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 之 米鲁 -- 任爱杰

八．注解

注1：有些论者认为西南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朔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滇国。不过且不论传说中的开国滇王楚将庄跷是否有其人，滇国毕竟是独立王国，而不是楚国的附庸。

注2：贵州的情况稍有不同。“贵州”名称始于宋代。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语" 矩"与"贵"同音，朝廷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 “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

注 3：一般认为这个官方数字只算户数，所以偏低。很多人认为明的巅峰人口应在一亿左右。

注 4：广义的火器在中国的具体使用可以远推至战国秦汉，《孙子兵法》中就有《火攻篇》。狭义的火器，即以火药发动的身管武器则始见于宋。但当时的威力仍然很小，在宋蒙战争中，床弩和投石机仍然是远超火器的利器。火器的威力在元末明初开始大幅提高。到明朝中后期，西方改良的火炮和火枪的传入导致了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大炮开始取代床弩和投石机。火铳也成为步兵的常备武器之一。军队的组成由纯冷兵器转化为冷热兵器混合。

注 5：彝族土官管辖的行政区之一。初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改属贵州。水西彝族的远祖源於古代西北氐﹑羌族的一支，辗转入今贵州境。蜀汉时，因其首领火济(或作济火，彝名妥阿则)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为“罗甸国王”。以後与历代封建中央王朝保持联系，唐﹑宋时期被称为“罗施鬼国”或“罗氏鬼国”。辖境以今贵州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治所在今大方县城，遂有“水西”之名。元改水西为亦西不薛总管府，以水西首领阿察为总管，开始建立了土司制度。其後人世袭宣抚使职位，成为黔西北以至黔中一带的最高土官。

注 6：安民和米鲁的关系在各种传统史籍中说法不一。即使在同一本史书中（例如《明实录》）前后也不一样。大致有两种说法：1。父女关系 2。姑侄关系。这里采用第一种说法。明朝的史官历来搞不清异族的人名和亲属关系。例如把北元的达延汗和他的父亲说成是平辈的兄弟。西南彝族的姓名并不固定。很多名字只是称号。例如“奢”、“凤”等大姓，开始只是尊称。到明朝末年才固定为姓氏。“安”也是类似。前后两代人叔侄同名的也不少。根据后来米鲁回到娘家避祸的情况看，应当是父女关系。姑侄的话，侄子未必肯庇护要抄家灭族的钦犯。

注 7：米鲁袭杀隆畅的过程在各种史籍中的记载不同。《明史》认为米鲁将隆畅在前来谈判的途中毒死。

注 8：《明实录》中说称无敌天王的是阿保。不确。从《明史》，应为米鲁。

注 9：明朝的卫所制度，一卫大抵为五千六百人。现在动员了十个卫加上土司的土兵也不过一万三千人，可见当时明军已经腐朽到何种程度。

注 10：这五百族兵一说为米鲁自行召集，一说为安民借给她的，亦有说是米鲁背着安民偷偷带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应当都是得到了安民的默许。

注11：另一说，吴远为米鲁所擒杀。

注12：关于盘江大捷在不同史书中描述不一。甚至《明实录》中也前后矛盾。本文采用《弘治实录》中的说法。但是在同一本书的《正德实录》中追述这件事的时候却说闾钲被围困在安南卫。杨友、刘福和周凤率兵赶到，将其救出。闾钲以为已经脱难，于是大吃大喝庆祝，不料米鲁随即杀到，杨友被俘，闾钲被杀，只有周凤逃跑。米鲁乘势攻占了平夷卫。这段说法突如其来，和《明实录》中此前的杨友的奏章和其他记录完全对不上号。盘江大捷在弘治十四年末，平夷卫被攻破在弘治十五年二月初，故日期也对不上。估计是某些史官为杨友等人的开脱之词。故不取。

注13：王轼的最终报告中另有一人名“米朵”。“朵”与“孕”字形相近，疑是一人。

注14：另一说，王轼未至贵州，平夷卫就已陷落。见注 12。此说不确。

注15：王轼这么一弄，给后来的史官造成很大的麻烦，搞不清到底米鲁是否战死。结果《明史》在《孝宗本纪》和王轼的列传中说米鲁是战死的，在同一本书中记述米鲁故事的《土司传》中则自相矛盾的说米鲁是被俘后遭到杀害。《明实录》也是同样的毛病。比较可靠的是王轼自己报告战况的奏章和地方志。根据这些资料，被俘后遭到杀害的是米孕（朵）而不是米鲁。本文所述米鲁事迹主要根据《明实录》，《武定凤氏源流》和明朝奏章汇编中王轼自己的奏章，以及各类地方志等史料考证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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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壮烈战死

米鲁之死相当富有戏剧性。三月十七日，米鲁和福佑败退到马尾笼寨。马尾笼寨地势险峻，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明军一时难以攻克。到二十六日，米鲁命令手下大将李聪带领十五人向罗雄方向探路。这支小分队与明军遭遇，李聪等六人被俘，其余被杀。经过审问，明军得知米鲁计划在第二天突围。第二天，米鲁，和福佑率领主力突围，正好进入明军的埋伏圈。明军虽然预先设下埋伏，人数又远远高于义军，却仍然不堪一击。战斗中米鲁冲锋在前，身负重伤，仍然杀得明军丢盔弃甲。（“被数创，血透遍体，犹跳梁，诸军辟易。”）就在眼看要突出重围的时候，凤英率兵赶到。已经苦战多时的起义军经不住这个打击，顿时崩溃。米鲁和凤英展开肉搏。不知道是因为伤重体力不支还是因为武功不及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米鲁被凤英当场刺杀。看到米鲁倒下，福佑和他的小妾女将适固连忙前来营救，这两人更不是凤英的对手，也被凤英砍死。

凤英杀死米鲁后，并没有砍下她的首级，而是将她和福佑，适固等人的尸体一起押送到王轼的大营。王轼和监军黄珂对凤英并不信任。生怕他偷梁换柱。所以接到战报后，要求他将米鲁等人的全尸带回。收到尸体后，王轼命人剥去米鲁浸透鲜血的衣甲，验明其胸脯和大腿上的旧伤，又找来多人辨认，验明正身后才砍下她美丽的头颅，把她和福佑，适固等人的尸体肢解，大卸八块后将尸块分往叛乱地区各处悬挂示众。（“命凤英将贼首米鲁，福佑，适固全尸及生擒洪子华等各开解到。。。。。。臣会同监军黄珂审验明白，令将米鲁褪衣赤体，翻弄（复）检视，该贼妇右乳及左髀果有旧创。又招识得米鲁，福佑之土人十数人辨认无误。遂将米鲁，福佑，适固等贼首砍取首级，将尸身分解，发各处枭挂。”）

对于被俘的主要将领如女将米孕等等，王轼将她们连同米鲁等人的首级一同送往京城然后凌迟处死。（注15）

对于被俘的众多义军和进剿中掳掠来的大批少数民族百姓，王轼采取的处理方法是“俘获贼属男妇幼小堪用者养侯，老弱不堪者变卖。”不论是养侯还是变卖其实都是把俘虏变为奴隶。被“养侯”的方式包括将俘虏阉割，送入宫廷，成为太监；或是赏给有功的军队首领作为奴婢。由于当时西南地区普遍实行奴隶制度，不论是得到赏赐还是购买奴隶，对于忠于明政权的部落首领如凤英是大大增强了实力，对于明朝的各级官员则是为国家财政创造了一笔“收入”，同时也肥了自己的腰包。

米鲁造反这段历史见于各类正史和野史。从记载来看，其行迹和同时代的其他少数民族起义如大藤峡起义并无多大区别。而且规模很大，震动云贵两省。绵延数年，明政府前后三易统帅派兵十数万才终于将其剿灭。但是解放之后这件事基本不见诸各类传记。别的造反如大藤峡起义都被定性为农民起义。但是对于米鲁造反却没有任何定性。偶尔提及此事的历史论文则称之为“米鲁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米鲁出身土官世家，又嫁给土官为妻，属于剥削阶级，不象李自成这类农民领袖出身贫苦，属于“根正苗红”一类。第二，无非是由于为首的米鲁“淫荡”，不符合农民起义领袖的模式而已。

从表面上来看，米鲁造反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夺回对普安州的控制。然而米鲁两次起兵反明一呼百应，甚至在第一次起兵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还能翻盘，归根结底，明朝在西南实行的阶级和种族的双重压迫才是导致变乱的根本。

而王轼在进行镇压时纵容部下杀良冒功，草菅人命，在当时或许建立了恐怖统治，平定了反抗势力，但其实只不过把仇恨的种子撒得更多更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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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轼的策略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王轼到达贵州的时候，米鲁乘盘江大捷之机，已将主力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贵州各处明军对其闻风丧胆，闭门固守不敢出战。

面对危机，王轼总结了前两次明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贵州明军的战斗力已不可靠，而贵州本地土官土兵都与米鲁互通声气，土官宣慰司安贵荣只肯资助粮草马匹，另一个土官宣慰司宋然宣称已经无土兵可调，故而更不可靠，因此也提出从周围各省调兵的要求。王轼计划从广西调两万土兵，从云南调兵四万，再从湖广调兵一万五千。再加上贵州本地官兵共计十万左右。

钱钺、杨友要求调兵，明朝中央不准，王轼的要求却立刻被通过。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王轼率部前进至安南卫东北三十里的查城驿，兵分八路，开始对米鲁的讨伐。与此同时云南军区司令（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昆率领的云南土汉官军自云南进军，与王轼形成了钳形攻势。

王轼的战略归结起来其实只有“扫荡”二字而已。米鲁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拥戴，所以神出鬼没，连连胜利。因此贵州方面明军兵分几路大肆烧杀抢掠。明军所过之处，对所有村寨一经攻破，立刻屠杀逮捕寨民，烧毁房屋，从而摧毁米鲁政权的群众基础。

王轼事后自己统计，整个行动期间共“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斩首四千八百一十六颗，共该擒斩五千一十三名颗。俘获贼男妇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口，夺回被虏男妇五百七十八名口，攻破一千余寨，烧毁房仓一万七百余间，得获牛马猪羊三万三千余只。一举荡平，后不再籍。”

这些战绩中到底有多少是明军杀良冒功？可以说基本都是。事后明朝中央追究事件的责任者，基本上所有领兵将领都有杀良冒功的问题。

几路明军中，一路进抵安南卫，将先前被俘的太监杨友救了出来。另一路主力四万由军区参谋长（兵备副使）周凤率领攻破山寨无数。三月十一日，义军女将米孕率三千人在芦塘迎战。义军寡不敌众，很快就崩溃了。至此贵州境内义军有组织的抵抗失败。米孕本人在四月十日被俘。（注13）

面对明军的烧杀政策，米鲁一方面派人挖断道路桥梁并以小股部队袭扰以阻止明军的进军速度，另一方面则率领主力进攻平夷卫（今云南富源），攻敌之所必救，希望能够迅速击败云南方面的明军然后回军再战王轼。

这个战略一开始相当成功，米鲁和福佑一战攻破平夷千户所，随即攻打平夷卫后所、大河、扼勒等明军城堡。以期围城打援。（注14）

以下地图可见平夷卫的位置：

云南书记（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金率云南明军主力前进至曲靖卫，得到平夷卫陷落的消息，连忙前来来救援。双方在平夷遭遇，发生会战。战斗中，福佑的儿子阿昝阵亡。福佑随后组织劫营未能成功。二月十五日，福佑领兵围困乐民千户所城池亦为明军击败。到二十二日，明军反攻，连续攻占了数个义军的重要山寨。至此各个击破明军的战略已经完全失败。云南土官凤英也率领援兵赶到，追击福佑陡崖硬寨，阵斩义军大将阿古束。米鲁和福佑被迫撤回本寨。平夷之围遂解。

明军乘胜追击，于三月三日攻破米鲁和福佑的大营。米鲁和福佑率残部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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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盘江大捷

吴远全军覆没，钱钺等人再也无法隐瞒事实。钱钺、镇守太监（统兵镇守太监，明朝派驻各地除正常的军政系统外还派遣镇守太监自成体系）杨友和军区司令（总兵）丰润伯曹恺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调派其他省份的军队入黔清剿。

明朝中央得到消息，大为震怒。于是下令撤换统帅，让钱钺退休，任命财政部副部长王轼（王轼时任南京户部尚书，左副都御史。明朝实行双首都制，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六部班子。南京户部尚书没有北京户部尚书的实权，故此译为副部长。）为钦差大臣（钦差、提督军务）全权负责剿匪事宜。这时明朝正忙于镇压湖广苗族的起义，只能从湖广调拨八千土兵，从云南调五千汉军和土兵混编守在边界上。而实际的主力还是要贵州宣慰司调两万土兵。

从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个兵力布置是故意在给钱钺等人穿小鞋。兵固然是调了，但实际却没有入境。而剿匪主力竟然要贵州自己解决。如果贵州真得能够调出两万土兵，贵州又何必要求从别省调兵？后来王越到任，立刻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可见这不过是个针对贵州当时官员的政治陷阱罢了。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钱钺等人乃是官场老手，怎会看不出这个布置的意义所在。听到王轼即将前来的消息，钱钺等人忧心忡忡。王轼素有能臣之名。如果王轼到了之后无法打开局面也就罢了。若是打开了局面不但要夺了他们的功劳，更显得钱钺等人无能。即使无法打开局面，也难保王轼不会将钱钺等人作为替罪羔羊。这当中又以巡抚钱钺、贵州省检察院长（按察使）刘福、和镇守太监杨友的责任最为重大。

作为太监，杨友和贵州文官系统向来不睦。钱钺剿匪不利被撤了职，杨友也逃不掉责任。但是明朝文官素来看不起太监，到时是否会给他罪加一等也很难说。于是杨友忽发奇想，认为自己如果能够在王轼上任之前就平息此事，则就是奇功一件。

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要想在王轼到来之前用武力打败米鲁无异痴人说梦。既然打不过，那就只有招安了。于是杨友开始与米鲁方面频繁接触，商讨招安事宜。不久，杨友上奏声称已经和米鲁达成以下协议：“普安州夷妇米鲁等已听抚谕，送出原获官马四十匹，其原杀死军官人命，约十月大兵不至，当如土俗出财物赔赏（偿）。”

明朝兵部并不相信，认为:“夷情谲诈难信，方其率兵据杀，官军不既兴师问罪，反效夷俗责偿，是长寇奸而损国威，非计也。且杨友先尝请兵征剿，及米鲁欲降，又独奏以为己功，当治其罪，请下总制官王轼等议处其宜以闻之。”

米鲁方面最初是否相信杨友的这次招降已不可考。但从杨友的行动来看，杨友并不是真得想要招降米鲁。他玩的不过是吴远的麻痹计策的扩大版罢了。在和米鲁达成协议后，杨友随即和副省长（右布政使）闾钲一起率少量部队前去约定的受降地点，但同时他又让曹恺率大军暗中进发，明显打算开鸿门宴。可是曹恺这家伙是个胆小鬼。有了吴远的前车之鉴，他怎敢去送死。于是走到安庄，他就躺倒装病了。

纪委主任（巡按御史）陈恪得到消息，追上杨友告诉他兵力对比起了变化，最好停止行动。但是杨友面对王轼即将来到的情况，自然不能放弃这次机会，于是不听劝阻，渡过盘江，竖起招降旗，与闾钲在军中置酒高会，摆出一副诚心招降纳叛的模样，期望米鲁能够如约前来。

米鲁和福佑果然来了，不过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袭击明军的。如上次一样，义军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明军得到了很准确的情报。但是也和上次一样，明军主帅杨友表示不相信。甚至连部下建议把营盘移动到更佳的防御位置也当作耳旁风。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笨蛋。从泗城调来的土官黄琚就找了个讨赏不得的借口，拉了自己的队伍先跑了。这下等于是为米鲁打开了一个明军防御上的缺口。米鲁大军杀进来的时候，明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大败。刚刚接战，军区参谋长（兵备副使）周凤就脱了官服，率先渡过盘江逃跑，明军顿时崩溃，被驱赶到盘江中，战死加溺水者一千六百余人。杨友被米鲁生擒。检察院长（按察使）刘福、副省长（右布政使）闾钲、少将（都指挥）李雄、史韬、郭仁、李宗武均死于乱军之中。（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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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反明起事

任爱杰 著 （作者保留版权）

如果米鲁安于现状，在养好伤之后继续躲在娘家的庇护之下，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朝当局会把她忘记，她也会得以安享天年。米鲁的名字大概也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明朝当局或许会忘记米鲁的存在，米鲁的对头适乌却不会忘记她的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米鲁养伤期间，适乌不断向明朝贵州当局申诉，报告米鲁躲藏在她娘家，要求将米鲁尽快捉拿归案。钱钺这时收了安民的大量贿赂，对适乌的要求置若罔闻。适乌于是秣马厉兵，扬言要自行攻击沾益州。

对于适乌的威胁，米鲁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她决定先发制人。她召集了父亲所部的五百族兵（注10），奔袭适乌所在的安南卫。适乌猝不及防，被米鲁偷袭成功。米鲁一战攻破安南卫，杀死适乌和她的两个儿子。砍下适乌的首级传送普安各部。于是以米鲁旧部福佑为首的各部首领迎回米鲁，在普安州重新建立了政权。

米鲁重占普安之后，在她看来，能够杀掉自己的仇人，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普安州，已经是心满意足。因此除了一方面在政治上向贵州当局大量贿赂，一方面在军事上巩固普安州的防御和兵力外，开始并无向明军挑衅的行动。

然而米鲁再起却让钱钺等人的盖子捂不住了。原以为米鲁逃到云南后就只要用官样文章扯皮一番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事情，却不料米鲁竟然斩杀适乌又杀回贵州来了。这落在政敌的眼中，至少是个“剿匪不利，以致死灰复燃”的罪名。因此钱钺等人也顾不得自己收了米鲁方面多少贿赂，下令少将（都指挥）吴远领兵进击，务必要将米鲁等人全部消灭。

这时米鲁的贿赂起了作用。明军上校（指挥）任礼平时收了米鲁不少贿赂，这时听说吴远要领兵清剿，就向米鲁通风报信，将明军的军事计划全盘托出。

得到消息，米鲁和福佑领兵至阿马坡埋伏。这时吴远也已经探知米鲁等人正在集结兵力抵抗，于是一方面则催促部队前进，另一方面派人向米鲁方面要求贿赂以期麻痹对方。可能是明军的这种伎俩玩得太多的缘故，米鲁和福佑并不上当，反而将计就计，假作接受，暗中带领部队准备偷袭明军。

应当说，双方的保密工作做得都不怎样。明军中有任礼向米鲁报信，普安义军中也有人向明军报信。明军管理情报的参谋谢忠（谢忠是千户。但不知这个千户是普通军队的千户还是锦衣卫的千户。从他负责情报来看，很可能是后者。所以译为参谋）向吴远报告米鲁有可能来偷袭，无奈吴远认为自己的索贿麻痹敌军的计策已经奏效，根本不相信。

任礼和另一位与米鲁交好的上校（指挥）张英得到消息，立刻逃跑免得自己遭到池鱼之殃。吴远没有防备，被米鲁偷袭成功。虽说才死了百十号人，腐朽的明军却连这点打击也无法承受，顿时崩溃。吴远仓皇逃窜，途中跌下悬崖摔死了。（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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