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经济角度看“九?一八”事变　 -- 阿康

从经济角度看“九?一八”事变　

http://www.junmeng.org 来源：中国军事同盟 时间：2003年9月18日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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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后卫　授权中国军事同盟首发　版权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切政治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这句话我觉得虽然还有待商榷，但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迹象。

　　战前的日本与中国经济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整备为追赶欧美各国经济的经济环境。1870工部省提出了振兴产业政策：相继进行了废藩置县（1871）、废除武士俸禄（1873）、设置内务省（1873）推进振兴产业政策，多次颁布教育令实行义务教育（1873、1879、1886和1907，分别将义务教育由16个月扩展至4年、6年）。从政治政策、国民素质等诸多方面为引进欧美先进成果和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日本的振兴产业政策是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这一时期的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在其1880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曾明确地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明确了日本经济为对外侵略扩张而服务。

　　在振兴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被称之为“政商”的民间企业家。他们用极低的价格接受官营工厂和直属矿山，有着特权地位，不久后很快演变成财阀企业。1909年三井财阀建立三井合名会社，其它的财阀也于1910年代～1920年代之间形成以控股公司为中心的组织形式。财阀的特点是“在中心产业的多数部门拥有寡头企业，以家族为顶点的多角的事业形态”，以金融、贸易、矿山业等为中心实行了多种经营。历经了192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产业资本向财阀的集中更趋明显化，使得财阀成为日本经济界的支配者。对于财阀这种组织形态的评价因人而异。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对于战前日本的工业化进程起了实质上的重要作用。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土面积1100万平方公里，人口4亿6000 万。土地面积约为日本的三十一倍，人口为日本的五倍。而且中国土地上蕴藏着无尽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从自然和人力资源上来看，日本断然不是中国的对手。

　　然而，中国自鸦片战争战败以来，注定了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系列的战争赔款、领土割让、租界、治外法权等使晚清中国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之后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国共对抗又使中国大地常年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经济状况更是一落千丈。

　　1912－1931年间，中国的总产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在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中国社会，中国农村大约分成七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这一切，使中国无法产生工业化的资本元素，中国经济仅仅依靠国外投资和国内运输、商业、金融业来维系。工业生产几乎为零。

　　从农业上看，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土地法，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十五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五十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另一方面，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政令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这一切，与日本恰恰相反，从政治、经济、文化整个大环境中，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举步唯艰。

　　我们再看看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此消彼长。1895年日本逼迫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取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并勒索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后因俄、德、法干涉，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但又索取赎辽费三千万两白银。这一笔总数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倍，日本年收入的4.5倍。此后，日本将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十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而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在此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之际，中国人民不得不作绝望中的挣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血肉之躯“扶清灭洋”。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日本充当了主力先锋，血腥杀戮我人民之外，还从北京与天津掠走库存白银共五百万两，将清皇宫内的珍宝文物洗劫一空。之后又攫取赔款白银约三千万两。至此，中国已彻底破产，再也无钱财可供榨取了。而日本则开始其侵略的下一步，即占领中国全土，掠夺中国的资源。

　　1931年前后的日本与中国经济

　　自一战后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开始，日本经历了关东大地震（1923）和金融危机（1927）。1929年蔓延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日本更是雪上加霜。企业破产、失业率高企。1931年，经济危机在日本达到顶点。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采用了以低利率、低汇率、扩大财政支出为主干的高桥财政，并于1931年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加大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这个法律日后被认为是战时日本经济系统的根源，确保了经济为战争服务的目的。

　　在中国东北，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迫使中国签订《中日满洲协约》，取得了东北的巨大权利，包括了“采伐鸭绿江森林之权利”和“中国政府允许南满铁道所用各材料，豁免一切税捐厘金” 。后来日本在大连设关东军司令部，在东三省各重要城市、通商口岸、铁路沿线派兵驻守，置东三省于武装控制之下。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中第六条这样写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区，在国防上以及国民生存上，均有重大利害关系。我邦不仅应作特殊考量，即就维持该地方之和平，经济发展，俾成为内外人民安居之地，以毗邻而言，不得不感有责任存在。”明确了东三省对于日本的国防与经济均有重大利害关系。

　　为加强对东三省的控制，同时缓解本国人口过剩的问题（根据当时的统计，日本的土地每平方里平均有146人。人口逐年上升，至1930年更增加了912,000人），日本加紧了对东北的移民。

　　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对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讲话中说：“满蒙对于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着极为深刻而特异的关系”，“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不久又说：“我们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把满蒙变成我国的领土”。由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组成的右翼团体“满洲青年联盟”也声称：“就连茫茫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也确定了领土权”的今天，“到世界上什么地方可以获得取代满蒙的地方呢？”从舆论上积极为日军进占东北制造声势。

　　中国方面，在军阀混战年代里，东北属于张作霖的奉军。为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税收亦随之加多。战时附加捐数不胜数，日常生活种种物品都要抽税。同时，张作霖还向外借贷，仅1925年，张作霖便向日本银行借款2400余万日元。除此之外，奉军在东北境内发行公债和大量增发货币。仅1926年5月，便发行公债5000万元，“奉票发行额 1916 年是 1508 万元，1925 年是513,732,300元，比1916年增加33倍还多。1928年1月，发行额竟达13亿元，比1916年增加86倍多。”以上种种，使东三省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同时，张作霖也认识到日本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东北，于是开始推行“以夷制夷”政策，极力与英、美等西方列强拉关系，争取支持。大量吸收英、美等资金，以抗衡日本。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限制了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扩张，维护了民族利益。

　　张学良积极在东北修筑港口和兴建铁路，以抗衡日本垄断东北经济的计划。东北自建铁路计划有东四路和西四路，目的是与日本大连港和南满铁路竞争。首先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自1925年至1928年间，修筑了开原至西丰、大虎山至通辽铁路，继而又修建了沈阳至海龙、吉林至海龙铁路。1929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东北交通委员会”制订了东北铁路发展计划，计划内容主要是在东北修建东西两条干线和葫芦岛港，以抗衡南满铁路和大连港。日本认为这是“包围满铁”，侵犯了它的权益。田中义一认为这两条新铁路，将包围南满铁路而拘束其活动于极小范围之中，结果将使日本在满蒙的政治、经济发展完全窒息。

　　田中义一在国策中发出这样的警告：“中国人民将有一日瞿然觉醒，甚至即在国际多事之今日，彼等仍能以其勤廉劳动，仿制帝国之商品，以为代替，而妨碍帝国贸易之发展。试思中国乃吾人最大之主顾，该国一旦完成统一，实业发达，欧美复与吾人竞争，则帝国在华之贸易，必将归于破产。”

　　另外一个因素，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鉴于东北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关内的人口不断上升，为了使资源能更平均分布，于是便将大量年青人口及科技人才有计划地迁移到内陆人口稀少的地方，以开发资源及解决沿海城市过度挤迫的问题。每年移居到该地的人口不下百万，东北人口由20年前的五、六百万人口增至三千万，而在此三千万人口中，绝大部份是由关内移民去的。日本借由移民来控制东北的计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31年7、8月间，中国发生空前大水灾，长江沿岸十六省洪水泛滥，灾区七万平方英里，灾民达2500万。9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救灾令，为解决灾民的居住问题，国民政府做出了将灾民迁至未受水灾影响的东北地区的决定。这进一步打击了日本的移民政策。

　　田中义一在奏折中再次写明了“吾人因日俄战争而获得之南满资源，亦将遭九国公约之严重限制。结果所至，帝国臣民将无法在满洲自由移殖；而中国人民则潮涌前来，彼等成群结队逐年移入满洲，数以百万计，严重危害帝国在满蒙之既得权益，使帝国每年近八十万之过剩人口，无处栖身。就此而观，吾人不能不认为帝国调剂人口与粮食之努力，已告失败。吾人若不妥筹善策，迅速遏止中国移民之洪流，则五年之后，中国移民将逾六百万之众。届时吾人在满、蒙方面，即将面临重大困难。”田中义一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已积极开发东北，并引进其它国际力量制衡日本。于是主张及早采取“铁血政策”，占据东北。

　　在这期间，日本先后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及《1931年度形势判断》等秘密文件，并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等文件。1931年5月，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关东军在非常情况下，自行决定占领满蒙的决心。7月，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政策大纲》。这一切，最终导致了9.18事变的爆发

　　综上，经济因素在9.18前后的中日较量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量。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外，在经济层面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打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九?一八”事变，其中不少的错误和遗漏，还请广大军友指正

(编辑：苦寒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