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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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2）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萨评：在若干美国人心中，今天的拉登和基地组织，之所以会和美国作对，就因为他们是精神病。这种看法让美国人觉得省事，可以免于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但在实际中只能使麻烦更大。]时。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萨评：美军攻占冲绳的时候，很多狂热的日本人正在用竹枪训练，准备“本土决战，一亿玉碎”。这一幕被当时的相片如实保留下来。

一亿玉碎的写照，日本训练街道大妈打机枪

然而，日本的领导者对此却是明白的。天皇决定投降，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御前会议上军部汇报用于本土决战的部队装备不足，连防守东京沿海九十九里浜的师团都配不齐枪，于是天皇勃然变色，放弃了本土决战，改而宣布投降]。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 ———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萨评：其实，这背后的潜台词是 – 二战时代，包括这之前的日本人即便受到相当的教育，也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们可以对某一个技术问题作出有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判断上，他们自然地把自己当作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并且相信这个零件的命运和机器整体完全一致，于是将思考的责任交给开动机器的人 – 在这个时候，就是军部和天皇，既然上头还没有觉得惊惶失措，就说明这台机器的运转没有问题。既然这台机器运转没有问题，自然作为其中的一个零件自己就没有问题。。。从这一点上，对上司极端信任的日本人和把政府天然看作恶人的美国人，没有共同语言。] 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 [萨评：基斯卡岛，属于美国阿留申群岛，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一度攻占此处，后因美军反攻而放弃，不过，这里接近北极圈，气候恶劣，日本人没必要担心美国人由此轰炸日本本土。估计是作者弄混了基斯卡岛和南方的塞班岛，塞班岛被美军攻占后，B-29轰炸机开始由此轰炸日本，此外，成都等中国空军机场，也始终是轰炸日本的重要基地]，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萨评：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美军的轰炸直到最后也没能摧毁日本人的意志，但是，轰炸却摧毁了日本的工业基础，使日本的军事机器无法给日军生产出作战所需要的足够的飞机，军舰和大炮，所以意志再坚强，日本人也不能变魔术一样从炸成碎片的工厂里生产出战斗机来，所以，意志和士气，不是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充分条件，这倒又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好例子]。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萨评：日本人也有引用名人名言的传统。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而且颇有文采，曾有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因此在日本民间颇有威望，然而，他的老朋友，另一个维新志士阪本龙马却评价他说 – 西乡就是一个大马鹿（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所以他的话是否靠得住，颇值得怀疑]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萨评：日本陆军著名将领，是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指挥官之一，因突袭攻占新加坡而得名“马来之虎”，二战末期担任日军在菲律宾的最高指挥官]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萨评：作者的道理说得不错，但这个例子不太对头。事实上就这件事而言，日本人倒是说了实话，战后缴获的日军作战计划表明，鉴于双方实力的差距，菲律宾战役中山下奉文从来就没有准备和美军在无险可守的马尼拉硬拼，留在那里的都是一些准备牺牲掉的二流部队。美军还没登陆，他早就带着菲奸劳雷尔一行和日军主力撤退到了碧瑶山区。山下认为菲律宾的日军制空制海权都已经丧失，只能利用山区崎岖的地形和美军纠缠，事实上他这一手的确有些道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虽然轻取马尼拉，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山下奉文。直到日本战败，山下所部的日军一直在当地和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打游击。二战后山下奉文被判处死刑。这个严厉的刑罚固然罪有应得，但也有人认为是山下在菲律宾阴魂不散的打法激怒了麦克阿瑟，如果早早投降，即便犯了反人类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麦克阿瑟也可能会饶他一命的]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萨评：现在的世界则有些颠倒过来了，和西方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强烈地依赖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一个项目，从一开始他们就会做一个完善的计划，把一切都放在掌握之中，然后按部就班执行。在数字化时代，他们的计划往往近乎完美，但是，一旦中间出现了计划外不可控的因素，这些家伙们就往往一副茫然。这方面，倒是一直过着“变化比计划还快”生活的中国人更能应付]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萨评：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查看日本方面的纪录，我没有找到相应的条文，不知道作者的资料来自何方。我推测可能是一种误解，日本方面对自己战败时候该怎么办考虑极少，可能觉得预设这种立场本身思想就有问题。关于弃舰，我能看到的只是要求必须先将军舰上供奉的天皇照片转移到救生艇去。不过作者所说日本人好面子这一点，确是没有错误的]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萨评：这指的是日本战国时代以来形成的幕府制度，当时日本的实权经过军阀混战落入掌握实权的将军 – 即“征夷大将军”手中，并且世代相传。此时，天皇只是日本名义的统治者，天皇大权旁落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然而，这些所谓美国权威人士却忽略了，此处的“每个人”在日本指的实际是“每个武士”，他们的确是以某某人的家臣自居，说只知领主不知天皇完全没错。然而，日本的普通民众，心目中则一直把天皇当作日本的象征，而不会把将军当作日本的象征，这就象西方世界中上帝和教皇的区别一样。]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萨评：日本天皇在二战结束前，始终不是以人，而是以神的形象存在于日本，以至于战后日本天皇不得不出来宣布 -- 我，是人]，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萨评：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心目中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所以，天皇的地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皇帝。曾有人问一个日本教授 – 假如你们的天皇暴虐无道，做尽坏事，你们会怎么办呢？结果日本人的回答：那我们就会到樱田门（日本皇宫大门）外痛哭，期待吾王悔过。说起来，还是一点儿揭竿而起的念头都没有。]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萨评：美国人则不同，在二战中，美军有专门配漫画的教材，教育士兵怎样应付被俘后的日子，这本教材我曾见过日文译本，堪称图文并茂。可是，这对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来说用处并不大，因为，美军这种教材是建立在“战俘有战俘的权利”，“如果你不说，对方也拿你没办法”，“敌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恫吓”这类观念基础上。被俘的美国兵没想到日军根本对所谓战俘的权利不屑一顾，竟会让他们遭到老虎凳一类酷刑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保密教育也就无法发挥多大作用了]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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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

在战争中，日本人认为救助受难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萨评：在日本的二战史料中，我对日本老兵回忆中一个普遍现象触目惊心，那就是日军一线伤员做手术或者伤口处理，绝少使用麻药。许多日本老兵直到几十年后依然比喻那种痛苦为超过地狱（有人就那样从身上取出三十多块弹片来）。按说日本军队不应该缺少这一点药品储备，他们只是认为没必要而已。有些我国古代的名将也有类似看法，比如宋代名将狄青，曾对军医态度恶劣。不过，那是一个士兵的地位与罪犯差不多的时代，而且这些士兵缺乏职业训练，狄青或许是担心军医的行动让更多士兵注意到伤亡而影响士气。而在日本，军队一直是一个颇有地位的职业，这种观点因此实在非常独特]在撤退的时候军医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萨评：二战中日军在塞班和布干维尔都曾经有组织地杀掉或遗弃伤员逼其自杀]。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同胞简直犯了虐待罪。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对战争的独特看法，不管这些看法间的差别有多大，其中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相同的。例如，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 [萨评：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西方的战争只是军队之间的事情，老百姓不能参与，甚至有人指责八路军军民鱼水方式的游击战违背这一准则。实际上，无论列克兴敦的美国民兵，大革命时期高唱马赛曲的法国民兵，还是拿破仑战争时代俄国的白衣民团都是一声号角就上前线的，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西方对于老百姓在本国国土遭到敌人入侵时奋起抵抗，持的是相当正面的看法，否则，就没有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萨评：这个，有人要问，难道日本人不作么？至少二战中日军战败后上司往往不是鼓舞其重新站起来，而是要他以死谢罪。]；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该考虑投降[萨评：这倒也没有一个规定的标准，但西方对于在显然没有战胜希望的情况下投降，抱有比较宽容的态度]；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萨评：本尼迪克特说了一句实话，所谓骑士精神等等看似高贵的西方法则，很长时间只是在两个西方国家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从没听说美国兵对印第安人，或者英国兵对祖鲁土著遵循过同样的规则 – 至于今天这种精神适用的范围显然更为宽广了，我们得说，那是非西方民族用百年以上的抗争和发展为自己夺得了更为平等的尊严。]等。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在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时，我们不必过多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尽管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萨评：其实从技术角度，日本现代军事思想大多来自西方，而且学得极为认真，可惜，作为一支军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军魂何在。日本人给出的答案是“和魂洋才”，也就是说，尽管技术上日本军队是一支不折不扣抄袭西方的军队，但精神层面上，他们还是遵循日本的一切理念，这也是日军与真正的西方军队的主要差别]而或许这个特点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也不必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重要。[萨评：只有本老太太这样不用上战场的人可以这样想，美国大兵如果也这样想就糟了，比如看到一个重伤毫无希望的日本兵他会去叫救护人员，那迎接他们的可能是一次战果赫赫的“肉弹自杀攻击”。这样的话死不瞑目的美国兵可能半夜跑到本大姐窗户外头叫魂的。]

　　日本人评判 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萨评：这项国际准则如果作为国家间的关系标准，具体化来说就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萨评：如果前一句话说的是道义，后一句话说的就是利益。“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1899年提出，针对中国的政策，意思是在中国同样的机会应当对所有国家开放而没有歧视。这个政策积极一面是反对某个国家比如日本独占中国，消极一面这是个根本没有中国人开口的“关于中国的政策”。]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 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萨评：这种逻辑在战前的日本无疑很容易被接受，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一个等级极为森严，金字塔型的社会，用严格的控制和禁欲主义约束每个人，使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日本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日本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司，都是被管理者，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是象一个机器零件一样地工作。所以，二战之前的日本人对于平等基本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各国间能够平等共存的概念，而认为总要有一个最高的管理者，世界才会安定。]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萨评：指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维新的偶像人物西乡隆盛不满其政府的作为，在西南鹿儿岛等地发动的叛乱 -- 也有说是被日本政府逼上梁山的，被日本政府军讨平，日本人眼里，这场“西南战争”类似美国的南北战争]，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萨评：二战前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国家，也因此具有极高的自我优越感]。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 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萨评：即便是以最大的善意解释，日本人也是要“帮”中国人也成为他们所喜爱的这种等级体系中的一员，而无需问中国人是不是喜欢。]。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们该呆着的地方去”[萨评：这倒有点儿反殖民主义的倾向了，只不过反殖民主义，说的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说的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区别不大，可是很关键]。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萨评：而不幸的是，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同意日本的想法，要么，他们都是白痴，要么。。。提出这种想法的是白痴。日本人当然不是白痴，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孤立的岛国，从几乎不知国际事务为何物忽然一下闯进五彩缤纷的世界舞台，脑袋不出岔子，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时起了哪些积极作用。[萨评：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曾使一些中国的有志之士认真学习它的经验。然而蒋百里将军曾说，“中国从日本学了两样东西流毒不浅，其一是陆军，其二是教育。” 盖军事和教育是强盛的重要条件，所以中国当时学习日本的时候就对这两个领域特别重视。不幸的是日本的军队和大学，偏巧是它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两个地方，中国人若是把它这种充满了岛国狭隘的等级制度学了来，原来结构松散，民不举官不究因而步履逍遥的中国社会，倒霉的时候就来临了。学了这个中国不但不能强国，反而更加扼杀中国追求进步与变革的可能。]

　　同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萨评：美国人还是不够了解日本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是迷信上层，既然上面说了“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便会盲目地相信一切都在轨道上，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无需思想。至于这轨道通向天堂还是地狱，日本人是不会自己去想的。所以，日本报纸才会说这些话，这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把日本国民拉在战车上]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 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 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萨评：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萨评：忽然想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疯狂的口号。似乎，缺乏物质的国家，就会加倍推崇精神的作用，倒不在乎信仰的是什么主义。]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萨评：日本海军的造舰经费，一度占国民收入的35%，考虑到支出，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萨评：说到这一点，中国人也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正是在甲午战争中，装备不亚于日军（部分陆军部队甚至优于日军），兵力远胜日军的清朝辫子兵大败于日本，使日本国民对“精神胜过物质”产生了极大的信任。说这是日本人对此观念的一个里程碑都不为过。]

　 　美国一贯注重实力，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定做的，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赶死”[萨评：是不是“敢死”？一字之差，意思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活生生的例子。[萨评：我们要说，她对日本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不过，究竟日本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美国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她并没有说。美国人真是正确的么？长津湖畔美国大兵的溃败就没有了道理。还是让我们用一句中国特色的话来评价吧 – 战争是一门综合艺术，单纯强调物质与单纯强调精神，都是要吃苦头的，二者，需要一个平衡。老实说，即便二战中日军明白这个理论，他们也不会去实现，不幸得很，日本的观念中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缺少平衡的概念]日军把这支力量称为“神风特攻队”。之所以叫做“神风”是处于这样一个 典故：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萨评：典型的西方人评论东方历史，所谓“神风”发生在忽必烈的两次东征中，这两次东征都因为台风而失败。后人评价，假如蒙古人不是仓促用原金朝简陋的造船厂生产战舰，而是用征服南宋获得的泉州或广州造船厂生产坚固的大船，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我们得原谅美国人，他们可能记得唯一的蒙古人，就是成吉思汗。]

[待续]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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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的书：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就是什么样的。它将谈及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能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都有哪些原则、要求等等[萨评：指标够高的，这就是日本人他妈妈恐怕也不能了解到如此详尽的程度吧。]。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论据，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谈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会亲自置身于书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况，但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如何。[萨评：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得看碰上谁，要是碰上赵本山，老太太肯定给忽悠晕了，要是碰上崇祯朝的御史高官，那就更惨，这都是道理说得比谁都明白都慷慨，投降起来比谁都快都彻底的职业骗子。美国没有出过朱熹，他们对这一点不明白，是正常的。]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灵魂深处指导他们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最终这本书都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此书追求的目标。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会发现，对一些现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它的确凿性。譬如，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常识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一致的结论[萨评：这倒不错，日本人对于一些固定的规则特别是礼仪的遵守，常常达到死板的地步，确实不需要每一个日本人都研究才能参透这些东西。举例而言，抗战的时候，山东文登曾有一次和日军便衣队的战斗。此战，日军试穿便衣出击八路军赛时礼部，但被轻易识破。理由很简单，虽然换了便衣，但日军军规中有一条 – 士兵出营必须戴帽。恪守军规的日军因此为每一个便衣兵配了瓜皮帽一顶。于是，八路军哨兵就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 – 一些“老百姓”迎面而来，有拣粪的，有串亲的，有要饭的，却无一例外人人一顶暂新的瓜皮帽。。。不打，才怪呢。]。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论前提条件，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工作艰巨得多。人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赖以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萨评：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半有人会象韦爵爷介绍俄罗斯宫廷舞蹈时候赵良栋大人一样 -- “小孩子胡说八道，那有男人女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搂抱了跳啊跳的，天下怎会有如此不识羞耻之事？”]。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了[萨评：“田中”大概是和平时期世界人民最熟悉的日本人名字了。这是因为“田中先生”是日语课本里面最重要的对话角色。要中国人呢，一提起日本人来脑子里闪过的名字，除了田中，好像还有鸠山。。。]：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了能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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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硬派老生” -- 田中角荣，我曾以为这个开拓访华路线的强硬首相，是不是课本中“田中先生”的原型，只有看了《菊与刀》以后，才推翻了这个想法 -- 本尼迪克特老太太写这本书的时候田中角荣还在铁门镇和土八路武工队长赵耕郊斗智斗勇呢

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萨评：大学的时候，隔壁就是心理系的朋友，他们每个星期都要用这种问卷来让大家帮忙，说起来，这些问卷的编排技巧，对于其结果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有一次某个测试心理暗示的问卷上有如下一题：孙悟空面对如来佛的时候，最佳选择是 – A..抵抗，B.诈降，C.投降，好像已经很全面了，忽然一位老哥问 – 怎么没有“自杀”的选项呢？心理系的同学顿时五体投地]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萨评：本尼迪克特没有写出的另一个前提是美国还没有因为这种调查进行思想清洗的传统，假如换在康乾搞文字狱的年间，这种调查恐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难道陈近南会在答卷上选“我支持反清复明”？]。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萨评：这里面，带有东方西方另一个观念的区别，即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东方传统上有朝廷等同于国家的概念，所以忠君与爱国是一码事，但西方国家的概念，与政府并不等同，美国人民普遍爱国，这一点是我在美国工作时的感受，那乡间随处可见的星条旗就是证明，而美国人民好像没有爱政府的概念，政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服务机构而已。]。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萨评：这方面的概念，即便同样有“朕即国家”传统的中国，与日本也不同。中国还有个“秦亡其鹿，天下共逐之”，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日本可是“万世一系”，从来把天皇不当人看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萨评：遗憾的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只是个学者，如果是政治家，只怕“理解万岁”的口号要提前几十年诞生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萨评：虽然日本人很多信佛教，并且以谈禅为乐，但佛教的一些概念日本无法接受，比如众生平等，日本至今是一个视等级森严为正常的社会，佛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对来世的寄托]，也不是儒教的[萨评：也就是中国方式的。日本的行为颇受儒家影响，但当初引进儒家思想，是为了解决日本的问题，大化改新等变革中，日本式的儒家思想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正如儒家在中国解决不了工业革命以后的问题一样，日本也解决不了。被西方打破了国门，见识了西方的强大，日本人就很平静地抛弃儒家，去照抄西方的新思想了]，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