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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争议弗里德曼“遗产”

http://www.eviewweek.com/html/2006-11/136100.shtml

痛、哀悼，除了这些，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表示对一代宗师弗里德曼驾鹤西去的尊敬？

无需其他，或许中国现在所做的就可以让弗老含笑九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中国继续延承！在目前全球中央银行纷纷采用利率、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背景下，中国算是遗世独行。

作为弗老的重要“遗产”之一，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在中国已逾十年。1993年，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美联储不再将包括M2在内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而正是此时，中国则小心翼翼地从美国接过弗老的火炬，首次向全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从1996年正式确定将货币供应量定为货币政策目标。

遗憾的是，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近年来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置疑，有数据证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其可控性、可测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度，或许已经偏离中国预期目标甚远：事实上，从1996年中国正式确定M1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做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值几乎没有实现过。

今年的经济数据，再次将这种置疑推到风口浪尖：截至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1％，偏离年初定下的目标一个多百分点；与该项指标偏离相对应的是，贷款规模同比多增2.78亿，比年初预定全年目标多出0.28亿元。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是中国央行下半年“急刹车”，M2和贷款的增长肯定会失控,事实上,上半年,中国的M2增长多在19%左右运行。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10.7%，其中三季度为10.4%，而根据分析师预测全年可达10.6%左右，这远远偏离了今年年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的8%增长目标。

导致中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失灵的原因复杂，一方面，目前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完全依赖国际收支顺差，中国央行的公开市场多是防御性操作，对基础货币投放难以完全主动控制，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还处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和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变化，使货币乘数很不稳定。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西方国家已遭抛弃。虽然货币供应量在抑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恶性通胀功不可没、而且此后弗老对其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前提条件有所修正，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各主要国家纷纷解除资本流动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支付工具出现，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随之弱化，并纷纷退出各国中央银行的舞台。

不过，让弗老安慰的是，中国短期内还难以改变货币供应量的中介目标。在目前国际收支顺差居高不下、汇率难以大幅浮动的情况下，短期内，外汇占款仍将成为中国基础货币的最主要渠道，中国央行仍将被动地回笼货币，而很难主动地盯住利率或通货目标。

事实上，早在2003年左右，中国国际顺差还较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一些官员一度放出口风，将公开市场目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转向利率，但是此后，随着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高歌猛进，这种语调也已经消声匿迹。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探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中介目标的更替也是顺应自然，但是，无论今后中国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目标，只要有利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货币传导机制顺畅，都可以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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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此景,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