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剖析民工荒-内地发展受影响（1） -- 东东山

农民工的选择

　　刘小山，18岁，老实内向，已经在广东有过两年打工经历，是不折不扣

的熟练工。他正是企业们想找的人。

　　现在，他已回到家乡———江西信丰县，成为中豪针织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

“我看这家工厂管理比较规范，还能经常回家。”刘小山解释自己为什么从广

东回来。

　　他完全符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标准：18岁到25岁之间，已有工作经

验，不用培训就能直接上岗。如果是女工，老板们更是求之不得。“因为女

工在企业管理上更加方便。”刘小山的老板曾纪文说。在他的工厂里，女工

就占到全体员工的60％。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在研究中发现，在服装、玩具、制鞋

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企中，35岁以下职工在全部职工中的比重高达90％左

右。“年轻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他说。

　　“有的企业甚至要求100％的女工，即使工作岗位男工也能胜任。”信丰县

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在谈到自己几年前去广东推销工人的经历时说，“企业更

愿意招收女工，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厂容更好看一点。”

　　但即使企业老板有幸让车间里塞满19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面孔，他们依

然会发现，这一代民工已经不同于上一代民工。

　　18岁的刘小山喜欢在不加班的时候去网吧或者看书。最近他看的是一本

如何创业的书。“我不会一直打工的，现在是培养自己。”他说。他的一位朋

友刚刚从中豪离开，仅仅是因为想休息一段时间。

　　信丰县另一家港资企业———协力制衣厂厂长施箩仔表示，自己无法理解这

一代人。“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了，给父母一打电话说声辛苦，父母就

让他回家。”他说。1998年，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的施箩仔初中毕业就出去打

工，“一年都洗凉水，拼命工作，就是为了多挣钱。”

　　“我们那一代和这一代有天壤之别。”施箩仔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建进对此也表示认同，他在去一家

企业调研时发现，年轻的打工者不愿意住企业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宁愿花

钱在外面租房子，原因仅仅是集体宿舍的管理太死板。

　　浙江温岭市劳动就业处主任江晓龙前不久在安徽一家技术学校为本地企

业招聘了19位年轻的工人，但是一个月后，19人全部离开了，没有一个留下。

“他们的流动性之高令人意外。”他说。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林平、副教授万向东在去年7月完成了一份关于

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荒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民工流动性高

的原因是企业工资福利、基本保障不好。但这种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爆发民

工荒。

　　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在积极改善民工待遇之后，仍然发现民工流失的现

象。在广东鹤山建厂的一位台商抱怨说，他给工人提高了工资，为夫妻提供

60平方米左右的夫妻房，替民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许民

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工的孩子交纳在当地上学的学费，甚至允

许民工的父母前来同住，以照顾孩子。但他还是惊诧地发现，几年后，这些

民工仍然选择了离开、回家。

　　原因很简单，这些民工早就意识到，40岁以后，企业将不需要这样的员

工。所以他们在40岁前需要迅速积累一笔财富，然后回家创业。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5年1月在广东一次民工调查中，“希望挣够了钱

，将来回乡做生意”的比例高达74.7％。

　　但换个角度思考，民工为了尽快在40岁前挣到一笔钱回家，自然会选择

去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因此，在民工短缺的背景下，企业只有提

高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尽管不能长期留住老员工，但也会不断吸引新员工

进来。

　　［关键数据：越来越少的年轻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

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了453万，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

出72万。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了20万，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

相差550万。2004年，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

　　政府出面争抢民工

　　无论是内地省份，还是沿海发达省份，现在政府的一件大事都是在寻

找民工。

　　江西赣州市政府给下属各级政府都摊派了为本地企业招工的任务，多数

乡镇政府的江西赣州市政府给下属各级政府都摊派了为本地企业招工的任务

，多数乡镇政府的任务是30－50人，指标能否完成，是评价领导官员是否称

职的重要指标。

　　“在某种意义上，招工比招商更重要，有了劳动力，还怕企业不来？”信

丰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王栋说。

　　在过去两年里，每逢春节期间，赣州许多回家过节的外出打工者都会受

到政府邀请，免费坐着劳动部门提供的豪华大巴去看厂———先看厂里的环境，

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当地电视台滚动播放着“就业在家乡”的公益广告。

　　赣州市还从2004年9月开始实施“公民职业化、农民知识化”工程，就是针

对本地工业园区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出钱，对本地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

然后送到企业中去，解决用工难的问题。

　　在一年多的时间，赣州全市通过此种方式已经培训了30多万人，并要求

60％的培训者留在本地工业园区就业。

　　在信丰县，政府每年拿出600万元作为培训资金，把各个乡镇召集上来的

劳动力送到缺工的工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在一个月培训期内，政府给

每人补贴 400元，其中270元工资，100元的伙食补贴，还有30元是管理费用。

培训结束后，直接在企业上岗，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

　　但培训结束后，企业发现，这些培训者很快就离开了，又前往广东打工。

政府不得培训结束后，企业发现，这些培训者很快就离开了，又前往广东打工

。政府不得不去替企业再招一批。

　　于是信丰县政府又改变招工政策，从政府出资培训改为政府实行招工奖

励。新政策规定，推荐一个工人在企业工作满一个月，继续留在企业的，奖

励介绍单位或者工人80元，工作满三个月，继续留在企业，再奖励推荐方70元。

　　和王栋一样，中国不少地方劳动局的官员也开始干起自己以前并不熟悉

的工作。浙江省宁波市就曾远赴湘西，去招那些土家族、苗族姑娘们来本地

服装企业工作。

　　在距离宁波3小时车程的浙江温岭市，当地劳动局副局长李玉友和就业处

主任江晓龙今年也赶赴湖北恩施县，试图从这个劳务输出地招聘一批工人，

以解决本地企业缺工的燃眉之急。

　　但结果很令人失望。尽管当地政府很配合，提前把招工通知公布下去，

但是他们发现，“该出去的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出不去的。”江晓龙说。

　　而在2004年之前，江晓龙的工作职责是如何安排汹涌而来的外地民工。

温岭是浙江制鞋业的产业集群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注塑、浇注皮鞋生产基

地之一。该市拥有6万多家有雇工行为的企业，每年接纳40多万外来民工。

但从2004年开始，这个数字就以每年20％的速度递减。今年年初，温岭空

缺5万个劳动岗位，其中鞋企就占3万个。

　　江晓龙在湖北招工时发现，更多的打工者宁愿留在本地就业，而不愿

意来温岭，但如果把工厂迁往内地又不可行。在温岭，制鞋业的产业链非

常完善，如果把工厂迁到内地，产业链不能配套，物流成本将随之上升。

面对东南亚，印度的竞争，企业依然很难发展。

【附录：

教育部2006年公告：全国小学生3年锐减1300万

http://education.163.com/06/0705/09/2L8OHV7400291MU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