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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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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九)

豫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统治最漫长的地方。从夏商周到清朝民国,从盘庚到袁世凯,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在这里来来往往,这里的人们,似乎对社会动荡早已习以为常。然而,44年的4月,这块土地接触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一支全新的力量使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也第一次将地主阶级排除到了权利核心之外。

地主们惊慌了,王泰恭愤怒了。面对变革,他拿出了习惯的应对手段——镇压。

在岳营集,宣传“合理负担”的征收员马玉文被杀害;在东杏头村,村长刘光学及六位村干部被活埋;最早实施减租减息的岳村被抢劫一空,带头缴纳公粮的谷姓及马姓家族共三十五口,不分男女老幼一起被杀;呼沱村妇女主任被殴打至死……只要地主“告状”,王泰恭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民团捣毁村公所、铲除标语、洗劫财物、打人、杀人,使得村干部和民兵不敢回家、无法开展工作。

基层组织多次汇报:“目前顽固派的压迫现象很严重”,但上级出于统战考虑,仍然主张“对抗日又反共者,要扩大其抗日的一面,批评其反共的一面”,县委耐心和王泰恭进行交涉,未见成效。面对民团的高压,共产党步步退让,结果在基本群众中造成了情绪波动,有人说“当初发动我们起来闹,现在有事就不管了”,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叛变,致使一些乡村组织大换班甚至面临瘫痪……

恶化的局势再次反馈到上级,又引起了边区三三制会议的激烈争论(当时正值整风运动高潮,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强调思想方法,遇到事情总要讨论好久)。

就在边区对王泰恭举棋不定的时候,王三祝掀起了新一轮风波。

王三祝是王泰恭的次子,1926年生。15岁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称一分校)十六期步兵科,他接受的是“丙种教育”,比较正规——入伍军训半年、在校学习一年半、毕业后再当半年少尉见习排长——44年回到家乡担任民团训练队大队长。这个训练队的成员多是地主富家子弟,反共意识很浓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路口巡查过往人员和物资。

豫北西依太行,东连齐鲁,南接新乡,北临漳河,平汉路贯穿其中,滑县正处于太行区到冀鲁豫区的地下交通线上。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文件;护送干部过敌人封锁线;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品。这三项工作原本互不隶属、各自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没想到,却同时遭到王三祝的破坏。

当时,滑县通往(卫)河西的路口被日伪顽控制,集中运输很困难,通常是雇请群众、采取零散携带的方式,将纸张布匹等物资带过封锁线。老百姓走一趟来回两天,可得冀钞25元(相当于一块大洋),其中路上花费15元,自己能留下10元。这“花费”除了个人吃住还包括给岗哨的“好处”——在通常情况下,递上两盒“一品香烟”或者水果糕点,三五个人过关卡是没问题的

可是,自从王三祝守路口,这些群众就过不去了。他手下各乡各村的地富子弟都有,只要核对一番,那些“走亲戚”之类的借口就会露馅,谁家需要纸、谁家买得起布也容易被他们识别出来。训练队检查得很严,被查出来的过路百姓(多是为谋生而“送货”的贫穷农民),统统被冠以“通匪资敌”罪名,不是打就是杀。一时间,造成滑县运输线中断,老百姓被迫绕道从日伪哨卡通过。

情报、文件传递是由八路军敌工部负责的,而豫北敌工部的创始人正是叛徒吴蓝田,王三祝和他紧密配合,指挥训练队捕捉我地下交通员二十多人,杀害马凤妮等九人,并且将截获的情况通知吴蓝田,致使我军在日伪的内线组织被破获,十位地下党员牺牲了七个……

交通员李磨妮的办法是把情报藏在油条内(她自己无权知道内容),遇到关卡查得严就把情报吃掉。有一天她连吃了四次油饼油条(唉……真憨厚),第五次就被王三祝抓住活埋了。开油饼摊的李秀真老太太侥幸脱险(49年10月1日,这位传奇女英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她的儿子却被王三祝杀害了。

44年夏,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带领整风队到太行根据地参加整风,四分区派考虑到王泰恭有在河边上打埋伏的本事,派骑兵团包围李源屯和上乐村,并在河口截留百余只小船,确保干部们安全地渡过了卫河。

八路军之所以围而不打,是出于统战的目的,然而王三祝却并没有因此醒悟,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在破坏运输线和情报网的同时,进一步攻击地下交通站。

交通站是在军区领导下担负重要护送任务的部门,其主要成员一般不参加公开活动。抗战以来,豫北交通线曾经护送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杨得志、杨勇、吕正操、舒同、肖华等领导安全通过敌占区,效率高、素质也很可靠。然而,王三祝在吴蓝田的帮助下掌握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规律,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破坏了设在白道口的滑县交通站,枪杀站长李忠喜等四人……

44年下半年,党的“七大”即将召开,交通线任务也日益繁忙,并且,在七大结束之后,将会有大批高级干部(包括陈云、陈毅、李富春、罗荣桓、滕代远等党政军领导)经过豫北交通线返回工作岗位。王泰恭、王三祝的表现使得这条通道危机四伏,因此,冀鲁豫军区提出:45年春季之前一定要控制卫河周边的交通要道,把日伪顽匪势力驱逐出去。

盘踞这一带的隐患,包括孙殿英、贾席珍、王森、李小孩和王泰恭等部(吴蓝田早早就退出了“惹事地带”),八路军以谈判的形式与王泰恭交涉,但他自己却选择了一条死路。

44年7月底,骑兵团离开四分区驻地参加湖西反顽和南下作战,这一走就是小半年。王泰恭以为八路军主力不会回来了,顿时肆无忌惮,到了10月份,老王又被忽悠成“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就更加得意忘形了。

这个“指挥部”是邵鸿基捣鼓出来的。

前些年,邵专员曾经向汪精卫报告孔祥榕贪污,惹得蒋委员长发脾气下令调查,结果,“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孔祥榕改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主任委员”,而邵鸿基的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却不见了——邵专员从此知道了“四大家族”的厉害,宁愿当空头专员打游击,也不敢跑到重庆去。

44年秋,谁都知道日本人快完蛋了,可一场“豫中会战”却把河南的国军打得落荒而逃。这时候如果能弄出点政绩,在“國府豫北軍政解鈕的黑暗年代,在孤立無援的冀魯豫邊區遙奉國府正朔,等待國土重光之日”,无疑是个政治资本。邵鸿基知道国府不待见他,于是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个“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先把牛皮先吹出去再说(就凭这个,邵鸿基以后当了“制宪大会代表”、“宪政促进委员会委员”,虽然没啥实权,毕竟还是中央官员)。

联合指挥部一相情愿地“指挥”周围所有的地方武装,号称有五六万人马,实际上不过是骗人过干瘾罢了。

各乡村民兵队被算做“联合指挥部”部下,共产党只是一笑了之;可当李小孩知道自己也被 “收编”为大队长,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人家自封的是司令),立刻就和“顶头上司”王泰恭打了一架。其实,就连组建指挥部的几大“巨头”也尿不到一壶去,王森(字国然)和邵鸿基是死对头,从42年开始恶战十多次,到45年王泰恭死了以后他俩还在打。这样的“联合指挥部”,能联合出个啥?

当初,王国然(登封县长)同意联合,是觉得要给滑县县长面子,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王,两笔写不出俩县长;而宋新吾愿意联合,是指望老王给他提供粮草;至于邵鸿基,当然是想要捞取政治资本;大家都明白这个指挥官不是什么好差事,只有王泰恭美滋滋地以为自己很不得了。

聯合指揮部的軍令之效用完全視參與聯盟各部隊的誠意,主要功用在聯絡各部指揮作戰以及調節各部補給,所以只設政治部與軍需處.聯合指揮部參謀長由王部的孟繁棟擔任,副官長由王部的丁佩卿擔任,政治部主任由邵部的白彰五擔任,軍需處處長由宋部的劉靜山擔任。

于是乎,邵鸿基掌握政治部,他提个说法,王泰恭就去喊口号;宋新吾把持军需处,他造个计划,王泰恭就去办粮草。“游击支队,吃饱就睡,进到村里,翻箱倒柜”,各路人马都打着“王指挥官”的招牌惹事生非。

党龄最短、职务最低(别人都是纵队司令,他是支队司令)、人马最少、经验最差的王泰恭,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最大的顽固派头子”。到最后,当王泰恭挨打的时候,邵鸿基和王国然派部队意思一下就走了,宋新吾则干脆没露面。结果是,这倒霉的“联合指挥部”成立三个月,最坏的孙步月、最毒的吴蓝田、最讨厌的邵鸿基、最混蛋的李小孩、最能打的王国然……都还活着,惟独最笨的王泰恭先死掉了。

从44年10月到44年底,由于边区政府意见不统一,四分区一直在和王泰恭谈判交涉。共产党要求他停止对“减租减息”运动的破坏、停止对抗日军民的袭扰;我方愿意把几个区交给王部民团管理,但底限是通往卫河的要道路口必须由八路军控制——王泰恭不肯接受。

就在谈判过程中,日伪军对豫北根据地实施了大扫荡,从卫南县和滨河县接连传来的坏消息,刺激了谈判双方。

卫南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区设立的一个县,二十一团开赴湖西后,长垣县大队升格为“独立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在反扫荡中,独立支队由于侦察判断失误,导致两个连牺牲、支队副司令员阵亡。这消息七传八传,到后来就变成了“八路军一个团全军覆灭”,王泰恭得知以后极为亢奋,在谈判中不仅拒绝了八路军所有要求,还进而提出共产党应当退出卫南,滑县部分归他管理,长垣部分交给邵鸿基。

扫荡卫南之后,日伪部队又窜入滨河(滑县、长垣、封丘交界地),制造了多起惨案。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豫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但实事求是地说,四分区的反扫荡很不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主力部队都被抽调外出作战,地方部队战斗经验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顽固派的干扰摩擦产生的恶果。

比如在小渠村,村委会的工作在先前就已被王泰恭民团破坏得几度瘫痪。当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接近村庄时,共产党动员群众撤退,反动民团却朝民兵打冷枪,地主趁机说“日本人只是来抄窝主(赵紫阳的外婆家在小渠村),大家不要替共党挡枪子”,使得大部分村民不听干部指挥,结果,留在村里的六百九十多人全部被日军杀害。

“小渠惨案”使各级组织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强可靠的基层领导就难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然而,日军扫荡之后,王泰恭却以“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的名义,借口“八路军维护地方不力”,要求共产党交出地方政权。

邵鸿基的六支队(何冠三部)在长垣频频出击,王泰恭的一支队在滑县十分猖狂,其他民团则观望八路军的态度,贾席珍、王森、李小孩也蠢蠢欲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鲁豫边区政府终于下了最后决心。

44年12月10日,在大王庄召开的“统一战线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王泰恭顽固不化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同意八路军四分区将其消灭。

关键词(Tags): #王泰恭(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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