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美关系简介 一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 -- 电子赵括

拿下朝鲜、满洲、台湾，基本上就实现了丰田秀吉的妄想，居然还人心不足蛇吞象。

#查阅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同英美关系资料时挖掘出一些日本对华政治经济措施，顺便写在这里。关于战争本身我并非内行，这里就偷懒了。希望大家能够结合战局发展一同参考。

1937年，中国终于从连年的经济状况恶化中得到缓解。36年农业大丰收的基础上，到7月底为止进出口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6%和45%。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此后战火迅速扩大，打断这一复苏态势。事变前的1933年，作为对于日本侵略东北伪满洲国成立的报复，国民政府实施排日关税。日本方面做出的对抗措施，包括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行为，在华投资办厂以及外交上要求国民政府取消排日关税。华北的煤铁盐棉等物资对于日本有相当吸引力，“国防经济圈的确立不可缺少”，在1935年由满铁出资成立了“兴中公司”，意图攫取华北资源。由于中国的抗日情绪以及公司本身实力不够雄厚，基本上没什么进展。但是从1935年到37年这一段，日本以青岛天津为基础在华投资办厂（纺织企业）仍然有所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行为导致中方企业破产，被日本廉价收买。无论政治经济上，当然都导致中国各阶层有强烈的威胁感。卢沟桥事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8月7日，日本方面以外务省的提案为基础，杉山（元）陆相，米内（光政）海相和广田弘毅外相经过磋商，提出了日方的停火方案。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从永定河为界的非武装地区撤出，中央军从河北撤出，华北五省中日经济合作，日本撤兵等等。仍然不掩饰对于华北的野心。在此前，日本外务省以及军方官员（双方观点略有出入，但是事实上分离华北的目的并无二致）已经开始同华北地方人事接触，力图事实上分离华北。中国全民抗战气氛已经形成，各方面对此均进行了激烈抵抗。8月，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战火扩大到华南，日本方面当然要重新考虑上述方针。10月1日，近卫首相在同外陆海三相会议后，决定了《支那事变对处要纲》，具体条款有：

1 赔偿；

2 日华经济合作，海运（招商局，日清汽船，大连汽船合并），航空，铁路（胶济铁路，津石铁路，承平铁路以及延长线）等的经营；

3 矿业，华北的金铁煤炭开发；

4 关税协定悬案（中方放弃排日关税）等问题的解决。

除去攫取中国经济利益外，海运航空铁路的运营要求明显带有军方色彩。10月19日，参谋本部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要纲案》等方案，方案要点为扩大原来的兴中公司规模，成立华北产业公司，完全掌握华北经济。对于华南的上海，亦有染指意图。随着战争扩大，到1937年底的12月9日，日方决定为了对抗中国长期抗战，设立对于华北和上海经济进行开发的“国策机关”，控制交通通信水道金融。

对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火一旦扩大到列强利益最为集中的上海，立刻引起各国关心。8月18日，英国代表在国联提出上海中立化，此后中日英美德等国历经磋商，但是英国对日本均有妥协姿态，美国尚无十分关心的情况下，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12月13日，南京沦陷。12月14日，作为伪政府的北平临时政府成立。22日，广田外相将日本新的停战条件通告德国驻日本大使德尔格森，要求德国转告中方。基本内容为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必要地带（华北，扬子江流域）设为非武装带，特殊机构的设立，日满华经济协定（侵吞中国经济权益的同时，间接承认满洲国），以及战争赔偿等。德尔格森大使当时就感到这个条件中方不可能接受，所谓调停，基本上绝望。12月26日，27日，德国驻华大使将上述条件转告孔祥熙，并告知日本内部的强硬派对这个条件仍然抱有不满（孔于27日表示中方无法接受）。38年1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谟将上述条件通告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森，说明这些条件无法成为和平的基础，而且从日本近日动向看此后另有隐瞒意图。1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特曼转告日方，日方提议范围广泛，希望知道内容细节。当然这个表态，最低限度也是在拖延，无论如何上述条件国民政府都不会答应。就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于1月16日发表了“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一一六声明。

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谈判对手自然就成为了北平临时政府。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8月份，日本就在天津成立了为伪政府性质的治安维持会，所有经费均来自日方拨款。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总统空缺，行政委员长为王克敏，其他要人包括唐尔和，江朝宗，高凌蔚等，均为北洋政府时代政客，同国民党不慕。随着战争推移日军占领地区扩大，11月27日将在河南设立伪省政府（尚无实质性控制），12月10日山西（仅限于太原），38年3月山东，4月河南省，6月山西省。对于这个“新政权”，日本方面当然是大力扶植，同时加紧控制。

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接收天津秦皇岛海关。38年1月22日，改订关税，全面修改33年以来的排日关税（毫无疑问，这是日本成立伪政府的目的）。38年3月26日，同日本签订备忘录，设定中日经济协会，对于经济产业等重要案件的策划审议，中日双方各出五名代表组成协议会。然而在4月27日，双方再度签订备忘录，以军事理由将交通通信航空等事实上至于日本管辖之下。包括其余的经济顾问协定等，日本实际上攫取华北政治经济实权。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王荫泰就说过到这一步“政府还有什么必要”。

华南方面，历经激战上海遭受重大损失。比如战前工厂共计5255，超过2900遭受不同程度损害，闸北地区全部被破坏；铁路车辆还能够使用的不到战前7%；桥梁大部分被破坏，等等。12月5日，日本首先组织了所谓的大道市政府，1月1日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到1月下旬华南已经有了大大小小二十六个“治安维持机构”。为了统一管理，在日本的支持下于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所谓的维新政府，6月22日“政府各部”陆续转到南京。同临时政府相同，各部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手中，为不折不扣的伪政府。临时维新两政府“协商”后，于1938年6月1日开始实行统一关税。7月8日，日本发表声明，声称要促成“各亲日政权组成一个统一政权”。9月22日，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主席委员王克敏，成员为北平方面四人，南京方面两人。汉口失陷后，这个联合委员会发表声明讨蒋反共。不过这两个政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有如下评价：

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成立并非基于中国人士的热情，构成分子同床异梦，政府权威气魄均无，不仅无法成为国民政府的威胁，还会成为内部局势沉闷的原因。

日本自己对傀儡政权的无所作为都供认不讳，自然要背叛“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声明。1938年5月，宇垣一成（预备役陆军大将）接替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一成本人实际上在考虑以国民政府未真正的交涉对象。迫于局势，这当然并非他本人的固执。但是在同中方交涉中如何维护日本利益，并非简单的事情。5月23日宇垣的日记中就记载有承认满洲国，聘用日本顾问教师技术人员，协调开发东亚资源交通等对华“和平”条件。但是内容泛泛，正面说是具有弹性，反面说则是空洞不具体。对于可能遭到的强烈反对，宇垣有所警惕，因此在答应出任外相前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一共四点，

1 强化阁僚一致，显然是对陆海外等的各行其是有所警惕；

2 迅速决定时局的和平方案，这个明显针对侵华战争而言；

3 对华外交一元化，也就是说在国民政府和伪政府之间必须要做取舍；

4 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一一六声明，意味着有必要时放弃伪政府。

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宇垣以首相承诺先决条件而出任外相的举动是否是空前不清楚，但并非绝后。松冈洋佑出任外相后力请野村吉三郎出任驻美大使时，野村也在首相等要人承诺先决条件后才同意出任。根本上，这反映了日本局势并不乐观导致内部矛盾重重，无法简单弥合。野村出任驻美大使时局势更加不利，条件也自然更加离谱。伪政府不得人心得不到日本重视，必要时将被日本抛弃，在汪精卫身上倒是得到了充分体现。

言归正传，宇垣的这几项条件中，三项为侵华战争问题所充斥，日本外交此时最大问题是什么，不言而喻。除去内部矛盾，抛弃伪政府意味着要在侵华战争问题上外交作根本扭转，实际上当然困难重重。同别人不同，宇垣对于中国走向统一的潮流有清醒认识，比其他人仍然在盲目坚持华北分离等有重大进步。但是作为日本帝国的颜面，对华谈判中仍然提出了要蒋介石下野的要求。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对此就表示反对，认为蒋已经成为中国抗日领袖，这不可能做到。宇垣对此未必没有认识，但身为外相的他也不能不为日本外交去奔走。

对于日本的蒋介石下野之要求，中方倒是做出了一些妥协。虽然蒋下野不可能实现，通过秘密途径（香港）中方表示可以由行政院长孔祥熙下野来部分满足日本要求，但是坚决拒绝华北“地位特殊化”。同时国民政府依赖英美法等国进行调停，因为中日双方条件差距太大当然无法成功。

日本陆海军在中国的为非作歹当然影响到外务省的对华外交工作。或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宇垣外相一直有设立“对华院”的中央机关，集中处理在华事务的构想。8月份以后，陆军方面也感受到有必要设置类似机构，提出建议。然而在这个机构的实际职能方面，陆军省外务省矛盾激烈。同陆军方面要求中国当地的政治指导仍然由当地特务机关负责不同，宇垣外相认为在华（仅限于占领区）的政治经济事务应该统一由“对华院”负责。根本上，陆外双方都感到对华政策互相矛盾，有必要统一。但是根据谁的意见进行统一，双方各不相让，加上宇垣出任外相的初衷对华和平（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各项要求）无法实现，9月29日，宇垣外相辞职。辞职后近卫首相兼任外相，一直到有田八郎出任。11月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仍然坚持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观，无视中国走向近代统一的潮流。具体方针为在蒙疆华北华中等地组织地方政权，给予广泛自治权，以地方政权的联合形势组织中央政府。后来汪伪政府便是依照这个方针组建。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如何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都不符合其在华利益。对于日本特别重视的华北，蒙疆，扬子江下游，华南沿海特定地区等，作了以下说明。第一为河北省以及山西省北部（大致按照正太铁路为边界），以及山东省东部，对于日本伪满“基础国防圈绝对不可缺少的范围”，“华北五省平战两时对于国防经济应该作为日满的一环予以结合”，坚持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其次，蒙疆以及华南沿海岛屿的管理目的为“为了对应下一期战争，强化战略态势”。为了“防共”，要求在华北蒙疆扬子江下游等要地驻军，而且要求管理全中国境内的航空铁路事务等等。10月1日，日本设置了前述的“对华院”，正式名称为兴亚院。11月，原来的兴中公司扩大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资本金三亿五千万日元，同时华中成立“华中”振兴会社，资本金一亿日元，如果包括华中铁道，水电，蚕丝等等子公司，共计三亿两千万日元，其中日本资本占73%。同军事侵略相辅相成，在日本试图垄断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对华交涉自然是难上加难。

有关汪精卫伪政府成立的日方经纬，请参看

【凑热闹】说完蒋介石,再表汪精卫

44年9月，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并通知重庆，将汪蒋关系列入对华谈判的议题。汪精卫事实上被出卖。11月，汪精卫就因为“医疗事故”死于日本。

1936年底，欧美各国在华投资总额达到18亿美元，其中英国以10.8亿美元独占鳌头，其次为美国2.2亿美元，法国1.8亿，德国1.4亿。然而各国在华投资特点不同，在侵华战争中各自立场也相当微妙。

美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进出口贸易，缺少工矿等在华资本投入的项目。与此对比，英国对华投资工业即达到3.3亿美元，超过美国在华投资全部。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同美国一开始就原则反对根本批判（但是还没有具体措施）相比，英国在批判日本同时，出于维护自己在华利益的目的，有一定妥协。1937年前后欧洲局势动荡不安，英国对日本妥协的限度自然也要根据时局不断调整。德国对此的立场，基本上是基于以承认日本在华支配地位（侵略战争现状）为代价，要求在对华贸易中占有特殊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失去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贸易地位处于不利状况，采取如此立场也是可以预计得到的。战火蔓延到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港上海后，严重影响到各国利益。1937年6月总额为三千七百万美元的上海贸易，10月份仅有六百七十万美元，1938年1月到6月平均每月八百三十万美元。英美德等国当然无法坐视。同时，随着华北战火扩大，防止中国从华北海关进口军用物资以及阻止华北关税流向南方，成为国民政府军费自然成为了日本的目的，日本开始考虑接管海关。但是鉴于海关涉及到各国利益，错综复杂，外务省反对直接接管，而希望采取其他手段缓和同各国矛盾。

1937年8月28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崛内向天津税关总长迈耶斯提出增加日本职员，外债担保部分以外的关税停止南运（国民政府），关税存入日本银行，治安维持会的成立等要求。基本上，天津税关表示同意日本要求，但是要求关税存入中日以外的第三国银行，双方谈判一时陷入僵局。随着侵华战争规模扩大，日军进展迅速，日方立场随之强化。10月6日，崛内领事再次向天津税关提出，要求在数日内答应上述条件。事态紧迫，英法于10月13日做出答复，表示全部关税存入中立银行，天津及秦皇岛关税由中立银行转入日方（横滨正金银行）银行等等，并且声称这些措施得到中方许可。在东京，英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提请日方考虑在中国海关问题上英国的利害关系。10月18日，20日和22日，克雷格大使三度摆放外务省官员，对日本接受海关可能造成各国对日本感情恶化提出警告，并且强调英国方案实际上可以阻止税款南运，其他问题也有商榷余地，英国的立场在于“保持海关统一的情况下满足日方要求”。10月22日，天津税关总长通告日方，接受日方要求，关税收入直接存入日方银行，仅仅取出外债担保部分以及必要经费。25日，海关收入开始存入日方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海关问题的第一回合，以英国0：1妥协于日本结束。

第二回合，在于日本提出关税降低。10月28日，崛内总领事向天津税关总长提出，为了救助在战争和水灾中困苦的华北民众，希望降低关税。最终结果，面粉，烟草，米谷，铅铁，海产品，砂糖，石油和纸等商品作为军用品，全部免税，11月20日开始实行。商谈过程对其他各国保密。当然这实际上不过是日本为了方便侵华战争，扩大在华利益的措施。1937年12月14日，作为伪政府的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938年1月22日开始实施税率修改，31日就遭到美国抗议，认为对于在华关税保全有重大影响，破坏中国税率统一原则。同时，随着上海方面战事扩大，日本开始考虑以天津海关为先例解决上海关税问题，即并非接管而是将税金存入非中国的银行（日本军方仍然有全面接管意图）。37年11月25日，日方提出将上海税金全部存入横滨正金银行。11月26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由英日美法四国组成银行团，税收四等分存入四国银行。日本同英法美在这个问题上短时间未能达成共识，税金仍然流向已经迁往汉口的国民政府，当然导致日方不满。1938年2月8日，在日本的“强烈抗议”下，英美等做出妥协，停止向国民政府送交税款。

日本在同英美等国接触时感受到，英美关心的不过是外债的支付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对方有可能接受日本方面要求。此后日本即以这个方针继续同英美交涉。5月2日，终于达成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税收存入正金银行，外债负担部分送交总税务司等等。日英之间达成的妥协，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最重要财源海关税收的相当部分，当然遭致中方强烈不满。5月6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在中方反对下，以及日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简单弥合等原因下，日英之间实际上互不买帐，并没有转交按照协议应该互相转交的资金。但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1938年1月日本占领区仅仅包含15%的海关税收，到1938年底日本占领区已经包含了78%的中国海关税收。其间9月30日宇垣外相辞职，10月29日有田八郎出任新外相，伴随武汉广东等地的军事行动，日本对华政策也作出调整，更加强硬。伴随侵华战争的日本同英美矛盾，此时开始表面化。1938年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了对日本的制裁决议。

国联对日本制裁后数日，美国向日本提出了长篇备忘录，指出侵华战争以来美国人在华的“不平等”待遇，日本独占中国市场拒绝门户开放原则等，要求迅速改善。备忘录首先提出了尽管美国再三要求满洲地区门户开放，现在满洲地区仍然是日本独占，并对日本在华北实行的实际上对于美国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提出抗议；伪政权的关税改革不正当，日本独占华北羊毛贸易，策划烟草专卖，促使日本确保优越经济地位的种种努力必将危及门户开放政策，剥夺美国机会均等。对此，日本没有做出回答，却在10月12日开始了华南作战，在广东登陆。10月22日，以军事原因封锁珠江，占领英国在远东最大据点香港附近地区，切断粤汉（口）铁路。对此，中英双方受到的冲击都可想而知。广东，武汉陷落后的11月6日，蒋介石在长沙接见英国驻华大使，要求英国对于对华进行实际援助作出率直回答。按照大使给英方的报告，如果回答是No，中国将全面变换政策，寻求新的朋友（无非是苏美）。

对于美国方面“不平等”待遇的指责，有田外相于11月18日做出回答，承认侵华战争前观念仍然适用之余，强调承认既成事实以及今后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也可以保证东亚的长久和平。对于日本的“积极”意图，作了率直的承认。

对于日本方面的这个“积极”表态，英国迅速做出反应。11月20日，克雷格大使在同有田外相的会谈中提出，英国对于日本在对华贸易上的特惠关税外汇管理等方面无法赞同，但是对于日本基于原料缺乏，承认将来的优先权。如果能确保英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废除贸易限制，承认日本对于中国地下资源开发的优先权。很明显这是英国方面对于日本相当现实的让步。然而，这对于已经打算“接管”中国的日本而言，当然是无法接受的。12月29日，有田外相在会见记者时，阐述了“日满华”经济圈的构想，“将来在中国的第三国经济活动，应该同新体制结合受到三国国防以及经济自主的限制，同时不能伴随政治上的特权。”有田外相的一系列发言（上述仅仅是一例），表示日本有意独占中国，限制各国在华经济活动，当然遭到英美激烈反击。美英分别与12月21日以及1939年1月14日通告日本，表示激烈抗议。英国方面反对最为强烈的，在于日军的扬子江封锁。同日本方面的禁止外国轮船在扬子江航行相反，日本船舶自由往来，运输军用民用物资。武汉三镇占领后，不少日本商人来到武汉做生意，武汉成为日本物资集散地。但是为了保持扬子江封锁（禁止民用物资流通）同样适用于日本方面的掩耳盗铃，汉口的日本商人物资均被称为“宣抚”工作人员以及物资。报刊上的各种商用广告，也一律添加“宣抚用物资”字样。扬子江流域一向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对此的封锁当然涉及英方利益，导致英方严重抗议，激化日英矛盾。然而日本如此运作，并非简单地担心军用物资通过扬子江流入中国内地，以及限制英国厂商对日本厂商的竞争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体系，法币。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日本同英美的矛盾，则自然是集中体现于亚太尤其是中国。探讨日本同英美矛盾，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日关系之探讨，这无法回避。完全论述篇幅过于庞大，我力所不能及。下面提供一些相对不太被人所熟知的方面资料，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其它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局的变迁进行参考。

九一八事变仅仅是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事变的结束，日本方面一直以1933年初日军攻占热河，双方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为止。这个划分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此后中日两国敌对态度整体上不曾改变，但是暂时没有直接对抗的军事行动，双方关系也迎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1933年9月14日，广田弘毅出任日本外务大臣，推行以实现“日满华”合作为目标的外交政策，试图改善同中国，苏联，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8月，蒋汪黄（黄郭）在庐山会谈后，也确定了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含有一定的妥协。这种背景下，1934年整体中日关系意外平静。日本虽然经历政局波动，广田弘毅仍然留任外交大臣。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掩盖内部纷争之激烈。在日本内部，军界对于广田弘毅的对华“友好”外交政策反对激烈，外务省内部也意见不一。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擅自发表了同广田外交有抵触的“天羽声明”，即东亚门罗主义，就是其中表现之一。

作为中国方面，历经1929年和1933年的金融政策调整，白银流通废两改元，力争避免银价波动给货币体系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有经济方面促进国内产业，安定外汇市场等种种努力。但是和国民政府的意图相反，以上措施并没有达到成功。这里顺便说一点甲午战争的往事。现代货币体系的建立，日本倒是中国的前车之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也废止了白银流通，改为日元，但是外汇市场对此并不认账。日元汇率随银价波动。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等签订，中国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但是这笔钱并非是以白银支付，而是以当时最硬的货币英镑，共3808万英镑支付。有了这笔外汇储备，飞来横财，日元才真正摆脱了白银的附属地位，成为金本位体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缺乏外来担保的国民政府想完成金本位体制下的现代货币体系建设，自然是困难重重。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的打击并非简单停留在领土丧失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年全部海关税收大约三亿一千万元，其中两亿五千万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抵押金直接存入外资银行，到手的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下，东三省的丧失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三千万的税收，具有切肤之痛。与此同时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以1盎司0.5美元的价格收购11.5亿盎司白银后（哪位能介绍点详情，对此一直很好奇），银元立刻成为走私市场上的抢手货。1934年银元外流高达两亿五千万，占中国市场上全部流通银元（估计为16亿）的1/6。其结果就是金融业纷纷破产。1934年上海倒闭的工商企业为510家，1935年增加到1065家。同时1934年和1935年的进出口贸易下降到了1920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状况恶化对各方面均造成冲击。例如对于日本英国对华输出的支柱产业纺织业而言，1935年中国棉布的进口为一千三百万海关两，仅仅是1930年一亿三千万海关两的1/10。这里面虽然有其他方面原因，比如中国民族企业的崛起，各国在华投资办厂，国军剿共开销巨大等等，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无法忽视的原因之一。当时美国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英国分居二三位。但是美国对华输出大部分集中于石油，棉花，小麦，烟草等物资上，日本不但无法同其竞争，而且还成为日本在华企业的原材料来源。日本努力扩大对华投资和出口，自然就无法避免同英国的竞争。九一八之后日本占据东北，华南尤其是扬子江流域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双方的矛盾，就集中于华北。同时，中国经济状况恶化危及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借款的能力。对日本多有妥协的英国，对此也无法简单坐视。

1935年9月，英国代表弗雷德里克 里斯-劳斯来到东京，会见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提出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安定时局，满洲国成立前中国负担的内外债中合适的比例，以及满洲国税收中一定比例总额大约一百万英镑提供给中国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债务的资金。总之，以满洲国负担过去中国债务一部分换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对此日本的态度当然是不屑一顾。里斯-劳斯随即来到中国，访问各界政要后国民政府突然在11月4日宣布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以一元兑换1先令2.5便士的币值发行法币，禁止现银流通等等。很显然，英国政府有所担保。法币一旦开始流通，华北地区将自然成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派遣军（天津军）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工作，比如拉拢河北等地区的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渠，阎锡山等人阻止现银南运，均有日方电报可以佐证。一星期后，外务省也对英国提出非正式抗议。然而出乎意料，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工作极为顺利，仅仅一个月以后的12月10日强硬的天津军也不得不给东京发去了“带有反省意义”的电报，措辞虽然强硬实际上承认失败。对此日本做出的对抗行为，就是号称“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以及“华北自治运动”的分离活动。关于日本的走私活动，以前有过介绍，请大家参看

【原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经济战

毫无疑问，无论是“冀东特殊贸易”还是“华北自治运动”均激化了日本同中国以及列强的矛盾，导致英美抗议，并刺激中国的抗日风潮，在华日本人同中国人的冲突加剧。于1935年11月25日和12月18日分别建立了性质为伪政权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作出了《北支处理纲要》之决定，公然提出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分治活动。对此国民政府进行了激烈抵抗，“必死”的努力下终于取得成效。华北分离工作的不顺利，刺激日本军方铤而走险，这个背景下，天津军于1936年5月增加了三千名，达到五千名的规模，编制成一个旅团。被简称为天津军的日本在华驻屯军是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驻扎在华北，当时各国间协议由英美法德俄奥意日八国组成，共12，200人，其中英日各两千五六百名。事后各国均随意增减，事实上并无限制。但是由于俄德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十月革命后退出，总编制并未扩大。这种情况下日本突然将天津军编制翻番，虽然遭致英美不满，外交上也无可奈何（英美此前都有根据自己需要增加兵力的先例）。其间的36年2月，日本爆发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广田弘毅出任首相组阁。广田内阁如何确立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陆海军之间矛盾仍然深刻，无法简单弥合。8月7日，在陆军提议的基础上，五相会议作出了《国策的基准》，8月11日做成了《第二次北支处理纲要》， 坚持中国承认满洲国，促进华北分离 运动，促进对华南经济输出，要求国民政府在各部门聘请日本“顾问”（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都没敢签的条件）等，全面侵华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其间伴随着中日一系列冲突，比如绥远事件。1936年年底爆发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和解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全民抗战的气氛已经形成。1937年1月23日，在军界的强硬反对下，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林铣十郎，即九一八事变中朝鲜军司令官，赫赫有名的“越境将军”组阁，尽管一度决定停止华北分离工作，5月31日倒台。6月1日，近卫内阁（第一次）成立。内部政坛混乱中，日本对华北的分离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就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卢沟桥事变。

这里顺便评论一下卢沟桥事变。按照《近代日本战争史》记载，走丢的那名士兵是一名传令兵，比预计时间晚了20分钟归队。因为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引起部队猜测，是否被中国军队毙伤俘获，导致冲突云云。这个说法虽然仍然是狡辩，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导致一些平常的事情也会引起激烈的后果。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种种推测，归根到底如果不考虑到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已经极度紧张，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这种大背景下去追究到底是谁引发的，并无实际意义。拿细节问题去追究谁的责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毋庸置疑，日本对华北分离工作以及对华南渗透，对中国的野心才是卢沟桥事变的根本原因。

按照我手头资料，日俄战争时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大概是2-3日元兑换1美元，那么英美法对日本贷款折合5-7亿美元。按照我的记忆，八年抗战苏美对华援助总和账面上也只有大致5亿多美元，不会超过7亿美元，不知道这个记忆是否准确？即使忽略掉1907和1937年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差别，英美法对日本的支援力度之大也能有个感性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