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蒋百里——《国防论》第一篇：“国防经济学”1 -- 大洋芋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伦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澈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有误，应为一九零六）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要受罚的（赔钱。）现在统制原料反可使社会不安。那里知道封销政策成功，有了现金，还是买不了东西。可见当时以世界经济市场为根据的头脑，对于战争的新经济事实的观察，是如何谬误。

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义务兵役制实行了百年，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命。人民是了解的；世界市场商业经济之下，说国家可以要人民的钱，可是人民不容易了解。

军事范围扩充到民生问题，而内政上就发生了许多扦格。战事进行中防市侩之居奇，于国民生活必需品，政府加以一定的价格，不准涨价，这是正当的；但是军需工艺品是目前火急所需要。军部却不惜重价的购买。其结果则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多数的农民，投身到工厂去，轻轻地暗暗地把土地放弃了。经济生活根本的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似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

事实转变太快了，人的恼筋跟不上。可是佛兰克教授，还是拍膝嗟叹地说，“咳，不患寡而患不均！”

经过了这场创巨痛深的经验，才渐渐的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此种思想，如何而能按照实际发生有效的能率，是为国防经济学第一篇所发的两个问题，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成立之基础。

（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之一致，即是国防经济学的本体。

（二）经济是一件流转能动的事实，所以从事实上求当前解决方法，是治国防经济学的方法。

不过这种学问，在德国来说，又另有一种意义，因为大战以后，德国国力，整整损失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力量，又一律加到了敌人方面去。德国民族要想自强，正要从不可能中求可能，人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德国“无米”已成了不动的前提，而生存的火，如果不炊，就是灭亡。所以有米要炊，无米也要炊。说也奇怪，绝处自有生路。他们的方法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用人力来补充物力。没有地，用义务劳动来垦荒。没有油，用化学方法来烧煤。乃至橡皮肥料等种种。第二，用节俭来调剂企业。没有牛油，少吃半磅，没有鸡子，少吃一个。可是五千万造炼油厂，七万万造国道，却放胆的做去。照普通经济学说来，有些违背自然原理。但是比俄国没收农产物，到外国来减价出售，以换取现金，购买五年计划的机器。还算和平得多啊！

导言第三种

由导言一，可见国防经济学的原则是最旧的。而世界上最先发明这个原则的还是我们的祖宗。可是这个发明，也是经过了一场惨痛的经验，几度的呼天泣血，困心横虑，而后增益其所“不能”的。这就是孟子说的大王事獯鬻。讲尽了外交手段，竭尽所能的珠玉皮币，结果还是“不得免焉”。所谓“穷则通”，因此想出一个又能吃饭，又能打仗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到了后来，周公又把这方法扩大了，一组一组的派出去殖民（封建。）建立华族统一中夏的基础。一线相传，经过管仲、商鞅、汉高、魏武，一直到曾国藩、胡林翼，还能懂到强兵必先理财的原则。（读史兵略第一卷卫文公章下胡林翼的唯一批语）

从导言二，可见这个原则又是最新的，欧洲以前最肯研究兵事的德国也不知道。研究经济学的也不明白。到了战胜之后，凡尔赛会议的世界大政治家，还是不知道，所以国联盟约里，要想用经济绝交的手腕，来维持和平。乔治克里孟梭在一九一九还要抄一八〇九年拿破伦失败的老文章。殊不知经济绝交，只能用之于战时，不能用之于平时。因为人们可以禁止他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但是能够生活，就能战斗。战斗与生活是一件东西。德国之复兴，意大利发展之可能性，都是根据这原理，而同时却是受国联盟约刺激而来。

但是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国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新古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如今且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所以美国参谋总长发过一句牢骚话说：“如果开战我们要把那些破烂钢铁（就指现在的军实）一起送到前线去，让他去毁坏，只教能够对付三个月，我们就打胜仗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国内物力（包含制造方与原料）的充足，而因为商人经济自由主义太发达，政府无法统制，不能照新发明改进。所以说人及组织上有些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有他的地势，并制造方之伟大，人民乐观自信心的浓厚，补救得过来。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

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 Force Potentielle 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菲列德、拿破仑军事行动的天才，不过为今日战略者参考之具，而其行政系统之创造保持，则迄今百年，而两国国民实受其赐。德国之外患经两度，法国之内乱经四度，皆几几可以亡国，而不到二十年即能复兴者，此行政系统之存在故也。故中国不患无新法，而患无用此新法之具；譬如有大力者于此，欲挑重而无担，欲挽物而无车，试问虽有负重之力，又何用之？

今日中国行政范围内未始无系统之可言，如海关，如邮政，确已成功一种制度；虽不敢谓其全善，但较之别种机关，已有脉络可寻。故今日欲谈新建设，则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皆当使一切公务人员有一定不移之秩序与保障，此为入手第一义。

我说中国最没出息一句流行话是“人亡政息”。（这一句话是战国时代以后造出来的，孔子不会说，孔子时代是政息而人不亡。）天天在那里饮食男女，何至于人亡？政治原是管人，人亡而政可息的政，决不是真正好政，像一大群有知识的人，内则啼饥号寒，外则钻营奔走，而负相当职务的，又时时不知命在何时，谁还有心思真正办事？

官吏有了组织，在国家说来，是政府保障了官吏。在个人说来，实在是官吏被质于政府，他的生命财产名誉一辈子离开不了他的职务，然后政府可以委任以相当责任。德人有一个专门名词，名曰“勤务乐”这个勤务乐是与责任连带而来。若如现在的一个衙门的公事只有部长一人画稿负责，这勤务乐就永久不会发生，而且一定弄到事务丛脞。拿了这样朽索，来谈今日世界的物质建设，可以断定三百年不会成功。

官吏组织不过是最小条件，现在要谈全国的社会的组织问题，则范围更大而深刻了，原来中国现在还脱离不了农业生活，而农业生活单位组织的家庭制度，已经破坏无余。周代的宗法，财产传长子，是农业的标本精神，（日本现在民法还是如此，所以新兴的知识阶级都是次男。）不知几时发生了平分财产的习惯，一个较好的中农阶级经不上二代就把他的土地分得不成样的零碎，不仅如此，一个家如有两个兄弟，不是互相推诿，就是互相倾轧（德国从前有限制分地法，因为德国民法也是平均分配于子女，所谓两马劳作单位，是农田以两个马一天所能劳作的范围为最小单位，此单位不准分割。）

所以到今日，先生们有的还在那里攻击礼教。有的还在那里想维持礼教。其实一只死老虎，骨头已经烂了几百年。一个还要寻棒来打他，一个还要请医生来打针，岂非笑话？

不过人类总是有群性的，而经济生活总是由彼此互助而发展，这里面本有天然的组织性。如果仔细考察，就可发见新组织的办法。这种办法不外乎两条路，而应当同时并举。一条是地域的组织，一条是职业的组织。

农民之爱土地，可说是爱国心的根苗。土地依天然之形势，自有其一定之区划，顺其自然之势，而国家所注重者，只在这许多个重要的神经结。这个神经结在军事上名之曰战略要点，然同时又必为经济中心。在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家，这几个神经结应该由中央直接管理，而其余的地方不妨委之于地方自治，而中央为之指导。自治之单位应从地方之最小单位起，而提倡每单位间之共同利益，及单位与单位间之互助，为政府指导之大方针。

职业的组织应以固有的同业公会为基础：（1）凡业必有加入公会的义务。（2）业必须由国家分类，其数不可过多。（3）公会办事员应由同业选举，而秘书长应由中央选任。（4）各地秘书长应隶属于国家最高经济会议。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这个“器”还不曾完备，而即刻想直抄外国的蓝本，必至有其名无其实，而地方会发生种种危险。但是经济与国防两件事是天然含有世界性的，所以件件又必得照外国方法做。又要适于国情，又要适于应付世界，这中间有俟乎所谓“组织天才”，中国的管子、商鞅，外国的菲列德、拿破仑就是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