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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起义时的回汉关系

回民起义之时，汉族人民遭受的苦难要远远大过回民。

1863 年元月, 平凉白水镇乡绅因闻起事回民焚杀之惊,集团四五千人自卫,。城郊回民因闻“汉民传言有剿洗回教之语,惊疑变动”, 聚众于东关, 将关外平桥及附近庙宇焚毁, 以断进城之路, 不久平凉府城被攻破,“士民死者十余万”。灵州和平罗的回民军于1862 年12 月进抵石咀山时,“该处回民带领汉民迎入该教礼拜寺”, 起义军中的阿訇“喝称见汉不留, 回众始行恣杀, ”

　　汉民遭无辜杀害。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固原被回匪拥入, 焚杀汉民殆尽”,“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甘肃之民回汉杂处, 昔本汉多于回, 近则回多于汉。宁灵一带周数百里, 则汉民几无遗类。”在河狄,“回匪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尽歼于贼。”在西宁，“撒拉回陷循化厅城, 焚掠殆尽, ;汉番死者无算”。在河西, 同治四年(1865) 二月,“肃州回叛, 据州城。士民遇害者万余。”

有时候回军攻破城池，汉人若肯信回教，可留得性命。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 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 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 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 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 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同治六年(1867) , 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 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 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 到北原上开会, 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 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 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 相率逃亡, 结集到烟囱山, 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 纠集回军四万多人, 围困烟囱山, 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

当然, 起义过程中的回军对汉民也不是一味的仇杀。从回民军的角度看, 也有改善、缓和回汉两族关系的主观认识, 并在实践中作了努力。在陇东, 针对回民军的普遍的仇杀情绪, 穆生华曾明确告诉下属:“仇恨只在清朝无故杀回灭教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民团头子。凡回汉百姓, 皆素无怨仇, 本是一家人, 不要听信谣言。今后照常亲爱, 不许伤害欺侮, 更不许烧杀抢劫。如有犯者, 绝不饶恕。马化龙在宁灵地区也注意改善回汉关系。回民军攻占宁、灵后, 社会秩序一度十分混乱。马化龙把回绅马占魁派往灵州, 临行前嘱以“少杀人”、“重农事”。马占魁到任后, 到处张贴告示,“严禁灵回滋事”, 并派“劝农使”分赴各堡督促种田,“事有便于民者试行之”。由此, 宁、灵地区的社会生产秩序得到一定的恢复。

由此可知, 各地回军领导人主观上是有缓和回汉民族矛盾的愿望的, 并采取了某些具体措施。各地“抚局”的达成, 客观上也为缓和回汉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不过, 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指导思想, 各地又互不统属, 缺乏统一协调, 反映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 则是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措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认识程度, 从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连贯性。而受制于时代条件、宗教信仰及回民群众的情绪, 他们的认识又是有局限的。在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强烈迸发的情况下, 广大回民军包括领导人在内都很难杜绝针对汉族的屠杀报复行为, 起义过程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回汉两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没有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而消除, 而是继续存留在两族人民之间。它促使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回汉关系进行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