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人口结构的思考：与资源环境考量一样重要的是社会和谐 -- 东东山

“他们是一对90岁高龄的老两口，为了下楼这件事已经商量好几个月了。5层的楼梯，对他们就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被禁锢在家中的小天地里。日复一日，他们只能互相面对，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那台电视。他们太想去晒晒太阳、听听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太平常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奢侈——惟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他们活着，活在一个有人的世界中。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在国外。因为住在5层楼上，他们平时很少下楼，靠着儿媳的姐姐每周为他们买一次菜和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冬天，他们终于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下楼计划。对两位高龄老人来说，下这5层楼，无异于一次探险，也许一脚站不稳，就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了意外，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可他们总得去晒晒太阳啊，要不，骨质会更加疏松，会连路也走不了了。于是，俩人搀扶着，如履薄冰办一点一点走下来，没想到当他们刚走到阳光下时，两人同时感到天旋地转……”

　　“当居委会主任从院内花坛经过时，看到这两个老人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坐在花坛边上，冻得浑身哆嗦。一问方知，他们因无力上楼而回不了家，又冻又饿地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天了！主任连忙叫了几个年轻人把老人背上了5楼。”

　　“下楼的远征终告结束，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走到过外面那个世界。”

　　这是杨晓升笔下一对90高龄的老夫妻下楼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延续，正在越来越多地上演。因为忠孝不能两全，越有本事的孩子走得越远，越来越多的人撇下自己年老的父母，在遥远的地方终日为自己的事业忙碌。

　　这样的家庭被称为“空巢”家庭。根据1995年对北京、上海、苏州、广州和香港等地的调查表明，这样的“空巢”家庭比例高达36.3%，站老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可否认，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人口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但书中写道：“我国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家庭规模在缩小，三口之家，单亲家庭增多，甚至一口之家者也不在少数；家庭结构在变，别说四世同堂，就是三代人同居的家庭也很少了；由于上述两种改变导致了第三种改变，就是家庭功能的改变，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外延给社会。但据统计，我国住在各种养老设施中的老人不足100万，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在各地的养老设施中，最好的入住率也只有30%。”

　　然而，即使老人回归家庭，即使他们的独生子女也还孝顺，“四二一”（四个老人、以对独生子女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的家庭，那上有四老下有一少（或者两少）的中年夫妻，该如何能够承受起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又该如何尽孝呢？他们是做孝子，还是牺牲前途呢？“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时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负担繁重的可以压死人。”

　　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问题引起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重视，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儿童医院的黄敬孚、北京的何竹康。他们从2000年起，就开始向大会提交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

　　黄敬孚委员2000年提交给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的提案是《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的提案》，认为已经实行了五分之一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果继续延续下去，将会产生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人口素质不平衡、独生子女心理问题严重等问题。黄敬孚建议，从社情民意、扩大内需、养老、就业等角度，“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长期‘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在一二年内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

　　在同一次政协会上，何竹康委员的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黄敬孚委员再次提交了《建议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黄敬孚在提案中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人口控制保持了低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实行时间过长，已经快速接近1/4个世纪，社会老龄化问题突出，老人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0%；长时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减少国力，降低综合国力；男女比例失调的年度太长；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教育成长问题日益突出；现代医学无法保证每一个独生子健康成长，年长儿童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的死亡给独生子女的父母带来不可弥补、无法形容的损害……黄敬孚建议“尽快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改为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