取之”。国家有了钱，修桥补路，造原子弹，救济灾民，老百姓很高兴，觉得政府做了很多好事。予之有形，这就叫“明予之”。这套法子行得通，因为老百姓“予则喜”，“夺则怒”，基本上是没什么头脑的贪心傻子。

直到现在，世界各国，也还在用这套把戏，这套把戏的原创者，是齐国的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