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贴】从特工到军旅1 -- lovepest

我在“学校”学习了二十一个月，其中断断续续有八个月的时间是在外面执行任务，实习，这是一个极其重视实践的学校，也是一个能把学员的现有知识和潜能调动、发挥到极限的学校，例如射击训练，说起来就匪夷所思，我们只上过一堂课，而这堂课只上了不到十分钟：我们被带到射击场，按照地下划好的白点站成一个圆弧，教员过来用英语对我们说，诸位，对射击的唯一要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对方失去攻击你的能力，话音未落他就单手出枪、推弹、转身连续射击，接下来他说，为此你们必须每天坚持实弹练习。我们看着牵引过来的八个形状高低大小各自不同的靶子正在目瞪口呆，他又如同在水中那样缓缓地出枪、换弹夹、上弹、扳保险、转身、射击，最后说了一句：有关的教材将和手枪将同时发到诸位手上，我要求你们做到象呼吸一样射击。解散！

给我们发了自动步枪和手枪，自动步枪是苏制的AK-74，在弹夹前面还有一个把手，打短点射很合手很舒服。但手枪是柯尔特，九毫米口径的大家伙，装在腿外侧枪套里又笨又重，而且扣起来很涩、很重。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休息时做“随手射击，”一位师兄学了个电影上的双手据枪动作，被射击教员看见了就很严肃地说：“手枪就是在受到空间限制和另一手做其他动作时用的武器，养成双手射击的习惯很不灵活、很危险！”我走过去对他说了我手枪的问题。他在我枪套上一摸，枪就到了他手上，然后单手退弹夹、在大腿上一擦，对着地面扣了一下，再一擦、再扣，对我点点头，抽出他的手枪给我：你先用我的。他的枪……象一只用“纯”了的乒乓球拍，射击时凭手上的感觉就知道子弹命中了哪里。过了两天，他把手枪换回去了，我的枪扣起来不再涩、不再重，顺手了很多，我猜他调过了弹簧甚至锉过了扳机，但我不敢问，因为“损坏武器”会受处分。

“枪啊，象女人，你要时时摸她，她才会对你百依百顺，反之她一定会背叛你！”射击教员用英语说。他总是说英语，――为了营造语言环境，要求我们尽量不说汉语。

除了射击和体能训练，我的军事技能在三十三人中名列第三十一，但我很快就赶上去了，因为我年轻、敏捷、肯学。我不是说师兄们不如我勤奋，而是他们有他们的难题。“王豆腐是什么意思啊？”上尉问我，我告诉了他，他就用铅笔在单词边注了个王豆腐==很好，“那，都看透呢？”我说了，他又注了个都看透==医生，一面叹气一面摇头。

“头儿，我只能扔二十几啊，怎么办？”我问他卧姿投弹的事。

“嗨，别喊我头儿，给教员听见你找训啊？――那个简单，松松地握住手榴弹后半部，敲开保险后用最快速度往前甩膀子，同时脸往下扑，在手臂升到最高点时松手。去试试，包你过三八线！”我去试了半个小时，嘿，神了，头儿比教员厉害！

也进行思想教育，但很少讲什么领导亲切会见大好形势之类，“咱们军人不管那些个，”教员公然这样说，“领导么经常换，出去是哪个领导咱听哪个的，形势永远大好也不用咱说，咱们讲的是纪律，服从！你们都知道邱少云吧？还有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这都是英雄，也都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是纪律造成的英雄！邱少云没动，壮烈牺牲了，他是英雄。他要是动了呢？也得死！不是给敌人打死就是被执行战场纪律！董存瑞，忘了带支架，别说在敌人火力下回不来，就是回来了也得……”教员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为什么？他没炸掉碉堡，冲锋的人死了十几个，所以当时是把董存瑞当作事故报上去的！黄继光杨根思是不是英雄？是。可是不炸掉敌人就回来是什么？是逃兵，要执行战场纪律的！”除了几个军官象是早已知道，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外，其他人脸上都是青一阵红一阵的，而我简直是听呆了，教员这话……这话是不是反动啊？

区队长也讲过类似的话。在“学校”二十一个月，我见过的最高领导就是区队长，别说校长了，训练部的首长都没有见过，也许见过，但不认识，反正规定我们见了谁都是“报告教员”，教员们一律是文职肩章，我们不用说都是红牌儿，第一次见到并认识区队长是在首次、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又是最后一次大会，区队大会上，我们四十二名学员（为什么增加了九名容我后面交代）和一些教员都参加了。黑胖的区队长把脸一黑：“纪律，是一把刀，一把刀！横在，你面前。你低头，就过去了。你抬头，就割破你，就要流血！要流血！你不买纪律的账，纪律，就会把你的头，割下来！割下来！！！”

那以后到现在的整整十二年里，这段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纪律，是一把刀……”

我们的课程很多也很杂，归纳起来就是基础课：体能、军事技术、语言；专业课；野外生存、城市活动、伪装与化装、交谈技巧，反审讯；选修课：教员根据你的特点和需要为你选的课程，比如为我选的就是特种分队战术和军事心理学――看起来很少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吧，体能课包括跑步，徒手跳跃，利用器械跳跃，在高速运动物体上的稳定、行走、跳跃，徒手攀登和使用登山工具攀登，绳索滑降与速降，……真不想再说下去。就是跑步吧，徒手高速，负重越障，还有令人诅咒的五到十公里负重三十七公斤限时越野！而且这些课程往往是交叉的！

第一次城市活动实习，我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赶到规定汇合点，教员带几个师兄的任务是捉住我，结果嘛不说也罢，他们见了我先是一套以色列动作，谢天谢地，没和我来什么“一招制敌”，所以也没有受什么伤，但已经浑身热辣辣的而且头被打得和猪同志一样，在我昏头昏脑的时候嘴被堵起来，手被反绑起来，头上套了个麻袋，很利索地把我塞进了“伏尔加”轿车的行李箱。幸亏是“伏尔加”不是丰田更不是夏利，也幸亏我身高只有一百八十一厘米！

比较好玩的是反审讯，首先，教员的理论就是前所未闻的：反审讯的目的已经不是不招供，而是把事先编好的几套供词，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慢慢地招出来。在现代审讯方式和审讯条件下，不要求“宁死不招”――不招是不可能的！如果能骗住敌人，那就了不起！如果能拖到四十八小时后再招，那就算双方打平，否则……就算叛徒！反审讯练的就是四十八小时硬功夫！

反审讯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上头辗转弄来了一台测谎仪――那时侯正在对我国搞什么“制裁”，原来已经宣布要来的北约制式轻武器都不来了，倒是来了许多方头方脑的“乌齐”突击自动步枪和以色列的其他装备，包括5.56毫米口径的制式手枪和4.5毫米口径的微型手枪，所以我们都猜测测谎仪来自以色列。不管来自哪里吧，似乎教员也不太熟悉那套玩意儿，一边在我们身上作试验一边翻书，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撒谎！撒谎！又发现你撒谎了！记住，你是在和敌人斗智，慌什么！注意力分散！分散！想别的！不要想测谎仪能不能测出来！想别的！”教员大喊。

“报告教员！我……应该想什么？”

教员翻了一下书，“想想，你第一次作……爱的情况，想！”

“报告教员！作爱是什么？”

“什么？就是……就是和女人发生关系！”

“报告教员！是和女人发生什么关系啊？”

先是一两个人憋不住笑起来，然后全体爆笑，笑得最厉害的是教员，只有被测试的那个傻蛋带几分不解几分恼火地看着大家。

你猜，那傻蛋是谁？

有人为我换了一家实习单位，那是深圳的B公司，一家大公司，在香港和东南亚也有几家分公司或办事处，我在企划部实习，每月津贴八百元，在一九九一年的内地人眼中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大家都很羡慕，而我心里只能苦笑，天知道B公司是怎么回事，我甚至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家公司究竟在深圳什么地方。但我想错了，B公司迅速托人“顺路”送来了旅费和工作证、买机票的介绍信，我“家里”又有人“路过”N市，带走了我已经不需要的冬装等，于是没几天我就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在靠海的深圳机场，有人开一辆丰田车接我到公司，一年期的边境地区通行证，俗称边防证的自然已经办好了。到公司后立即有人带我去见到了人事副总和人事部经理，后者在交给我一大堆公司资料后，又把我交给了企划部一位副经理，我就是他的助手，并且有一间单独的小办公室。接下来是一位相当时髦的小姐带我去“看看深圳”，先是在公司附近步行，告诉我附近的商场、餐馆、电影院和其他有名的建筑，然后带我乘一辆黑牌车去“游车河”，在请我吃了十块钱一份（！）的霉菜扣肉饭后又回到了公司。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你马上出差到北京！于是我又创下了十二小时内乘两次飞机的个人记录――我，一个不满十九周岁的学生，在一九九一年的中国，似乎走进了童话里的一个梦。

在北京机场也有一位司机接我，而且依然只看我一眼就叫我上车，在车上也不和我说话。（顺便说一句，从这天起，除了执行任务需要时外，我就没有一个人单独行动过，我们内部把这种人叫做包裹，我们则自称狼，只有需要我们咬人的时候才会放开系在我们颈子上的链子）司机把我交给了等在某幢办公大楼门厅里的一名中尉，中尉又带我进了一间会客室，里面有两位佩带文职肩章的军人，反反复复地问我深圳B公司以及B公司附近的许多事，我按照我的观察以及在飞机上看的资料一一作了回答，等到他们满意了，才叫那个中尉把我送到招待所去。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于是我打破了第三项个人记录：没洗脸就睡觉了。

第二天有辆“昌河”面包车把我和另外一些人送进了一个营房，带队干部命令我们在车上不许交谈，而且我发现面包车的车窗被草绿色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我感觉到一种神秘的气氛，但我们并没有到什么学校，至少在我看来不象是学校，除了不允许出门之外，这里和别的营房完全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伙食标准比野战军高得多，我毕竟出身于军人家庭，对这些不算陌生。营房里已经有了一些人，我们这批人大多数是军人，有士兵、军校生，中尉，甚至还有两名上尉。我很纳闷，他们毕业后也会被授予上尉军衔吗？

当时我已经从大白脸设的圈套里醒悟过来了：本科毕业生再读两三年军校，那就是硕士或同等学历，原本就应当授上尉衔！不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再说，我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吗？只有争取两年内毕业，这样用五年时间拿到硕士学位，可以赚一年半时间――那时侯就是这样天真呵。然而多年后我还是有些感谢他们，他们居然从N大学发出我的录取通知书时起就开始计算我的军龄了。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为什么要我们在那个普通营房呆两周，出操、队列、瞄准、投弹，越野跑等等，不起眼的老一套，然后就是读报、学习……是不是淘汰程序的第一步呢？因为两周后我发现人少了许多，原来吃饭的时候有十一堆人，两周后连五堆都不到了。上头严禁我们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我也无法根据口音判断谁来自哪里的部队，因此我只能从空军、海军的军装认定大家来自全军，当然还有少数象我这样的新猪。由于我还算熟悉部队里的那一套，大家猜我是今年年初才入伍的新兵蛋子，但是看另外三个人却是用看异类的眼光，他们其中的一位在练习瞄准时把半自动步枪的枪栓拉过了头，卡在弹仓上复不了位，急得拼命往前推枪栓，附近的几个人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离开营房的前一天，开来了两辆卡车，集合列队报数一二三，大家就上了卡车并且被遮得严严实实。颠簸了四十七分钟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大房子，象是一个……篮球馆？排球馆？羽毛球馆？看不出来，比那个小，靠墙的地方有一排小橱，象澡堂或者游泳池放衣服的地方，带队干部命令我们：“脱衣服！脱光衣服！还有鞋子，袜子！脱光！”

屋子虽大但一点都不冷，我们脱光了衣服赤脚在地上走动，水泥地有点冷。

“脱光！都脱光！”带队干部指着我们的军用大裤衩喊：“听不懂？叫你们脱光！”

我看他一点也不象开玩笑的样子，就解下了大裤衩。不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脱光，反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这些话听过不止一次了，就是上级叫我们在大街上脱光也是有道理的，何况是在屋子里？何况都是男人？当作在澡堂好了。看见我脱了，几个人犹犹豫豫地开始脱。全体脱光后上方射下了强烈的灯光，大家嘻嘻哈哈起来，还有人高声自言自语说，有些女首长想在我们当中挑警卫员，还有人不知对谁说是首长招驸马。我是“新兵蛋子”另外三位地方大学生也没有人找他们说话，其中一个犹豫着想向我走来，我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了。这以后就莫名其妙地没有了下文，大约两个小时后又叫我们穿上衣服，用卡车把我们拉了回去。

第二天起我们被叫到两间教室外面坐着，里面出来的人用手一指，我就第一个被指了进去，隔壁那间也指进去一个。同样有强烈的灯光，还有七八个看不清脸面的男人女人，虽然都穿着便服，但说话的语调和动作的姿势告诉我，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桌子上有两个脸盆，里面放着纸卷，一名佩着少尉军衔天知道他是尉官还是校官的家伙叫我先从纸卷比较多的脸盆里拿一个纸卷，到边上看一分钟。

少尉把纸卷要走了，我开始按照纸卷上的要求表演小品，但是我根本不理解什么叫“夸张地喝水”和什么叫“了无心绪地喝水”，还有一大堆提示，这不是折腾人吗？反正我不在乎这个什么鸟学校要不要我，表演个球，平时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于是我倒了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想了一下又喝了一杯，这下即使想“了有心绪”地喝水也做不到了，然后回想纸卷上的提示，又好气又好笑地慢慢喝那杯水。

“再拿一个！”少尉说，叫我从另一个脸盆里拿，还是一分钟，上面是“我叫张建军，是沈阳铁西区人，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学校长，因为一九口口年口月的口口口事件被勒令提前退休；母亲原来是区政府……”什么什么的，要求我激愤、无奈……什么什么的。激愤？无奈？我正在激愤无奈中！于是我按照纸卷上的内容对着桌子后面的黑影们说了起来，一面想着老女人和大白脸的脸。

我说完了，桌子后面沉寂了一会儿，一个声音冷漠地说：“下一个。”

又是紧急集合，点到名的人用十五分钟时间收拾了所有东西，上了一辆“骊山”客车，大行李则装在我们后面一辆卡车里，开路的是一辆“伏尔加”。我注意到昨天大声说话的人和身上有明显伤疤或胎记的人都没有被点到名，还有几个大约是“演砸了”的，他们失去了迅速晋升的机会，是不幸呢还是幸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透过窗帘的小破洞望出去，天是阴沉沉就要下雪的样子，寒风吹落了路边的白杨树叶，我们这支车队行驶于一条普通的砂石路上，前面的伏尔加扬起了满天灰尘。我有些忐忑，也有些兴奋，因为我猜到了：现在正是赶到那所学校去，新的生活终于揭开了神神秘秘的这一页，

我偷偷数了一下，只剩下三十三个人了，半个月普普通通的新兵生活淘汰了我们一大半，其中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还有一名地方来的大学生。

前面，学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