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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一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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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三

      #最近比较忙,加之对经济问题不是内行,手头的资料无法系统整理,只能乱堆一些资料供大家品位了。日本经济政策同其对外贸易,军事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密不可分,加上不愿意落下日方资料中任何有关中国的消息,自觉不自觉就会带来一些中国的消息。或许有跑题之嫌,见谅。

      高桥财政的通货膨胀政策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例如工人人数在50人以下的工厂增加,中小工厂的劳动者比例上升。1934年,100人以上的工厂所拥有的劳动者超过了1926年的水平时,5-9人的小工厂劳动者达到八万一千人,10-49人的工厂劳动者达到十六万人。全劳动者比例中大工厂的人数从59.1%下降到51%,小中工厂则增加到11%和24.8%。除传统的轻工业外,中小工厂不少从新兴的重工业财团接受委托的业务。但是中小工厂不具备大工厂的技术能力,多少也限制了日本重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就是临时工制度。同日本企业的正常职工相比,临时工薪水较低,没有奖金以及退休补助等等。1933年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拒绝为解雇临时工支付补贴,导致这一问题社会化。根据内务省社会局的调查,1934年底机械工业中20%的劳动者为临时工。上述的三菱航空名古屋制造所中临时工所占比重超过半数。1934,35年,日本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后,尽管工资表面上上升,不敌物价上升速度更快,劳动者实际收入下降。同时劳动时间延长,工伤增多等等都对劳动者形成新的威胁。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一直不曾中断。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也产生影响。日本进出口贸易有三大环节。第一环节,以蚕丝出口和棉花石油高级机械进口为代表的对美贸易;第二环节,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和杂货出口,以及棉花和重工业原料(生铁,铁矿石,金属矿产,橡胶等)进口为代表的对东南亚,英国及欧洲列强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第三环节,纺织品和重化工业产品出口,食品,重化工业原料进口的对华和伪满的进出口贸易。这三环节占据了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70%-80%。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满洲boom”,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出现,这三环节出现重大变化。

      首先,由于对美出口的大宗蚕丝出口锐减,对美出口从1929年的9亿1400万日元锐减至1934年的3亿9800万日元,出口比重从42%下跌到18%。而进口物资(棉花,钢铁,机械,石油等)有所上升,1932年以来日本贸易一贯赤字。同时也加深了对美经济依赖。其间得到大大发展的是棉纺业。借日元下跌的东风,1935年日本棉纺业仅以微弱的劣势排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棉布出口则在193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棉纺企业同日本形成竞争的中英两国对日矛盾自然加深。1932-34年,中国提高了棉纺品的进口关税,试图发展本国棉纺业,驱逐日英产品。

      日本纺织资本对外扩张不仅在中国发生,对英国的老牌殖民地印度也进行了尝试。毫不意外,同英国资本以及印度民族资本激烈冲突。根据1932年的渥太华协议,英国,英联邦及殖民地互相之间贸易享有优惠,日本棉纺品的进口关税为英联邦产品的两倍(50%和25%)。尽管如此,借日元贬值的东风,日本纺织资本在印度一度也有扩张。1933年,英国迫使印度政府废除了日印通商条约,将日本产品的关税提高到75%。日本立刻停止进口印度棉花作为对抗,印度棉花价格一落千丈,造成社会不稳定,引发政治问题。三方随后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以规定了日本对印度出口棉布数量上限达成妥协。然而整体上,日本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出口多受限制。纺织业方面日英竞争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对美英贸易之不顺利,自然助长了对华和伪满的“第三环节”贸易。1932年以后,日本对伪满出口激增,进口减少。1933年后日本对伪满贸易“转为顺差”。同时通过所谓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以及趁中国经济动荡,对中国棉纺企业的压迫,日本纺织资本对华北进行了渗透。这种对美依赖,对英妥协,对华侵略的经济政策自然要引起中国民众愤慨,引发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关于所谓的冀东特殊贸易大致经纬,请大家参看

      电子赵括:【原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经济战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成立,日本国内各界各军政势力对此都有不同期待。尤其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陷入孤立,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动荡列强势力范围纷纷“门户关闭”,日本各方面对于“日满经济圈”的期待都有所增强。1932年4月,三井三菱两大财阀以“满洲新国家的开发对于日本财界盛衰关系重大”为由,向日本政府申请两千万日元的对满贷款;同月底这笔钱以满洲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准备金,通过朝鲜银行转入。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则把“满洲国”作为战时经济的一环,在镇压抗日反满运动的同时,以自给自足的军事经济基地为目的进行开发。1933年3月1日,实际上为关东军制定,以伪满政府名义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基本纲要”就表现了这一目的。重要产业军营;1936年9月为止新建了三千公里铁路,其中大部分都是以战略优先而不是经济利益为初衷建设。1935年8月,日本基本上驱逐了东三省土地上原有的流通货币,9月制定了伪满货币同日元的统一汇率。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满工业资本得到发展。同1931年对比,1936年各行业生产规模均有相当增长,生铁增加了1.9倍,煤炭1.2倍,硫氨5.4倍,电力2.3倍,铁路从五千多公里增加到八千多公里。各重要产业均在“一业一社”的原则下进行垄断性经营,1935年4月制定满洲国石油专卖法,强行驱逐并购他国资本企业。伪满经济完全控制在日方资本下,其他列强的资本完全被驱逐。

      而对于东三省的中国农民而言,尽管国际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产品价格暴跌,1932,34年歉收等都对农民生计造成重大冲击,基于军事目的和日方资本垄断经营的经济政策对此没有任何怜悯。伪满农户租税达到一家全部收入的20%-50%,加上消费税等各种苛捐杂税苛酷,造成抗联等抗日反满运动此起彼伏。为了镇压抗联,日本从1935年开始推行保甲制度,36年开始将部分农民强制移民到一定的“保护村”,不但造成农民农耕不便,一旦有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保护村”的居民就将被处死。有些地方被处死的人数一天就达到10人。镇压抗联和“保护村”等所谓的“集团部落”建设当然需要庞大费用。直接用于镇压抗联等的费用,就占据了伪满财政预算的30%-40%。

      在日本的掠夺性经营下,所谓的“满洲BOOM”自然缺乏后劲。而九一八事变轻易得手,同时带来了短期的景气,自然刺激日本将目光又投向了华北。华北拥有丰富的棉花煤铁等资源,包括天津在内的河北省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轻工业基地,对日本具有相当诱惑。早在1933年8月华北的日方资本家就在青岛对关税下调,棉花绵羊饲养的普及奖励,商品贩卖扩大等问题进行研讨并形成了所谓决议,设置“华北协会”,会长为曾经当任过外相的芳泽谦吉。1934年3月为了制定“日满华经济block”计划满铁工作人员开始了调查行动。1934年到35年,名为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行动发达。日方资本开始大规模向华北渗透。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等原因已经造成民族产业萧条,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更是落井下石,仅1935年工商业关系的失业者估计达到600万人。1935年,伪满开始对中国人出入进行严格管制,使得内地丧失“闯关东”条件,破产农民丧失了一条求生的重要途径,原本不安定的社会更加动荡。加之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等,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各阶层都已经忍无可忍。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大藏大臣由马场(金英)一担任。组阁第一天,马场藏相就宣布了财政大纲,基本政策为国防充实,放弃公债渐减方针,增税,降低利率,完全放弃了前藏相高桥是清死守的“财政生命线”公债渐减方针。以此为基调的马场经济被视为准战时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广田内阁于8月25日宣布了七大国策十四项目,11月7日在制定1937年度财政预算时同高桥财政时屡屡难以达成妥协相对比,仅一个半小时就决定了1937年度预算案,年度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30亿4000万日元,比1936年激增7亿日元,增加幅度达到30%;军费比36年增加3亿4千万达到14亿日元,为财政支出的46%,并且以军备扩张计划为基础决定此后继续军事扩张费用,引人注目。实际上此后的五六年陆海军费用都有临时增加,各自达到12-14亿日元规模。同时这些军事费用中并不包括因为军费发行公债的利息偿还部分。在尚未爆发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实际军费已经突破财政支出的一半。

      为了消化这些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马场藏相人为开始了低利率的金融政策。然而经济运行有其客观规律,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够逾越。不到半年,马场藏相消化通货膨胀的努力就走到了尽头,日本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崩溃的危险越来越明显。根据日本银行调查局的《满洲事变以后的财政金融史》评论,“即使马场藏相的经济政策有:‘革新’之名,怎样积极打扮,实际上同过去的财政政策相比不过是放任。如果说马场经济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不过一个把过去军队的活动表面化的信号而已。”

      这种经济政策下,日本当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月,物价实际上涨了20.5%;1937年4月同1936年6月对比,钢材价格上涨2.5倍,铅,钉,外国木材等上涨2倍以上,铜,锡,苛性碱等上涨50%以上,生铁,铝,棉布类,橡胶轮胎等上涨30%以上,大麦,面粉,毛纺等上涨20%以上。马场藏相实行的财政方针基本上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却给日本经济造成混乱,导致财界人士不满,要求广田内阁“纠正过头的政策”之呼声越来越高。1937年1月22日,马场藏相刚在议会说明了1937年度预算,阐述了税制改革的要点后,23日议会休会,休会期间广田内阁总辞职(议会重开后倒是迅速通过了马场原藏相的方案)。广田内阁倒台后九一八事变中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阁,大藏大臣为结城丰太郎。结城藏相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扩大同军事相关联的重工业生产为基础达到供需平衡,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然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需要更大规模的原料输入,都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进一步激化了通货膨胀,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秩序的恢复。同时,其削减增税规模,削减财政开支的政策虽然得到财界人士赞同,同军方利益抵触,内外交困中不到四个月就被迫在5月31日总辞职。其后经历了短命的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后,当时46岁的近卫文磨组阁。日本政坛变幻,却始终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而其军事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不能见到成效,这当然是日本各界都无法容忍的事情。日本再次的对外冒险,已经是箭在弦上,成了个时间问题。

    • 家园 【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经济状况简介 二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逐步占领东三省。9月21日,英国再度放弃金本位制,此后陆续有国家放弃金本位制。1932年初,英国建立对内(英国及殖民地)的贸易保护制度,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以及国际局势的动荡都给给中日两国的经济造成冲击。1929年由美国引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初期,银价暴跌,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无意中获得了有利的经济地位。然而东三省的沦丧在给中国造成经济上巨大冲击的同时,英国放弃金本位制,银价随即回升,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因素消失,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之东三省的沦丧导致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缩小等因素,中国民族工业在1932年以后倒闭停业半停业激增。例如棉纺企业,1934年在上海的19家民族资本纺织企业中,完全开工的只有5家;天津6家中2家停产,4家减产;丝绸企业中1934年的生产仅为1930年的30%。

      对日本而言,九一八事变理所当然引发了中国的抗日浪潮,对华贸易随即暴跌。一直到32年初日本对华出口的大宗纺织品(包括在华日资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3。在上海(抗战前上海的轻工业占全国轻工业的44%),日资企业中国工人自发罢工,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一二八抗战中日本的借口虽然是什么人被杀害,提出的条件中就包含“取缔抗日运动”。而随着中国纺织业经营艰难,不少被日资企业乘虚而入,到了34年日资企业规模反而有所扩大。中日两国在经济利益上竞争乃至冲突之势愈演愈烈。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英国脱离金本位制,标志着一直以英镑为轴的国际金本位体系崩溃。此后列强相继脱离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崩溃已成定局。从1931年到1936年,德,英,日,美,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脱离了金本位。1931年12月日本新内阁(政友会内阁,首相犬养毅)成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当日即宣布禁止黄金输出,日本脱离金本位体制。对于高桥藏相而言,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第二是为日本侵略东三省筹集足够的军费。高桥藏相采取了降低利率发行公债的通货膨胀政策,希望以此刺激经济恢复,承担日益增大的军事开支。一直到1936年死于二二六事件之前,高桥藏相采取了日本经济史上被列为典型的通货膨胀政策。其年度财政收入对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1931年为89%,1932年为66.8%,以后维持在60%左右。其中军费开支比例巨大。1931年到1936年间“满洲事件”费11亿日元,陆海军军备改善费13亿日元,时局匡救费8亿6千万日元。1932年以后日本军费激增,到1936年达到10亿7800万日元,占年度财政支出的47.2%。财政收入中,公债借款比例激增。1931年为7.9%,1932年激增为32.2%,以后基本上维持在33%。高桥上任时日本发行的公债总额约60亿日元,此后以每年10亿日元的速度增长,1936年底达到约100亿日元规模。为了实行其财政政策,高桥上任后不久即三次下调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利率,并将发钞规模由原来的1亿2千万日元增加到10亿日元。同时为了防止黄金外流,1932年7月1日制定了资本逃逸防止办法,33年3月制定外汇兑换管理法。

      高桥财政的初期,日本尚能够消化其巨大的赤字公债,通货膨胀压力不大。30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潜在的廉价劳动力。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生产设施和劳动力均有余地,廉价劳动力也可以保证垄断资本,尤其是趁机兴起的重工业资本的利润,因此1932年下半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渐恢复,33-35年的日本经济在列强中相对运转良好。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巨大赤字财政的消化能力显然是有限的,什么时候将达到尽头,高桥藏相本人也抱有忧虑。按照他本人的设想,1933年赤字财政达到顶峰,1934年度开始逐渐削减。但是这个方针因为涉及到军费的削减,遭到军方强硬反对而无法实施。此后日本政坛更迭,高桥一度离任藏相,但新内阁(冈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不得已再度请高桥出山。在1936年度的日本预算案中,高桥判断日本的赤字财政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要求削减军费,尽可能避免增加公债发行,遭到陆海军的强硬反对。《东京朝日新闻》曾经报道过高桥藏相表示了所谓的财政生命线:“财政上信用维持的最大危机,在于执著于国防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军工生产纯消耗,投入的资金打水漂),财政信用崩溃后国防决不会能够安稳。”然而他的表态不但不能得到军方的理解,反而导致他本人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丧命(前一位藏相也是因为反对军方无效,忧郁成疾不得不辞职,不久后病死)。从此日本再无任何政治势力和人物能够阻止日本经济走向军事化和垄断化。

      滑稽的是,高桥藏相虽然反对军事经济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恰恰是在他的政策下走上了战争经济的轨道。高桥本人意识到军工方面投入的资本无法简单取得回报要求削减,不肯削减的军方当然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获得“回报”。不知道高桥本人地下有知,是不是也要感叹造化弄人了。1932-1935年度日本的直接军事费用为46亿,其中约30亿投入到了军工生产以及重工业部门。按照陆军预算,军需品生产投入的9亿日元中,7亿投给了民间军工企业,另外2亿投给了官营工厂。海军军需费的16亿中,75%投给了民间企业,25%投给了官营工厂。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刺激了日本的军工企业的同时,也对各大厂商造成了重大影响。1934年1月,根据日本制铁会社法日本钢铁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新成立的日本制铁占有日本生铁产量的96%,钢块的51%,钢材的43%。1936年因为军需,日本钢材紧缺,造成所谓“铁钢饥馑”。在极力扩大国内生产的同时,日本一度取消了生铁进口关税,从美国进口的废钢铁激增。日本并未能摆脱对外依赖。

      机械工业在军工的刺激下,其产值在1931-34的四年间增加了2.5倍。虽然和欧美列强仍然有较大差距,其中和军工相关联的电器,化工机械,汽车,飞机,船舶等的进步令人侧目。但是高级机械仍然依赖于进口。化工行业在农村化肥使用以及军需品的火药,爆炸物,毒气等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也高速发展。石油行业也采取了措施,要求国内石油厂商都要保持一定的储备。当然严重依赖于外来进口这一点无法改变。经过这一系列变动,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卢沟桥这六年,日本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产值中,纺织业由37%下降到26%,采矿业由26%增加到34%,金属机械工具类从18%激增到36%,成为日本第一大工业。日本工业结构完成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调整。

      1931年12月13日当高桥藏相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外流,日本脱离金本位制度后,日元随即狂跌。宣布时100日元兑换49美元,到31年底仅两星期就下跌到100日元兑换34日元,进入32年后一直低迷在100日元兑换20-30美元,11月曾经跌破20美元关口。日元的下跌虽然有利于日本的出口(日本在中国市场上有所回复,部分得益于此),但是如此狂跌也将导致日本原料进口成本上升,助长资本逃离,日本政府对此也不是没有忍耐的限度。1933年3月,日本制定外汇兑换管理办法,3月8日将日元同英镑挂钩,规定1日元兑换1先令2便士。此后日元基本上维持在对美元100:28-29的水平上。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日本终于在1934年脱离了经济危机,首先表现出好转。1934年日本对外贸易超过了恐慌前的1929年,1935年达到1931年的两倍,49亿日元。除苏联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金额指数还不到1929年的一半这个大前提下,日本的贸易回升,引人注目。以1929年世界各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指数为100计算,

      出口:1931 1933 1935 年

      世界:57.2 35.5 34.9

      英国:53.5 50.4 58.4

      美国:46.1 31.9 43.5

      法国:61.1 37.4 41.4

      德国:71.2 36.2 31.4

      日本:53.4 86.6 116.3

      进口:1931 1933 1935 年

      世界:58.5 35.0 34.2

      英国:71.8 56.3 63.2

      美国:47.8 33.3 47.0

      法国:73.7 49.7 36.5

      德国:50.0 31.3 30.9

      日本:55.8 86.5 111.6

      写到这里,让我联想起葡萄的一篇文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哪位能找到不妨帮忙顶一顶),文章中提到日本是列强中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其根源在于九一八事变后对东三省的掠夺。我手里虽然是日方资料,对此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例如1933年日本对满洲国的贸易“转为顺差”,1936年日本对外进出口贸易中,伪满所占份额分别为70%和43%。然而日本对满洲的开发实属掠夺性,伪满成为其产品的倾销地,这种经济“发展”显然不能持久。“满洲Boom”早早就失去了后劲,并导致日本将目光又投向了华北。早在1935年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就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日满经济圈”的界限,并认为不久的将来“结成充分的日满华经济圈是东亚经济安定必须期待的东西”。看到这里赵括不仅哑然失笑,掠夺了朝鲜台湾不能摆脱危机,侵占了东北也不能摆脱危机,其根源难道不在于自己对于这些地方的掠夺性开采导致了自己没有后劲?不反思这些,每到危机关头就去想下一个掠夺目标,四处树敌的同时难道就真的能为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从更深层的角度而言,这种数字上的“经济发展”掩耳盗铃。上述的统计中日本本国经济状况好转,同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满洲国怎么样却只字不提。日本此时不过是从东三省掠夺了物资往自己家里搬,自己家当然看上去丰富多了。如果对伪满采取掠夺而不是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之尽头,显然是非常清楚的。

      • 家园 陆海军真是猪队友啊!

        对经济一窍不通,大哥别笑二哥!

      • 家园 高桥是清被暗杀后

        在战败前,掌控日本经济的就不再是经济官僚了.

      • 家园 【原创】1931年前后日本经济简述,兼评9.18事件后果

        1931年前后日本经济简述,兼评9.18事件后果

        我先来简单描述下1931年前日本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

        首先1928年日本工业产值才超过了农业,这个信息可以真实反映日本的经济结构与综合国力的一面.信息来自<东亚经济发展史>;

        第二自经济大萧条爆发蔓延全球,日本1929-1931期间出口下降了76.5%,进口下降了71.7%,主要工业开工率只有50%,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9%,煤炭下降了36.7%,生铁下降了30.5%,钢下降了47.2%,船舶下降了88.2%.到1931年,日本失业与半失业工人达到了400万,而1931年日本罢工达到了破历史记录的2415次.同样农业产值也下降了40%,虽然1930年日本粮食大丰收但是米价却下降了一半.到1931年底,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出于对日本金融危机的考虑大量抛售日圆,导致日本国家黄金储备只剩下4.7亿美圆,日本被迫脱离金本位.(以上资料来自<;世界危机400年>;)

        第三日本的危机对策从1931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了以<;重要产业统治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治法令,强行在各个部门中组织托拉斯和卡特尔,并有日本政府向财阀企业发出巨额定单,并对接受定单的企业提供巨额补助补贴与优惠价格,同时政府还扶植了一批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新财阀,日产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样,到1937年日本重工产业上才升到了工业产值的57.8%,而同期日本纤维工业只增长了25%,食品工业只增长了4%.

        第四日本1937年前军需膨胀政策

        通过<;重要产业统治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治法令与各种经济措施的整合,到1937年日本八大财阀与5个新财阀控制了日本公司总资本的27.2%,并且完全控制了各个经济部门.在1931-1937年之间的六年里,日本主要以刺激军工生产为主的财政扩张政策使6年中日本政府总财政指出增加了50%,从1931年的14.76亿日圆增加到了1936年的22.82亿元.而同期日本军费从1931年的4.54亿美圆到1936年已经膨胀为10.78亿.到1936年,日本GDP为146亿日圆,日本为应付战争需求的国债已经超过了100亿日圆.而6年中日本向日本军事经济投入达到70亿之巨,其中25%用于开建造国营军事工业工厂,75%用于向私人资本进行军事投资.同时1936年军费开支已经直接占日本政府开支的近50%,日本经济至此彻底走向了战争化.

        在评论之前,我想说的是,我是以在9.18事件之后70多年积累的知识经验与资料来评论.我评论的是事件的后果,而事件当事人在当时的角度是不可能获得与我同样的信息的,所以,这里关于当事人的话题另做讨论,下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第一日本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时间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当时日本主动贬值货币35%,严重冲击了当时已经陷入危机的世界市场,在当时日本的出口被一时称为"黄祸"出口.而1931-1937同时期,日本在当时东北占领区,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与倾销政策,不仅仅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可靠的与必要的物质保证与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军事冒险中看见了机遇.

        第二萨苏兄曾经提到日俄战争后到1931年前,日本战争扩张进程有一个断层.在我看来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不仅由于战败国的沙俄政府一分赔款不付一寸领土不让,最重要的是作为战胜者的日本取得的是皮洛士的胜利.日本接受无奈的日俄战争结果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实力已经无法承受下去了.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知直到1910年经济才开始逐渐复苏,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军事对外扩张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

        第三在这里我先说一个9.18事件当晚关东军本部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兵营大门敞开,枪械上架.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方冒险主义与患得患失的心态是同时并存的.从我上面列举的经济数据说明,日本在1931年当时,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对外支付能力上还是,国家生产能力与资源供应上都不足以应付类似1937后的战争.这个也是从1.28凇沪抗战中看出日本战争能力与战争意志的局限性.

        结论:1931年的日本一次军事冒险,奠定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基础,东北不仅仅作为日本冒险的踏脚石他对日本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军事上的,这个还为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提供了必要的成功经验与物质基础.可以这样说,是在9.18事件后,日本真正下了以侵略战争来解决日本国内问题与危机的决心,而且如此低的代价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回报,怎么不能极大的刺激日本统治阶层的欲望与野心呢.

        也许有人从工业化的程度来判断中国和日本在当时不在一个层面上来看问题,但是无论持什么观点,都应该承认以日本在1931年的经济实力国际支付能力不要说支持一次全面战争的消耗,连支持一次局部战争的消耗都是极其有限的,这个已经可以从1.28凇沪抗战来证明.还有人说,为了抵抗日本,国民政府要做长足的准备才可以.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日本的战争准备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简单的说,从1931到1937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加大而不是缩小,这期间其中东北为日本实力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日本人习惯说: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

        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这里试图假设下,在9.18那天,东北军以成建制的反击,哪怕是局部以类似1.28凇沪抗战烈度开始反击,那么结局会如何呢?很显然,我不能因此判断,日本在东北遭遇有效的成建制的抵抗后是否依然会全面走向战争经济,但是从当时日本的准备程度国内实际情况与必要支付能力上看,无论我们最终是否在抵抗中战胜日本关东军.日本在没有完全控制的东北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1937年做好全面侵略的准备的.甚至在理想的情况出现下,日本经济不但不可能在1932-1933年走出经济危机,很显然,一旦战争陷入僵持,但是脆弱的日本经济的危机将更加严重.那么在此前提下的1937年的未来呢?很显然,中日全面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年轻易丢失东北,那个爆发点无论如何都不是在1937年7月7日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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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31年东北糜烂,就是张公子的军阀心态,蒋责任不如张

          同样是日本挑衅,老蒋还知道打一下,小张公子从来就是个草包

          老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讨论了,转点资料,这些虽然是文摘,但已经很难找到有效的链接,只好从我硬盘里出:

          zt918事变东北不抵抗责任问题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

          确实是张学良自己丢了东北。

          9.18事变前,张就自己判断“此时如果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基调就是不想抵抗。

          事变发生后,在9.20,他向记者发表讲话:“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余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做报复行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就是因为这位张公子的命令在先,当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将士请示办法,王以哲才说得出:“大家把枪架起来,挺着死,大家一起成仁。”

          在接见另外一批记者时,张公子又说:“欲抵抗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华北日报》,1931年9月29日)其潜台词就是,东北的责任应该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也即南京中央政府负起。

          而蒋介石什么反应呢?先看一段蒋先生的日记“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9月19日日记)

          再看一段9月22日纪念周上蒋先生讲话:“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力,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如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届时必领导全国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最后来一段陈布雷的日记:“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国内外责任更纷然杂起矣。”(《陈布雷回忆录》)

          在此不对这些话做评论,大家想法见仁见智。

          到了10月初,国内压力对张蒋压力大增,连蔡元培这种人物都被学生殴打了,外交部被砸。张学良这才给马占山一个含混其词的命令,委任他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作一点抵抗。而蒋先生也在10月12日宣布:“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约法,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11月12日,蒋先生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关于对日问题,我们政府具有非战争不能解决之坚决心。”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话当作是应付舆论的,但是大言既出,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蒋先生致电张公子:“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

          结果张公子是不加响应,当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理解为张蒋二人唱双簧,张公子无怨无悔的替蒋先生背黑锅。然后就是锦州的争夺、热河的战守……等等等等,可以找到的资料太多了,我懒得再打下去。张公子不折不扣是民族罪人。

          1990年日本NHK记者在台湾多次采访了张学良,其间有一段谈到了“不抵抗政策”问题。

          记者问:“日本军部却在不断地制造既成事实。当时您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日本军事力量太强地原故呀?或者,当时中央即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您有指示,命令您不要进行无谓的抵抗呢?这是您自己决定的吗?请您谈谈这些情况行吗?”

          张学良答:“这个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的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那是中央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

          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像把那件事扩大。我没判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跳线。(就是先)找件事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友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入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了,那就不同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主要是因为张学良的判断失误造成的!

          大家争论那么久,想说明的就是:

          1、小张当时是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完全主观的责任,所有真实的文电,访谈录和回忆录都说明了这一点。他所作所为不象现在历史书上那么清白无暇,不抵抗的罪名不是冤枉背上的。

          2、蒋也有责任,持平而论,他当时也不想抵抗,更希望张和日方都有损失。但是他的责任不能掩盖张自己更大的责任。东北是张自己的地盘!他如果想打谁能挡住他?一个软骨头而已!幻想能够和平解决,在沈阳失陷之后,如果措置得当,还能保住三省大部地盘,结果是自己一误再误。在锦州时中央已经明令抵抗,仍然借口没有中央支援不肯抵抗。当时连顾维钧这种常年在国外的超级和平主义者都发电来指出利害:“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日人)掌握……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1985年民国档案第2期《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

          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对于日本进攻锦州应尽力所及,积极抵抗。”蒋介石当时也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但是张学良怎么回答呢?“…………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犹需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难有作为……”(还是《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 。这个说得还不算特别露骨,居然在12月30日还发一个给劝他抵抗的吴稚辉的公开函在大公报上“……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再重其误……”和汪兆铭的言论有什么区别?

          12月28日战事开打,马上就退出锦州、榆关一线,日本人发现了张学良是如此无决心反抗,消除所有顾虑,回师黑、吉。被张学良举动寒了心的东北将士,在1个月内因援助无望,亦无心抵抗,短短一月东北就基本被占领完毕,2月25日伪满州国就成立了。如说张学良无辜,天有眼,天有眼!然后又是被他搞砸的热河长城抗战,全国千夫所指的一个吗啡鬼才灰溜溜的下野,到德意戒毒学法西斯……

          TO SHANHG兄(您的名字是不是山海关的意思?)

          历史上相关9.18的文电浩若烟海,任谁都不能看全。但是我相信自己已经看得不少,相关的文电集总看了几千份,为了翻案翻得确实一点,连31年在华北有相当影响的天津版《大公报》,北平《国闻周报》等报纸都搜集来看了。就好象吃鸡蛋,不必等到全吃完就知道这个鸡蛋是好是坏。

          您所认为的,张学良如果在东北发起抵抗,将得不到中央全力支援。这个恐怕有个概念性错误。张学良怕的是中央势力侵入他的东北华北地盘,根本不希望中央势力北上!要知道,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军阀,他怕的是战端一起,中央名正言顺的把军队开进东北!

          当时中央军最有实力的机动军事力量就是处在京沪线上的警卫军,辖87、88两个精锐德械师。11月23日,蒋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如北上将驻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张学良却回答一切期待政治解决。而且当时第三次围剿为何收兵?仅仅因为红军重创了52、59两个师吗?完全是因为9.18事变爆发,为了北上应变,围剿的20万大军才由江西向武汉输送,匆匆收兵,准备由平汉线转运应变。

          当然,蒋的抵抗意志也不坚决,也害怕日本人。但他至少知道好歹要打一下,打得日本人开始付代价,才好谈判,这样让得才比较少,才有个缓冲余地。连顾维钧这种所谓“洋奴式外交家”都知道这一点。哪有张公子这样的,在心里面掂量,打吧,打不过日本人,而且打起来,恐怕中央军名正言顺的开进华北东北,这下才是真的“地方糜烂,团体瓦碎”了。所以才会让大家挺着死,绝对不抵抗,以后靠办交涉把东北再抢回来,还是张家地盘。还不是变相的“宁与友邦,勿与家奴”?

          鲜明对照就是紧接着的“1.28”,19路军抵抗了,让日本人付出了代价,所以上海多保全了五年半。而力量大得多的东北呢?说张学良是认为中央不支援,才决定不抵抗的。其谁欺,欺天乎?

        • 家园 赵兄,葡萄兄,不要陪Javacai胡扯,

          他根本是个连基本史实也搞不清的蒋粉,居然说出“蒋介石可以在南京失守以后退往武汉、重庆,这在1931年是不可想象的。1931年以老蒋的战略纵深,最多只能退到南昌”的胡话,武汉在29年就被老蒋控制了,重庆在37年还远远谈不上控制,不过是渗透而己,是四川军阀刘湘主动请老蒋去的。

        • 家园 1937年中国应该是更加强大了

          起码蒋介石可以在南京失守以后退往武汉、重庆,这在1931年是不可想象的。

          1931年以老蒋的战略纵深,最多只能退到南昌。再往后退,国民政府必然要倒台,中国必然会分裂。那就是一个南明的局面了。

          经济实力并不代表一切,政治和军事的整合更加重要。

          • 家园 沈阳的重型兵工厂丢了,东北空军丢了,海军丢了

            长城重要隘口全部丢失,日本都驻军到华北了。强大什么?武装了几个德械师就叫强大了?

          • 家园 【打个圆场】葡萄说:东北军该打, 你说:上海不该打

            其 实 矛 盾 不 大 。

            首 先 , 小 张 就 算 为 了 杀 父 之 仇 , 也 该 拼 命 ;

            其 次 , 蒋 光 头 应 该 支 持 张 --反 正 死 的 也 不 是 自 己 人 。

          • 家园 关键在于您这几句话

            再往后退,国民政府必然要倒台,中国必然会分裂。

            >>>请对大家科学论证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必然”,而不是编出来吓唬人的?

            • 家园 刘湘、韩复渠,难道军阀们是什么善类么

              38年刘湘总司令在武汉暴毙,死前与韩复渠、冯玉祥、阎西山等多有密书往来。蒋光头上厕所,居然看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标语。这还是在1937年了。

              如果1931年蒋光头把中央军打光了,逃到南昌或者武汉,难道刘总司令、张总司令之流就会乖乖交出自己的部队,供中央驱使,抗战到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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