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云南七日（全） -- 神游

三个问题和一个小故事

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的话题是昨天专家论坛的延续，那就是学术道德问题。我所在的组大概有二十多人，中方代表稍多于美方代表。

开始时好象比较平和，但随着一位陕西老师的发言，讨论变得异常热烈起来。

陕西老师说他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从网上下载的别人的课件用于教学，这是不是属于剽窃或者抄袭、是否涉及版权问题。

问题一经翻译，我看到所有的美方人士都一致摇头，毫无疑义地给了否定答案。大家纷纷告诉他，用网上的资料是被允许的，只要注明资料来源，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声称这是自己的课件。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很缺乏关于学术道德的技术性教育。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版权”、声讨“剽窃”，但是到底什么是 “版权”，怎么就算“剽窃”了，大部分人并不是很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我在国内时，没有课程讲解这部分内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的猜想是依然没有），大家就是凭借一种很朴素的理解来定义“剽窃”。毕业论文的文献部分也是很笼统的列一个清单就算了。一旦发生问题，判断的标准也很模糊，到底是“无意中的技术性错误”还是“有意的剽窃”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处理的结果也和具体事件负责人对“剽窃”的个人理解很有关系。可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专门的这种课程。我清晰地记得，老师用很多实际例子给我们讲解“引用”和“抄袭”的区别，如何正确的引用，以及引用文献的具体格式。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课程中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单子，上面是一些常见的引用格式错误，她让我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修改，并且慷慨地承诺，如果有人全部修改正确，期末的学期论文可以晚一个月交卷。结果，没有一个人全部正确―――实际上，老师说在她的教学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得到晚交学期论文的待遇。尽管我们还在犯错误，可是从这个课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在第一堂课上，大家曾很激烈地争论某篇文章是在引用还是在抄袭，到课程结束时大家的看法非常一致。技术性的定义非常重要，这种教育也非常重要。只有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才能让不想抄袭的人不“在无意中犯错误”，也不给真正抄袭的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很多时候我们单纯注重道德上的讨论而忽略了技术上的问题，对学生们的帮助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陕西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则引发了一场小型地震。

这位老师在问第二个问题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其实今天问的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今天能够说出来对我也是一种解脱。不管怎么说，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我说的是实话。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实话。如果是在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下面的这个问题让我惊讶。他说，在他的学校里，成绩单有两份。给学生和家长的一份是真实的，而“为了学生好”，正式记录在案的一份是修改过的比较“完美”的。他想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话音一落，中方代表中就引起了一阵骚动，而懂中文的主持人甚至忘了翻译，急急地问：“是所有学校都这样做吗？”

陕西老师的回答让我心惊：“我所知道的学校都在这样做。”

在美方人员的提醒下，主持人翻译了问题，老美们的反应应该是“shock”。主持人再一次问在场的其他中国老师，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在这么做。

嗡嗡声。我焦急地等待大家的回答。

终于，有两个声音说“是”（其中一个老师来自提问老师的同一所学校），而旋即更多的声音说：“我们学校不是！也没听说过！”“这绝对是少数！”一个甘肃的老师气愤地说：“这样做的学校的校长应该撤职！！！”会场上更加骚动起来。

主持人轻轻地自语：“I’m glad I asked this question.”

陕西老师决心把话说到底：“我倒不认为是个别学校这么做。我在广东工作过，那里的学校也这么做。”

最初的骚动过后，大家开始讨论。

一个美国老师说她想一想，他们也在从另一种意义上做着同样的事。比如为了让学生考得好一些，主动透露一些考题。另一位美国老师说她是德国人，在几十年前的德国，很多类似现象也很普遍，也许这是发展中的必然。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回避自己国家的问题。实际上，我的电子信箱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让我买文凭的邮件，这和国内街头“办证”广告没什么本质区别。很多时候，大家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

一个打工仔子弟学校的校长发言了：“我很理解这位老师，因为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我的学生告诉我，只有考了80分他的家长才会让他继续上学，可是他只考了 75分。我怎么办？我就把他的作文分数提高了5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刚才那位老师说这样做的校长该撤职，可是，我觉得也许这样做的校长比别的校长还要好呢！”

我觉得他说的好象是另一回事情。

经过了最初的惊讶，我尽量让自己的发言平和一些：“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说说这个问题。这位老师一直在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好’，可是，这真的是对学生的‘好’吗？您说的是中学成绩单，我不是很了解，那我就说说美国对中国大学成绩单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国内有学校系统地修改成绩单，我知道的都是个人行为。就是这种个人行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美国大学已经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他们宁可去问他们熟知的中国人一所大学的好坏和成绩的可信度。我和我的朋友都曾被问到过。我只是想请这位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学生们真的因此‘好’了吗？这对那些没有修改成绩单的学生公平吗？”

主持人接着我的话题，告诉在座的老师们，她自己所在的学校就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老师们很沉默。

陕西老师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评职称要求有论文。这位老师曾为别人做枪手写论文，价格是省级杂志论文每篇￥100。后来心里觉得不安，就改变了做法，写完论文将别人署名为第一作者，自己排在第二位。

这位老师还没来得及问他的问题，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就发言了：“你完全可以不做这样的事嘛！”

陕西老师回答得非常干脆：“我每月工资￥800，不这么做我活不下去啊！”

年轻女老师笑了一下没说话，我看出她并没有接受这种说法，只是不想再争下去。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发言：“对于体制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做得太多，因为个人对于体制来讲无能为力。可是，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不做。”

确实，个人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做”的，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忘了他们还有这种选择。

离结束的时间只差5分钟了，但大家讨论的兴致还很高。肖老师悄悄地进了会场，坐在最后一排。

最后的这个问题是刚才的那个年轻女老师问的，是有关现实和道德的问题。她讲了个小故事，一个男子的妻子病重，没钱看病，无奈中抢了银行，“那么他错了吗？”

肖老师接过话筒，第一句话就是：“He is absolutely wrong!” 口气不容置疑。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因为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这么说，而会用更缓和的口气，尽管我同意肖的观点。但接着我就觉得肖老师是对的，我们可能太习惯用模棱两可的口气了，太喜欢强调“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的“道德相对论”其实和这种“模糊教育”很有关系。

肖老师接着说：“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对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道德了，没有对也没有错了。首先，这个人是错的，是有罪的。只是在量刑时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可以减刑而已。但依然，他是错的。”

我特别想加上，这就是现实和道德标准的差别。也许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不意味着道德标准应该让步。道德的建立不是凭空的，是要靠教育的。如果一个教育者对不道德的行为首先想到的是理解和同情，那么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是什么？他们的道德标准只能是等而下之。

激烈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主持人说了结束语：“孟子说过，生命是我所珍视的，但我珍视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让我厌恶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我发现，这篇儿时经常背诵的《鱼我所欲也》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其实，好多话，我们的老祖宗都已经说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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