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印发展的差距在哪里？ -- maykawa

BBC记者 蒙克德里报导: 今天在德里街上看见了一头大象拖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在机动车道上走，机动车道这个词在印度并不贴切。这里的公路上有游逛的牛和狗，在德里到国际机场公路上还有人骑着鞍辔齐全的马赶路。

　　我认识的能讲汉语的印度朋友阿里对我说，有次他陪同中国一位高官逛德里，该官员指着德里的车水马龙说：“阿里！你看你们印度的路上，有车，有牛，有马，还有大象，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主义！”（主义两个字估计是阿里加的）。

　　除了第一次在街头看到作为运输工具的大象，在印度逗留期间给我另外一个印象最深的就算是印度的新闻舆论的自由和发达。虽然印度城市贫民窟 (特别是在孟买 )也算一大特色，但我感觉如果中国一旦放开户籍限制，进入城市的人的子女都一律享有免费官办学校，免费医疗，中国也会有大批贫民（或贫农）涌入城市，北京、上海在制造贫民窟方面很快也能赶超孟买。

　　每天印度的电视和报纸报道自由地报导各种消息，经常有揭露官员舞弊，商业腐败的各种消息。印度《今日商业》的编辑纳拉彦 (Sanjoy Naranyan) 把印度媒体称做公众的良心，他说在1999 年德里夜总会的一个模特被开枪谋杀，凶手的父亲是印度的知名政客，所以他逍遥法外。但是印度媒体在随后4-5 年中一直穷追不舍，大肆报导揭露其中的丑闻，最后当局不得不重新审理谋杀案。

　　经济合法性

　　《今日商业》在印度类似于财富杂志在美国，是在印度最有影响的商业杂志，所以他们的主编自然要强调媒体自由和舆论监督对完善企业管理，减少商业舞弊发挥的作用。在新闻媒体发挥独立监督作用方面，中国远不如印度。

《今日商业》主编那拉彦 (BBC)

　　经济政策和商业活动缺乏媒体独立监督会影响决策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使经济政策缺乏合法性，形成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在社会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时候，潜在的风险很容易转化成社会动荡。在孟买的英迪拉﹒甘地研究所的库马尔教授（ Ganesh-Kumar ）就认为印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他说印度的多党民主制度使得印度经济决策过程中能够吸收广泛意见，决策会更谨慎。无论经济决策长期产生何种影响，因为经济决策过程的民主性，所以更容易令社会接受。

　　当然接受采访的印度经济专家都提到印度行政效率，政策的具体贯彻效率远远不如中国。《今日商业的》那拉彦举例说德里机场附近一个叫古尔冈的地区修高速公路，在征地过程中，一个比足球场稍大一点的土地，开发商就要和一百个小土地所有者逐个谈判。我去那里的开发区看过，商业楼，住宅楼已经建成使用，但是大片绿地上还零星点缀着许多西瓜棚一样的住户，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抵制改革开放，试图阻挡历史进步车轮的小地主和钉子户。

　　稳定和民主

　　英迪拉﹒甘地研究所的库马尔将印度实施效率低下，办事拖拉归咎于印度民主制度制度化作的不如西方（ institutionalize ），比如议会讨论比较英美而言，缺乏固定的程序和机制。他认为制度化不好导致印度民主制度的效率比不上英美的制度。

　　关于民主效率问题，《今日商业》的那拉彦却说，印度的社会贫富悬殊，贫困人口面临营养不良等基本生存问题，使民主制度不能发挥固有的优势。他认为贫富悬殊问题严重，使富人能够利用各种手段让民主制度为自己服务。那拉彦的看法显然有别于他所主持的杂志的支持市场经济的立场。很难想像中国的为市场经济唱赞歌的杂志主编会担心贫富悬殊问题，更别说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者了。

　　有趣的是，另外一位在主持印度公平贸易非政府机构和经济智囊的著名经济专家阿伦﹒拉斯特（ Arun Raste ）却认为贫富悬殊问题会在自由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中迎刃而解，而他主持的公平贸易机构的初衷恰恰是鼓励、寻找自由主义经济以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公平。

　　贫穷和等级

　　在谈到印度贫困问题的时候，那拉彦说，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每天就有大批农民涌入寻找机会，城市贫民问题在那里日益恶化。他还专门提到印度棉农的悲惨处境，过去几年当中几千棉农自杀，主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政府重点扶持纺织业对外竞争，维持棉花原料来源的低价格，使印度棉农无力承担种子和化肥的昂贵费用，逼他们走上了绝路。

　　虽然那拉彦主持的财经杂志大量报导并且关注中国，但他本人并没有去过中国。在孟买的经济专家阿伦﹒拉斯特去过中国，他认为中国贫富悬殊很厉害，令我感到意外。当我问到印度社会阶层差异及相关的贫困问题时，他强调说，印度的种姓和阶层有几千年历史，同中英商会的拉马钱德兰（ Ramachandran ）一样，他认为种姓阶层形成，乃是长期以来家庭内职业传承逐渐形成，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种姓阶层差别不过反映出人们世代继承的不同的处世态度。

　　这是一种侧重注重心灵，内在修养的对等级和贫富的解释，不是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当中寻找原因。这似乎不像马克思学说那样能够启发穷人的整体意识。可能这也能解释印度和中国两国社会对财富和富人阶层的不同态度。

　　仇富心态

　　德里大街上偶尔也有大象经过 (BBC)

　　我在德里逗留的几天正值印度搞大规模航空展览，这是印度空军大规模采购装备的一部分。电视上连续几天大肆报导印度著名工业家塔塔（ Rantan Tata ）亲自驾驶（他本人是飞行爱好者，最近他的集团并购海外钢铁企业Corus ，受到国际关注）F-16 战斗机和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印度自由媒体在报导上充斥溢美之词，尽管还比不上中国媒体报导富翁企业老总时那种“擦鞋”的敬业精神。

　　印度电视记者在报导70岁的塔塔后座驾驶战斗机的时候听着像在溜须拍马：什么他就像个少年那样灵活地跳下飞机舷梯 ……身穿飞行服的塔塔几乎就是个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 ……

　　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今日商业》主编那拉彦，他解释说，像塔塔这样的工业家在印度的地位十分独特。首先这个巨大的家族企业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其次该企业早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时髦词出现前就服务社区，善待员工，所以塔塔企业在印度公众推崇，不是那些新兴信息产业的新富以及能源业的其他商业家族能够相比的。

　　这个例子或许能说明印度富人在展示自己财富时候比中国的新富更光明磊落，这种不同可能进而反映出财富合法性的差异。印度贫富阶层形成已经有了几千年，相比之下，中国的新富则脱胎于实行了不到50年的平均主义，他们做事更低调，更隐秘，大多不愿让公众了解自己是哪个高官的子女。

　　通过这几天在印度浮光掠影的观察，感觉印中两国经济差异一如两国的交通道路，中国修路的效率更高，但也更无情。中国的机动车道上不会出现前面开头中国高官说过的“民主”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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