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率“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

　　早在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4次讨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那时，任弼时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任弼时是9名成员之一，但他仍在上海。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3人。

　　直到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对于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一事尚未得到正式报告。2月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得到同意。在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管组织，王稼祥管宣传，毛泽东管军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通过。于是，便有了“中央代表团”。

　　这时，赣西南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为处理“富田事变”，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全盘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一信。2月23日，任弼时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的信件发出。信中告知：中央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未到以前，从总前委起直到各地支部，所有组织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决定，“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并立即动身前往苏区。

　　中央当时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赋予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除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很快完成。从1931年5月开始，任弼时等不再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是参予苏区中央局正常的领导活动。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代表中央，并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

　　于是，苏区中央局与“中央代表团”职能合而为一。

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等人尽管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但客观上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训的决议》里，任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并对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给予了诸多批评。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于同年4月、7月和10月，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后来虽没同意，但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支持。

　　在军事上，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支持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1931年3、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经过半月的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给予积极支持。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又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之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战争和前方所有工作，而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其他成员则留于后方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于是，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这个决定，也是得到任弼时等人支持的结果。

　　任弼时等人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下旬，临时中央复电同意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关于土地斗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富农路线”加以批判。但无论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此时，一件意外的打击向任弼时袭来。陈琮英在上海被捕。就在任弼时3月离开上海一个星期，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6月，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被关进了潮湿阴暗的牢房。

　　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央苏区。同志们都为陈琮英和孩子担心，也为弼时担心。

　　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特地来看望弼时，他关切地问：“琮英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要紧，她会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信任地点了点头，并再次和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中央特科尽快设法营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来信了。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孩子已安全出狱。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好！让她马上到中央苏区来！接着，他又指示给陈琮英发电报。陈琮英接到电报，把孩子送回老家，只身来到中央苏区。

　　陈琮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说：陈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作机要工作吧！

　　这时，任弼时与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与陈琮英，任弼时十分感动。他对陈琮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搬进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1933年5月，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执行政策不力，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便派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为革命保存了伟大力量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完全陷入被动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处在彷徨中：既想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此情况下，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联系，以共同北上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按中央中共、中革军委7月23日《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任弼时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红六军团领导人、军政委员会委员萧克、王震一起，领导湘赣苏区广大军民进行转移准备。8月7日，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多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重重困难，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和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时，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刚结束艰苦的反“六路围攻”，又准备应付敌人的“川陕会剿”。

　　任弼时纵观战争全局，十分明确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说：“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两军会师的实力共7000多人，又处在不巩固的黔东苏区，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任弼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他知道，首先必须搞好两军的团结与统一。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贺电，并作了当时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还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他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团结作出了表率。之后，中革军委任命贺龙、任弼时为红二军团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二、六军团，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正如贺龙评价的，“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但任弼时等总观当前形势，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个军团暂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这一正确决策，对之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彻底纠正夏曦错误方面，任弼时起了很大作用。夏曦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政策，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议、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红三军实力锐减，濒临绝境。贺龙曾描绘两军会师时的红三军：“那时，红三军的情况如同东北流亡歌曲一样，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贺龙等很多干部曾与夏曦作过多次斗争，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络，无力解决。任弼时知道这些情况后，即以高度责任感，大力支持纠正夏曦错误。在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占领永顺后，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及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错误，进一步加强了红二军团建设，任弼时还与萧克、王震联名向党中央及军委系统报告了夏曦的错误，“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肯定红二军团成绩，指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任务。1934年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又一次指出夏曦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组织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等任委员。这对贺龙等的正确意见，是极大的支持，同时为两军团共同行动确立了正确领导。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红军处在湘江战役前后的严重困难时期。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起攻势，首战龙家寨，歼敌两个旅大部，威胁湘敌侧背；继沿沅江东下，占桃源，围常德，又击溃敌军3个团，震动长沙。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并急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师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敌军第二十六师亦奉令驰援常德；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为求自保，不顾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指令，将3个师另2个旅陈兵于湘鄂边。二、六军团的行动，“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面对敌人将临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说：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的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军民进行了曲折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初期，因采取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和对敌估计上的错误，没能大量歼敌及阻止敌人进攻，陷入被动。红二、六军团在准备撤出苏区转移时，贺龙、任弼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歼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3个团，迅速扭转局势，转入反攻。接连取得忠堡、板栗园、芭蕉索等重要战斗胜利，至8月完全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东进到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既富庶又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二、六军团在半年多反“围剿”中，吸引敌军81个团到自己周围，与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战约2万，缴枪近万，扩大新战士达8000人。任弼时在阐述这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但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1935年，留在长沙以南的红2、6军团与党中央失去通讯联络。因任弼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更不知与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由张国焘携带。1935年12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其中在军事战略决侦第17条提出，要尽快“完成与2、6军团的通讯联络”。

　　1936年1月，2、6军团在一次与四方面军通报中突然听到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呼叫2、6军团，经问询，才知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上机呼叫，才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络。但因没密码本，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留老四处……弟豪。这是曾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央已到陕北，与原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将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方面军：“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在莫斯科协助周恩来工作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及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也不甚了了。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延安，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时先后两次以书面及口头补充形式，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几月来发动群众，配合友军，采用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方法，英勇御敌的历程，又向各国兄弟党及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说毛泽东领导八路军联蒋抗日的新政策是“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让他赴苏医治。9月，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任弼时和周恩来异国相逢。周恩来一见弼时，便大步迎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这时，任弼时先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负伤的右臂。

　　“很痛吗？”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笑着说。

　　任弼时亲自替战友联系医院，安排治疗，并要恩来好好养病。但周恩来不愿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间，他仍和弼时一起工作。他们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

　　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当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接着，在任弼时的荐请下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其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此期间，任弼时和周恩来分工合作，一边与驻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团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争取援助，一边开始作回国准备。

　　因任弼时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怕出意外，便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时本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不怕纠缠。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任弼时负责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都由周恩来带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周恩来、陈琮英、邓颖超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回到祖国。

和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任远远在纪念父亲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1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看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1944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1950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领导集体是相辅相成、团结友爱、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体。这正如鲜红的旗帜上凝聚着五颗金星，代表我们祖国一样。

　　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后休息一段，从1946年5月底至11月初父亲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他提出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并着重指出：

　　“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致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

　　1948年当全国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刘少奇同志：“我们准备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演讲，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篇演讲作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保证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讲演中，父亲还最早提出了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毛泽东的一次激烈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燃起了熊熊大火和阵阵硝烟。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

　　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群众和有利的地形，打人民战争。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及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与警卫部队一起编为中央支队，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一方面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指挥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痛击了胡宗南的部队。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共中央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多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从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仅几里。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红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仅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极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再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得到出发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正听到任弼时与毛泽东正为此事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责任。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较安静的工作与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再三嘱咐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因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还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阳岔，是一条大路，敌人如追过来，速度很快。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

　　之后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

毛泽东为任弼时赴苏治病亲自致信斯大林

　　1949年3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

　　不料，参加完西郊机场的阅兵式，刚回到驻地的任弼时便病倒了。这次发病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

　　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任弼时服从党的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

　　关于行军路线的争执不但没引起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任弼时的不信任，同时也没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始终很关心任弼时。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还派人将一缸红鱼送到任弼时的住所，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任弼时在国内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情虽有好转，但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去苏养病一事。斯大林表示欢迎他去苏联，并特地派著名的医学博士歌诺瓦洛夫乘专列到北京接他。

　　任弼时赴苏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特地前往任弼时的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紧握任弼时的手，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苏联访问。当时任弼时正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一些在苏治病的中国同志。

　　1950年初，任弼时从皇宫医院转到郊区巴拉维赫疗养院。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他。当毛泽东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降下来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但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又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二人都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尽快选派一批政治觉悟高，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

　　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任弼时不断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这时，周恩来急匆匆赶来。他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是来参加中苏会谈工作的。他刚与莫洛托夫会谈完毕，准备与毛泽东讨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

　　任弼时看毛泽东与周恩来很忙，不忍再坐，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他送到了大门口。

　　任弼时坐在车里想：“毛主席、恩来、少奇、朱老总，他们都太忙、太累了，我应该赶快把身体养好，帮他们分挑一点担子才对！”

　　1950年5月底，任弼时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躺不住了。6月25日，电台报道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里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傅连璋医生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4个小时。

　　不久，任弼时便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通常都工作8小时以上。

毛泽东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因劳累过度，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病情又加重了。但他全然不顾。他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以革命者的顽强意志支撑着自己，直到生命的尽头……

　　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很悲痛，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日上午9点，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还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在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地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江泽民的评价

　　中共中央总书记于1994年4月23日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对任弼时同志作了高度的评价。江泽民说：

　　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从年轻时起就投身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中的一个，并在那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6岁起，他度过了整整30年的革命生涯，成为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那时候，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五卅运动期间，团的组织迅速发展到全国大多数地区，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任弼时同志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面对陈独秀的粗暴压制，他始终以维护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那时，他只有23岁。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任弼时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全党同志一道，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始终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红军长征时，任弼时同志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人。他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伍，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

　　任弼时同志有着坚强的党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任弼时同志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这和任弼时同志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代初，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助手之一。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就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会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他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还了解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实在。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任弼时同志为人正直，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公道正派，不分亲疏，从而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劳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6岁，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