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青春作证，向风车开战（一） -- 俞天任

哪儿都一样，人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相濡以沫，互相帮助。但一旦混出来了，日子好过了，那就肯定大家谁看谁也不舒服了，要开始吵架了，甚至散伙。这种事太多了，这全学联现在就成了这样。

当时在砂川前线现场指挥的是“和平共斗部长”森田实。出头露面是他们几个人，拿句现在的话来说叫“上镜率相当高”，全国上下是个人就知道那个“森田实”。你别笑，“搞政治运动还有上镜率什么事？”，上镜率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传媒对这类事件特别关心，后来东大斗争的时候分配防守阵地的时候争得不可开交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考虑分到的那块阵地方便不方便传媒的实况转播。传媒转播得到的阵地大家抢，传媒转播不到的阵地谁都不要。在传媒一上镜，那可是免费广告，就不用去招兵买马了，人呼噜呼噜地就全来了，搞群众运动，最重要的就是人。

可是后方支援的人呢，就上不了镜头了。当时担任后方支援的是全学联书记长高野秀夫，这位高野同学就有点心理不平衡了。不仅仅是为了比风头谁更健这一点，高野和森田实在不少方面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当时全学联的主要干部人事安排全是由日共决定的，这叫“个人服从组织”。森田等人士东大的，而高野是早稻田大学的，本来就对森田等“东大派”有点敏感。森田和高野的斗争有一个背景就是旧“帝国大学”和战后才成长起来的私立大学之间的争斗。凭良心说，森田们也确实有点看不起高野，以“后方支援很重要”为理由，就是有意无意不让高野去现场，就不让你上镜头。

但是森田当时没有看出来高野对他们有看法，或者是以为高野对他们没看法。这就出来了一个“电话事件”。这个“电话事件”确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但是当事双方在几十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时候还是都要提，就说明这件事其实不小，或者说是后来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

所谓“电话事件”是怎么回事呢？砂川斗争是全学联在组织进行，所以动员了大量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支援，其中以京都来的最多。京都学生向来左倾，就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起码也是自由主义分子。砂川斗争胜利以后，前来支援的京都学生请森田去京都传经送宝，把京都的火也烧起来。森田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去京都。

斗争不是胜利了吗？得喝上一杯庆祝一下，这一喝就喝出了事。

几个人喝酒喝的晕晕乎乎地就在电车上睡着了，直到终点站才被人叫醒，这就误了晚上的火车，到第二天再去吧，没钱了。没钱不要紧，找有钱的高野借。森田这样想着就打了电话让高野送钱来。

高野接到电话火冒三丈。在砂川出尽了风头，现在又要去京都显派了？没有钱，没钱去什么京都？凭什么问老子来要钱，虽然都是共产党员，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啊。再者说了，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一个部长就敢来要我堂堂书记长给你送钱？当老子是使唤丫头？东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接到电话的高野就在办公室里当着大家的面骂开了。

骂归骂，钱还是送了过去，不知底细的森田还是心满意足地去了京都。可是天不佑人，在去京都的火车上森田突然发起了高烧，直接就从车站去了医院，所以那英雄报告会也就没开成，萎头萎脑地回了东京。

回到东京才发现他那“共斗部长”的官衔没了。高野秀夫乘他不在东京的时候，搞了个政变，把森田的职给撤了。

高野就那么牛，想撤谁的职就能撤？肯定有人会这样问。要说明这个问题，得把“全学联”的组织方式说一下。全学联只是一个总的常设机构，并不直接指导某个具体大学。全学联下面有六个分学联：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都学联，简称“都学联”；以北海道大学和东北大学为中心的北海道学联，简称“道学联”；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京都府学联，以大阪大学为中心的大阪府学联和以九州大学为中心的九州学联。

仔细看看这几个分学联的中心学校就会发现这几乎就是原帝国大学的分布，各分学联的中心学校：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九州大学全是原来的帝国大学，而最后的全学联又以东京大学为领袖，这其实就是森田和高野互相看不上眼的由来。

日共有点奇怪之处就是特别看重学历，不是原帝国大学出身就别想在日共里混出头，而想当日共总扛靶子的话则必须是东大毕业，自从“国际派”成了主流派以后从宫本显治到后来的不破哲三一直到现在的日共书记长志位和夫全是东京帝国大学或者东京大学毕业。这点和日本其他政党截然不同。

任何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首先得加入这六个分学联里面的一个，然后是分学联再参加“全学联”，全学联的人事安排全由日共中央“学运对策部”，简称“学对部”任命。全学联的领导全是日共党员。而分学联的领导也几乎全是日共党员，就算不是也得把你发展了，分学联的人事安排由日共的地方组织进行，像“都学联”就归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学对部进行。

所以全学联书记长要撤换谁很容易，只要有中央学对部的同意就行了。这就叫“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但是中央凭什么就会同意高野秀夫的意见而撤换森田们呢？

因为中央早就看森田们不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