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图片117】柯庆施追悼大会(组图) -- KHC

以前看过，好像是这一篇

http://www.crt.com.cn/2005new/2005/12-6/103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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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文史》：评柯庆施

作者：邓伟志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１９２０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２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

共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

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

委员等职。１９６５年４月病逝。

作者邓伟志，安徽萧县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任民进上海市

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在中共八大的２０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

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

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

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

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

《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３０多年来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浩劫后，人

们很自然地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

“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等于事

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

１９６４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１９６５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

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他人？说法不一。不过，

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我首先向当时与姚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胡

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１９６５年）４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

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１１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

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

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

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

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

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

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

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５月一直

搞到１０月，断断续续写了６个月，大约写了１０稿……他写到第８稿时，主动让我看

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其次，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

教师讲，姚是于１９６５年５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

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

解放日报》文艺部。据当时的报社领导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

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柯庆施是１９６５

年４月９日病逝的，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

罢”呢？有人说，江青是２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２月开始准备，那时柯已在广州

养病，３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到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

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

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１９６４年７

月养病至１９６５年４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

人排了个时间表：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日发烧，２９日住进华东医院。４月１７日周

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４月１８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

的建议。４月１９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４月２０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

来在医院守候了３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５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

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７月１４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

河养病。９月１８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１０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

庆活动。１０月２３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９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

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３月２３日柯离广州去成都。——至于这段时间

有没有热线联系，金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材料：据日夜都在柯身边的机要秘书说，绝无

这方面的联系。读毕金文，为了进一步核实，我又请教了这位机要秘书。他斩钉截铁地

回答：“确实没有。”　　再据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后

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说：“姚文与柯老没

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　　我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６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

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

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市委×××和×××主持下写出来的”，没有提到柯

庆施。还有位领导同志讲得更具体，说姚文中的某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

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

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

三位市领导，没有柯庆施。　　由此可见，柯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不

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

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说的总不会假吧？未必。金

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是“把柯拉来撑自己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

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时间是：１９６７

年４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

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定论了，

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

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我们不能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懵住，过来人

不应当被江青懵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懵住。我没有参加柯老

的追悼会，可我记得，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５万人，参加公祭的有１．３万人，在上海

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再请读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说柯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

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的“评海罢”发表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月

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算得出来嘛！　　——本文写出初稿后，在《百年潮》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

，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

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在背后。继而，又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３年第４

期）上读到陈铁健的文章，讲到他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我们拿到大量

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

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

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很清楚，陈在文中列举的名单中无

“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

录，则能“了然”与柯无关了。

柯庆施“左”吗？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整人”。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

“左”。不“左”，１９５７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１万５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

”，１９５９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左”，

我手头还有不少冯锡刚的文章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访问的是一

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

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

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

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

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

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

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

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

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

，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

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

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

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

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

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

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

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

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

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

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

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

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４５年后他颇为诧异地回忆说：“我１９５７年提出科

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还

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

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上述几例，足以告诉我们：柯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

“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

明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

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

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

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

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１９５８年。身为

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

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那时很多省市都在开党代会，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我粗粗

对比了一下，更加体会到柯老这句话的来之不易。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

致上海虽然划了１５４１９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８０年》（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１７３人，作严重右倾、严重

个人主义结论的２２２５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２８９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

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３６５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

？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

，值得考虑。

何来“以柯代周”？　　

冯文说柯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在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

的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文写道：毛“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

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

“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文讲

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

要依据”。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

情况，我没看过记录，照理没有发言权。如果毛确实这样说了，那是毛当时忘记了一桩

不可能忘记、忽略了一桩不应当忽略的发生在２０天前的事实，由柯做报告的这次中共

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１９５７年

１２月２０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华东

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１２月２２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

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

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４０多位大学生座谈。１２月２５日，

柯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也莅临了这天的

大会。柯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

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

矛盾问题加了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冯文所讲的那样，不把总理放在眼里呢？关

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可能的话，我打算

另写文章。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就是冯文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

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庆施高于其他地方官员之所在”。冯

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的《劳动人民一定

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

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

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

，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当时随

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高于其他…

…”之处。冯文批评柯文中有“热昏的胡话”，冯没有说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

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恩来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

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

……”是的，直到６个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没任命第一书记。　

　冯文还提出，“１９５８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即为《乘风破浪》，并非偶然

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对不起！请冯先生看一下在当时中央的通知中

，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吴冷西（必须提前在这里说清楚，毛把吴

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断无以吴代周、以吴压刘之意）是怎么说的。吴写道：“我

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

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

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

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的回忆中得

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

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安排。周

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

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

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将了周的军，那

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来承担责任呢？这使我想

到在楚青所撰《慰英灵》一书中看到的一个故事：１９５２年聂荣臻任代总长时，看毛

主席太忙，减少了向毛送材料。毛批评说：“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

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副总长粟裕听了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便向毛作了书面检

讨。不料毛在粟的检讨上作了批示，并把聂、粟作了对比。１９５８年军委批粟时，竟

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告阴状”。实在是冤枉了粟裕大将。《乘》文之命运有点类似这

个故事。　　至于冯文所谓毛想让柯取代周，这就更离奇了。冯文又云：是书记处否定

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

不碍事吧！可是，次年（１９５９年）换届时，在１６名副总理和１６名副委员长中，

没有柯的名字。事隔７年之后，到了１９６５年１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才被任

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６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

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１９５８年的“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

归于主观的臆断。　　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

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没有听到过毛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很有

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

—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证伪这一问题。我分析，冯文说书记处否定“以柯代

周”，可能是张冠李戴了。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柯等七

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

，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评价柯庆施？　　

如何评价柯庆施？确实是有难度的，但这不是世界难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

功夫，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管冯文

的观点怎样，单是批评冯对柯研究不够，我想，冯是会接受的。冯文说柯庆施１９６２

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白纸黑字必须要有根有据。１９６６年２

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冯既然是从“毛泽

东的好学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读毛呢？我曾以“柯在１９６２年前看没看过吴晗

的《海瑞罢官》”为题，咨询了７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没有”，“不可能”

，“《海瑞罢官》在北京横竖没演几场，他要是看过，会跟我们讲的。他６２年没提过

《海瑞罢官》，６２年后也没提过《海瑞罢官》这回事。”冯文还说柯“严禁”传达

１９６２年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我认为，冯先生只要稍作调查研究就不会这样

写。“严禁”传达？我就听到了嘛！不过我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我，性别男，年龄２３

岁（１９６２年），工作单位是上海社科院学习室，职称是研究实习员，政治面貌为非

党，传达地点是上海市陕西北路１８６号二楼小礼堂，传达时间记不清了，传达人是院

党委书记李培南。有些人可能知道，广州科技会上周恩来讲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

”，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没有广泛传达。有史为证，不让传达的人不是柯庆施，

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

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

；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

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

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的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

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

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

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

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

看到过，如今，杨心培已去世了，陈国栋住院，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

去就没法调查研究。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

们再“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

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的认识就不一样。拿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近距

离的见过柯老。过去我只知他身体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

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

长骂走，这个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

揭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

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

，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

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

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我主张开一

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

处。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

主流的制约与影响。比方说１９５８年的浮夸风，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你能说

“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据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０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

光农业社第２４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

１０５９７．８斤。”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喊“亩产万斤”，可是上海就没说。据杂文

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

１８００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１９５８年８月９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

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２０００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

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

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１９６５年讲的一

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

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

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

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２０００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

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２０００斤”的轻微浮夸。“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艺术

夸张的诗句，莲籽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泥的，真要吃的时候还是得洗一洗的。在几十年

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则，两点论就无效了，否则

，辩证法就失灵了。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

”，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

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己“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

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

“柯左论”已有２０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

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

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

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

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比方说，柯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

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

”。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为江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

海看戏，柯“场场陪同”。言过其实了！思维定势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线”。上

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不是柯，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

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我也混进去看过两场，都没见到柯的影子。１９７８

年科学大会时，我到西单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同志。余

叔对我说：“我和大于（指柯的夫人于文兰）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

被江青看见。”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麻烦”，对待她

只能是“敬”而远之。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万不可“抓住一点”，当作定论，“不

及其余”。再比方说，冯文把林彪参加柯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

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问题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的追悼会，在

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就会把林的到来视为正

常。何况那时的林并没有“仓皇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

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检索到这样一份材料，在反右斗争如火

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

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

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

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

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

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

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什么‘倾’。

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

讲话》）。同志们啊！我不知柯老的这番话是在针对今人对他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呢，

还是在给我们的一些党史专家上课？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

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

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自愿卷进这场争论

，是因为看到冯文的最后一节，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

苦了我们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近情理了！冯

文还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老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

康生等人的陷害，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

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突然袭击。斗柯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

？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

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

么话也不说。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

柯的夫人，就质问柯：“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

，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

亲笔修改了对柯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

１９４３年到２００３年，整整６０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

”的语境来批柯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

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

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１９５９年５月到１９６０年３月这

１０个月当中，柯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１９５９年５月的《不断提高

生产率》，１１月的《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１９６０年３月的《领导技术革新

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第三篇文

章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

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五、六分之一。中国的

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

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

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老说“就是穷得当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

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

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１９６４年１０

月成功爆炸。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

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胁。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

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

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

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老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

射柯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

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

反对狭隘思维。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柯庆施主政时期上海对

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

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

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我记得邓小平的一段话。在１９５８年

无端批判刘伯承时，林彪对邓说：二野主要是你（邓小平）起作用。邓小平立即顶了林

，说：政委与司令员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

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历史唯物

主义的ＡＢＣ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