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 碧血汗青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三）

文/碧血汗青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的程朱理学，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又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也要比程朱学说来自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便即刻大盛，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开始倾向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8）。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的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于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12）。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奢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惟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故而愤然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直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等等，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