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 大驿土猴

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1957年最大的事情无疑是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哈军工整整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其过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多少人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有的甚至没有熬到摘帽平反重见天日之时，就带着满腔的冤屈愤懑弃世而去了。今日回首，不由得不让人感叹——处身于动荡的时代，所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过是涉世未久的毛头小子一句不知深浅的空洞豪言罢了，大势所趋之下，谁能够力挽狂澜？随波逐流者又有多少不是身不由己的？无尽波涛之中指望弄潮而起的有几个真的得了善果？而浪花淘尽后的幸存者，多数竟只是懵懵懂懂、无所企图的随大流的家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傻人自有傻福啊！

土猴才疏学浅，于此段历史所知不多，所以动笔之前临时抱佛脚，四处找了些资料恶补半月有余，终于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稍有些概念了。关于反右斗争的各方资料纷繁驳杂，不同立场说法各异，土猴临阵磨枪涉猎甚浅，对这一场影响了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政治风波的是非曲直自不敢妄加评判，现炒现卖些许愚见，供大家批评。

就手头找到的一些公开资料看，毛泽东的所谓“阳谋”应该并不是一开始就琢磨着要诱敌深入打埋伏，非要整倒谁谁谁的，反右斗争的起因应该是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受邀参与中共整风运动发表了诸多过激言论而引发的。其实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于国内局势的基本判断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以后中共的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是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更好地团结党内外，毛泽东要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整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风气。这期间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整风运动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并没有错，而动员群众帮助整党也是共产党一贯依靠群众运动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手段的延续，并无特殊之处，唯一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次动员的“群众”之中包括了自有组织且另有想法的民主党派。

57年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这次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规格颇高。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这次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以土猴看来，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党中央领导集体，迫切地想要整顿党风之心应该确是真诚而恳切的，而且此类自纠举动并不是57年才有的，建国之后不久的“三反”运动即是针对着干部作风而来，可见整治党风、强化干部队伍是共产党高层长期重点关注且常抓不懈的事情。这回热忱邀请党外人士公开批评共产党的出发点也是要借助外力解决自身一直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各方团结一致搞建设，是要调和矛盾而不是想激化矛盾。土猴看到有人说此举是专为加强集权整治民主党派而有意设套，觉得如此立论显得过于牵强了。

虽说共产党初得天下，巩固统治的确是其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57年时国内剿匪、镇反早已结束，国外经朝鲜半岛一战立威，新中国已经立稳了脚跟。东南沿海国民党的袭扰只是癣疥之疾不成气候，举国之内共产党威望之高，影响力、组织力之强都是不二之选，这时中共政权的稳固已不成问题。此时对共产党来说更迫切的应该是怎么样推行自己的主义，在短时间内让国力壮大起来，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早日抢到主角的位置，让新中国成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大国。而这样的努力在57年时已经初见成效：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6%，其中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4.7%，全国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半的私营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家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已开始初步改造成形。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上，经过政府改组选举，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三个党外人士的副主席、两个非共产党的副总理都已去职，政府治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以中共的立场看来，此时全国形势应是蒸蒸日上一片大好，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因为远在万里之外匈牙利事件的些许风吹草动毛泽东就风声鹤唳地调整全党的工作重心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有预谋地发动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仅仅为了尚看不出苗头只存在可能性的风险就针对已经开始式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大搞阶级斗争，显然说不过去。只以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性格来解释他的这一举动未免形同儿戏，这样看待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似乎过于浅薄了。任何堪称伟大的政治家其推动政治运动的手段无疑会受其性格特质的影响，但其发动政治运动的目的却绝对是出自对本集团利益得失的冷静权衡。自古能舍常人不愿舍者方据上位，毛泽东再诗人气质，再浪漫性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也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为逞一时意气而肆意妄为的。就其历史经历看毛泽东虽重权谋却从未失之于滥，而且其谋划布局向来喜在大处着眼，战略宏阔不拘一格，即便有争权固位之举，也是为了推行他的主张，统率全党去实现他心中的最高理想——建立一个领袖全球人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豪迈的理想主义者在操控之权在手且已率军踏上梦想之路的情形之下对还没有跳出来挡道的人物就要小心翼翼操心劳神地去设计陷害，有可能吗？有必要吗？当然历史真相到底是不是如此，土猴看不到深层的材料，也没做过深入的探究，所以一家之言就不多说了。所幸猴爸爸日记之中比较详细记录了哈军工这一阶段动荡的日子，咱们还是收回目光看看哈军工吧。

哈军工是军委直属院校，虽说离北京远了点，可是对政治空气的敏感比起近水楼台的北京院校并不差多少，中共中央的任何最新动向传达到哈军工满打满算顶多也就慢上半个来月。像毛泽东2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学院里3月中旬就层层传达，组织各单位学习讨论了。但是与往日一样，在5月1日全国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之际，军工学院党委的动作又慢了一拍，时隔半月才动了起来，而且开始时的规模也仅仅局限于学院的上层，比起全国上下风雷乍起的鸣放之风，军工大院安静木讷得像个迟钝的老人。可以说57年时军工党委虽有政治优势，却无政治野心，对于政治动向多是知而不跟、跟而不紧，政治活动在学院的日常工作中还没有站上中心的位置。

哈军工自成立之日起陈赓院长就定下了老干部、老教授“二老办院”的方针，这回老干部要整风，当然就要请老教授帮忙了。可是陈大将不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刘居英少将正兴冲冲准备出访苏联考察军事院校，每天协调日程、安排计划、组织人员……忙了个四脚朝天，于是整风运动直推到5月16日下午，院党委才召开了第一次老教授座谈会，请老教授们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会上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学院副政委刘有光少将鼓励教授们要大鸣大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诚恳地表示：“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上决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这一下教授们的政治热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70多人纷纷举手踊跃发言，方方面面给挑出了不少毛病，有说学院等级森严不像学术机构的、有说政治学习总是传达动员然后领会文件精神然后联系实际讨论这样老一套实在让人乏味的、还有体育教授会的说院领导不重视体育安排课时太少等等，都是些具体的问题，按照“三个主义”套了一下可也并没有上纲上线，态度上也是客客气气，所以这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就这么和风细雨、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挺满意。为了对不同的部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23日之后，院党委授意老教授们分成了六个小组，开始在各自熟悉的领域之内鸣放了起来。

人的分寸感是要在互动之中反复试探出来的，在院党委的一味鼓励纵容之下，教授们鸣放得越来越放松，意见越来越有针对性，言语越来越不客气，态度也越来越情绪化了。比如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风岗教授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光荣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刻薄：“高等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更是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甚至骂到我头上。”就连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刘恩兰教授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后来更是发展到指名道姓地批评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认为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作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刻薄”。

其实相比这时全国整风运动中其它高校的情况，哈军工教授们的这些所谓放肆得言论根本算不得激烈，这样闭门只谈自家事的鸣放座谈会比起其它学校矛头直指中央的山呼海啸般的批判声浪简直像是没烧开的温吞水，压根儿上不了台面。据那时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的前身）上学的猴妈妈回忆，那会儿同在哈尔滨的外国语学院早就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日夜不停了，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因为高教部发文说中央及各省市政府部门外语人才过剩，以后外语毕业生要多向基层分配充实中学教育一事，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正在张罗要去北京游行请愿呐！这时各大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的文章也陆续出现各种出格的论调，有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的，有要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有质疑人民民主的，也有要搞中国的“海德公园”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些言论已迹近颠覆。要说惯于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此举完全是出于公心，没有一丁点儿借机取势想推动民意博得声望进而凭此重回权力核心再组联合政府之意，土猴还真有些不大相信。同样是奋斗多年的政治组织，刚刚品尝过分享权力的滋味，谁能够心甘情愿地默默松开权柄重作壁上观，龟缩在政协之内再当一个无足轻重的鼓噪说客？当然这一系列的高调批判是否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土猴不知道，没看到有关资料不敢乱说，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过激言论使得毛泽东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敏感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借机向党进攻，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自此，“阳谋”开始启动。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并没有立即下发全党，此文件只标注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其中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的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字样。至6月12日反击右派行动开始后此文才印发给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阅读。但是在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已经开始明确地部署：“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要求各地党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这无疑表明政治的风向标已经在悄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