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对外援助到冯玉祥 -- 斩鞍

遥遥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音乐突然变得震撼，就连忙跑过来抱住我说：“爸爸，坏人来了。”

好人、坏人，这是最原始的二分法。

首先我注意到许多同学，还是坚持着“西方邪恶”的观点，正如西方许多同学在冷战结束那么久以后还是坚持“共产邪魔”一样。这样的观点下面当然是相当的现实基础，然而，如果我们跳出意识形态的范畴，则这两种观点都有可疑之处。

在这里，我想暂时剔除个人印象的因素。比如从我的居住环境来看，我并不认为西方世界的道德观是达尔文主义的实践，或者美国同学在北京之旅后吃惊地发现原来共产中国的国民竟然够胆在公共场合批评时政。个人印象来自于生活实践，因为具体而更具说服力，但由于过于破碎，在归纳原则上的作用就软弱而片面。同时我也暂时剔除道德的因素，因为这是无法衡量的。我们可以从比较单纯的数据和理论上来看看对外援助问题。

1950年到1995年之间，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总金额超过了一万亿美元（1985年币值计算）。苏联东欧集团的对外援助总金额，我没有找到具体数据，印象里应该高于此数。但是一个重大区别在于，西方统计中没有计入军事援助，而苏东援助中军援是大头。搜索到一个网文指出，建国至今，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4800亿美元。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对当初勒紧肚皮支援亚非拉兄弟的故事都还有着比较清晰的记忆，我对这个数字还是存有一定的怀疑：如果回头看79年中国的外汇存底，会觉得4800亿美元对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天文数字。考虑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近几年才开始重新复苏，邓前时代的外援基本上要砸锅卖铁了。

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西方援助没有用在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投资上。“欧美这几十年的巨大援助帮助非洲发展了什么工农业？采矿业？咖啡业？” 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援助大幅度调整了援助金额去向。但是在这之前，西方援助在很大程度投入了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建设。

西方援助的早期理论来源是HAROLD-DOMMAR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投资和消费受到总产能的限制，投资决定了长期的发展能力。非洲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过低，不得不将主要产出用于消费，则一直不能有足够的投资能力来支撑以后的发展，成为INVESTMENT GAP。西方国家认为，一旦用援助填满这个GAP，则落后国家可以扩张产能，产出既能满足消费，又能满足投资，就可以进入正循环。所以援助是一次投入，长期见效的。

因为剔除了援助的道德因素，那么现在研究西方国家援助的另外一个动机：苏联恐惧症。1950年代，苏联势力处于高速上升期。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和防范，西方国家与苏东集团展开了援助竞赛，大把撒银子来抢夺势力范围。这是西方对外援助的开始。

实际情况如何，来看这样一个例子，1957年独立的黄金海岸（后称加纳）是当时非洲大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可可产于加纳。独立前，自治政府和英国一起修建了道路、诊所和学校，这使得加纳在独立之初拥有全非最好的教育系统。正如当时多数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新政府总理Dr. Kwame Nkrumah对于苏联经济模式很有兴趣。为了避免这个非洲希望之国落入苏东影响，欧美和世行向Dr. Kwame Nkrumah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贷款用于完成他宏伟的经济腾飞计划。援助主要集中于VOLTA RIVER PROJECT及其配套工程，VOLTA RIVER项目总金额在当时就高达23亿英镑。加纳兴建了AKOSOMBO大坝，截断了水量充沛的VOLTA RIVER，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VOLTA水电站拥有当时撒哈拉地区（可能也是全非）最大的发电容量，作为配套的电解铝厂则预计会成为加纳经济的CASH COW。由于加纳本身没有铝矿，所有矿石需要进口，在VOLTA LAKE和首都ACCRA港之间修建了高标准的公路，ACCRA港也被扩建成当时非洲最大配套最先进的港口。项目初步建成以后，铝厂和水电站就开始吸取高额补贴，计划中的冶金、铁路、水利交通灌溉项目都没有能实施，沿湖居民深受水盲和血吸虫病的困扰。这个伟大的项目至今仍然是加纳的经济包袱，并直接导致军方政变把Dr. Kwame Nkrumah赶下了台。建国50年，加纳经济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再看这个例子，世行在70年代向坦桑尼亚提供贷款修建了一个年产四百万双的鞋厂。这个鞋厂预计可以满足坦桑尼亚国内的全部需求，并将四分之三的产量用于出口。鞋厂建成以后，年产量始终没有超过计划产能的4％。

大坝和配套是基础设施，鞋厂可以算民生配套。但是把钱投下去，未必就能给带来好处，因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设施设备是要人用的，企业是要人管理的。外援可以提供一个起点，却不能帮非洲国家跑下这个马拉松。对于一个内部运行良好的经济体，外来援助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如果经济体本身的政策结构有问题，外来援助反而可能起到反向作用。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普遍实行政府干预经济和进口替代，由于缺乏苏东集团的经验和人才，经济失败比苏东集团更快。这个过程中填进去的外援实际上是延长了一些本该饿死的经济政策的寿命。所以经济学家P.T.BAUER始终认为，帮助非洲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全面取消外援，让他们自己去发展。这个观点是对普通人道德观的极大挑战，所以从来也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早期外援的失败经验促使西方集团，以IMF和WB为代表，开始进行重大调整。贷款绑定经济政策是一个主要的手段。西方集团把自己认为有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强加到受援方头上，以援助贷款为要挟，成功地改变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是“资本邪恶”论据的现实来源。当然，基本上，这种办法也失败了。经济政策必须是内生的，外来的框子没有生命力，所以受援国的经济被搞得一团遭。因为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在受援国经济崩溃的同时，西方资本在自由贸易过程中享受了掠夺式的暴利具体实践，IMF鼓吹穷国种咖啡，越南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咖啡产地，而传统的非洲南美产地的地位被完全颠覆，咖啡豆价格暴跌――但是咖啡价格没有降，几个跨国公司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赢家。这种了鲜明对照进一步加深了资本邪恶的印象。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下，问这样几个问题：一，如果没有西方援助，那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更好？二，如果没有外来援助，那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更好？很幸运，这些不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外援始终集中在南美和非洲，找到反例并不为难。四小龙是个例子，中国也是个例子。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把别人都搞砸了，西方资本才获得最大利益？先做这样一个对比，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得益可能高还是在坦桑尼亚的得益可能高？FDI数据直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看看背后的逻辑。

北洋时期，华北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一个经济学家惊奇地发现，同样是军阀，冯玉祥治下的人民生活却相对安定富足。研究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流匪理论。流窜的匪徒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过之处，抢光夺光，寸草不留。流匪横行的地方，人民被剥夺了生产欲望，因为反正都会被夺走，何必费力？所以渐渐变成不毛之地。但是当一支匪徒壮大了，击败了其他的匪徒，占据了一块地盘，过去的做法就不符合他的利益了。如果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一千斤粮食，抢光了就是一千斤，农民饿死。如果只抢六百斤，农民得以生存，第二年还可以再抢六百斤，一年年算下来，比一次抢光一千斤要划算多了。这样一来，年度的抢劫就变成了征税。所以固定匪徒的地盘内，不会有无节制的抢劫。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如果不存在一个竞争的流匪，那么过度抢夺浪费资源是不划算的。就资本本身而言，并没有善良或者邪恶的属性，只有逐利特性。就援助而言，不管是金援还是贷款，都不以现期利润回报为第一目标。这两点上中国和西方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可以区分的是什么呢？也许只有我在最开始剔除的道德因素了。道德因素在对外投资和援助中是否占据主导，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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