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说美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 -- 任爱杰

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

作者：崔之元 2003-7-28 19:50:21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b11527c

布什原则 西方人文传统 新保守主义

崔之元

布什原则的提出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 “敌人”；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扼；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伊拉克战争就正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

“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与１９４７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但是，也有一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先发制人”战略表示不解和怀疑。耶鲁大学冷战史专家盖德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先发制人”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但对打击独裁政权的必要性则不清楚，因为独裁政权毕竟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意义上是理性的，“遏制”战略仍应该管用

。芝加哥大学的密施海默（John Mearsheimer） 和哈佛大学的瓦尔特 （Stephen Walt）认为，

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因为 “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证明”用 “遏制”战略对付萨达姆．胡塞因是有效的

。他们特别强调，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本身并不证明萨达姆．胡塞因是非理性的。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原因是，他认为伊拉克保卫海湾国家免受伊朗扩张主义之苦，但科威特不仅不报答（不减免伊拉克在８年两伊战争中所欠债务），反而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定额，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下降，减少了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萨达姆在出兵之前征求了美国大使和国务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美国对科威特没有特殊的安全承诺”。不管这其中是否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交流误解，萨达姆侵略科威特并不是非理性的发疯行为，并不证明“遏制”战略已经失效。

对“布什原则”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它违背了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Daniel

Webster）于１８３７年率先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先发制人”的“国际习惯法”。 杜克大学法学院的贝耶斯（

Michael Byers） 在“伦敦书评”上撰文， 介绍了“先发制人”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的这一“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

。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英国袭击并在美国水域击沉了美国私人船只

“卡落琳”号。事后英国大使致函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说这是“先发制人”攻击，

因为“卡落琳”号近来曾向加拿大的反英独立力量偷运武器。 在给英国大使的回信中，

韦博斯特列出了合理使用“先发制人”必备的严格限制条件， 即“必要性”和“比例性”。

所谓“必要性”，即对方发起攻击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且其它谈判与防御方法均已失效；

所谓“比例性”，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度应和直接危险成比例，应区分军事与民用目标。简言之，在韦博斯特眼中，“先发制人”，如果合理使用，仅仅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自卫”方式。英国不先经谈判和警告就袭击美国私人船只“卡落琳”号并造成无辜船员的伤亡，在“必要性”和“比例性”上都不符合采用“先发制人”的限制条件。贝耶斯进一步指出，“布什原则”中的“先发制人”显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限制条件。例如，

萨达姆１０多年前使用过化学武器，但这并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本文认为，上述这些对“布什原则”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要害，

即广义的“先发制人”（即不加韦博斯特的严格限制条件），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所开创并经欧洲文艺复兴获得发展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战略思想。

先发制人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把“布什原则”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相提并论，初看起来，似乎牵强。但其实不然。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福维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伍福维兹－布什原则”，因为伍福维兹早在１９９２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当时正值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不久，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可匹敌。伍福维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

。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9．1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伍福维兹的思想。

伍福维兹于１９７２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最亲近的教授是柏拉图“共和国”的英译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布鲁姆是列奥．斯特劳斯

的真传大弟子。他１９８７年以其“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轰动全美国。该书猛烈抨击当代美国校园文化和教育体制，号召回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D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布鲁姆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兼好友索尔．贝罗（Saul

Bellow，１９７５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他为原形创作了一部小说，其中特别描写了他与伍福维兹（在小说中名为Phil

Gorman）的亲密师生关系。小说中一个场景是，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Gorman（伍福维兹）从华盛顿给布鲁姆（小说中名为Ravelstein）打来电话说：“鲍威尔和贝克尔建议总统（指老布什）不打到巴格达。总统明天将宣布停火。他们害怕一点点小伤亡。在展示了无坚不摧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后，他们竟然把独裁者留在原位。”

小说中的“布鲁姆”高度称赞“伍福维兹”，说他是“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担任部长职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一大好事” 。

果然不出“布鲁姆”所料，小布什总统将伍福维兹从老布什政府时的国防部第三号人物提升为现任国防部第二号人物。在克林顿当政时期，伍福维兹回到学术界，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１９９７年，他和切尼（当时为一大公司总裁，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思想库

。该思想库的两位主任是新保守主义年轻一代的健将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 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的父亲是有“新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罗伯特．凯根的父亲则是耶鲁大学罗马战争史讲座教授唐纳得．凯根。罗伯特．凯根请他的父亲出阵。在唐纳得．凯根主持下，“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于２０００年９月完成了“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

。该报告以继承发扬１９９２年流产的伍福维兹“防务计划指南”为宗旨，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core

mission）：１．保卫美国本土；２．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３．在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时执行国际警察（constabulary）职能；４．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不难看出，这是要把美国建成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随着“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的创建人和研究人员纷纷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要职，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实施。

谈到罗马帝国，首先要谈罗马共和国。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获得了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法学家和雄辩家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他在著作和演说中多次强调，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

。罗马战争史上充满“先发制人”的战例，如著名的马其顿战争和凯撒的高卢战争。马其顿战争的起因是，罗马参议院误以为马其顿王国和叙利亚王国结盟是针对罗马共和国的（实际上是针对埃及），因而以解放“希腊世界”为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军队“先发制人”

。高卢战争的起因，是凯撒阻止一些德意志部落移民到莱茵河西部。为防止已经越过莱茵河的移民和当地高卢人可能联合对罗马不忠，凯撒“先发制人”，对德意志部落移民进行了大屠杀，进而全面占领高卢。西塞罗亲自为凯撒的胜利而发表演说

。

以法学家自傲的西塞罗，当然知道罗马法是禁止个人之间因为无根据的猜疑而“先发制人”的。“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规定，“只听说有人带武装而来就放弃自己的土地”是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带武装的人必须实际上踏入该片土地才构成现实威胁

。西塞罗之所以认为国家可以具有个人所不应具有的“先发制人”的权利，是和他关于“共和国的光荣”和“自然奴隶”的观点密切相关的。西塞罗认为，共和国的光荣是可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充分理由，因为“光荣”的定义在他那里已经是“通过征战而达到不受危害的和平”。正如著名法国罗马史专家Paul

Veyne所说，按西塞罗对光荣的定义，任何其它独立的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对罗马的威胁 。

西塞罗论证“先发制人”的另一个观点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一段名言：“战争的艺术是获取的艺术，它包括对野兽的打猎和对奴隶的占有。奴隶是依照自然的意图应被统治的人，但他们却反抗自然的意图。因此，针对他们的战争是符合自然正义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因为奴隶反抗自然，他们总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他们“先发制人”就是正当的。而西塞罗实际上认为罗马之外的“野蛮人”是“自然奴隶”。

１５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西塞罗之间隔着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但西塞罗却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认为的思想源头。这部分是因为大量古希腊原典遗失了或尚未重新发现，而西塞罗的著作却一直被广泛阅读，使人文主义者得以汲取基督教“经院哲学”之外的古典思想资源。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近代西方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活动，需要理论上的论证，而西塞罗的“先发制人”之说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

。正如16世纪的著名人文主义法学家 Justus

Lipsius所说，“对野蛮人和其他与我们习惯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攻击是正当的，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他们强大并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的攻击就更正当了”

。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也直接诉诸“自然奴隶”说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暴力征服原驻民的正当性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中，“先发制人”起着关键的作用。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并不假设人人是恶人，而只是假定一部分人是恶人，而“好人”出于对恶人的恐惧而诉诸“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塔克（Richard Tuck）精辟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义“先发制人”理论的集大成者 。

显见，“先发制人”之说蕴涵着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左，中，右各派对布什原则的解读中，没有一篇文章追溯到这一传统。而布什原则的始作俑者伍福维兹副部长兼教授，

是不可能不熟知这一传统的，否则怎么会被“布鲁姆”称为“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呢？

新保守主义之新

前面已经说过伍福维兹等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际战略上的代表人物。那么，新保守主义新在何处呢? 这是一个大课题。按

“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的说法，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份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但这一保守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共和党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

本文认为，至少可以指出它的三点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与共和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或

quasi-empire）是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对美国的刻画。他认为，美国毕竟还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人是“帝国梦的不热情的做梦者”

（unenthusiastic dreamer of imperial

dream）。伍福维兹则与施莱辛格不同，他明确要求人们“学会热爱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

欧文．克里斯托也不遗余力地鼓吹建立“正式帝国”。他在１９９７年的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到：“美国人民某一天一觉醒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国家（imperial

nation）．．．这不是外交政策精英的阴谋，而是因为世界向往美国帝国，需要美国帝国．．．”

。由于新保守主义在公共舆论上的努力，帝国的话语在美国媒体上已经到了令人熟视不惊的程度。例如，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我们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巴格达的孩子。现在美国有了2300万人的第51州”

，他号召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要再互相指责，要象负责任的父母一样把养子管教好。这不由令人想起当１８９９年美国占领菲律宾时英国著名诗人吉普灵（Rudyard

Kipling）献给美国的一首诗：

“挑起白人的负担

．．．

你的新的俘虏，忧郁的人，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意味深长的是，现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刚刚出版的“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训”一书正是以吉普灵这首诗结束的。弗格森忠告美国：不要着急离开巴格达。英国１８８２年占领埃及，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曾６６次宣布撤军，但都未能兑现

。

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S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建立了政治同盟。这是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首先，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前千年主义”

( premillennialism)，其信徒相信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之前以色列将重新建国

。新保守主义者中许多是犹太人（包括克里斯托和伍福维兹），他们和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同盟大大有利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早在1996年，他们就在给以色列总理的咨询报告中建议以色列绕开巴以和谈，通过彻底改变中东力量对比来解决巴以问题

（当时即以暗示攻击伊拉克）。这种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积极参加选举投票，他们已经成为控制共和党初选的关键力量

。小布什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安排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第二号领袖担任后来破产的“安然”（Enron）公司的高薪顾问（“安然”

公司总裁是布什父子竞选的筹款负责人 ）。而小布什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共和党初选对手参议员John

McCain，正是利用了他本人的“宗教资本”：小布什在40岁时决定戒掉酗酒恶习，?L依了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成为了一个真诚的“再生基督徒”。

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并不认为越老的事物越有价值，越老的制度安排越合理。欧文．克里斯托在他自传中说，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Lionel

Trilling的文学批评 。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复杂

，但其关于“自然权利”的看法并不难理解。“自然权利”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是非标准。

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将自然权利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主义的是非标准随时间地点而转移，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斯特劳斯指出，“否定自然权利无异于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实证权利，即权利的来源是各国的立法机构和法院。但我们有时侯觉得有必要，甚至必须谈论“不正当的法律”，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有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

。斯特劳斯接着指出，历史主义认为，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无非是某社会在某时期的人们所拥有的理想。斯特劳斯反驳说，如果这就是“是非标准”的全部，那末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社会的理想在下一时期不变成“人食人”（cannibalism）呢？斯特劳斯强调，只有依靠超历史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或译为“自然正当”），我们才可能具有对自身所处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批判能力。

不难看出，布什原则的另一要素－―美国价值观普适全球－―与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有着联系。事实上，布什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已经说得明白：“有些人认为大是大非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right and

wrong）不够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

。但是，斯特劳斯未能，也不可能给出究竟什么是自然权利的一劳永逸的答案。正如布什原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挑战一样，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是对我们的理论挑战。它迫使我们再度反思现代的历史观，权利观，人生观和民主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新保守主义的智力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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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崔之元，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文著作有《看不见的手范式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英文著作有“Substanble

Democracy”（与Adam Przeworski等合著，1995）等。

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

（讲座整理，2003年3月26日）

李强

一． 引子：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伊拉克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最终未能阻止美国战车的自身逻辑。3月17日布什对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3月20日，美国抛开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正式打响战争，图穷匕现，将一个并不隐秘的谜底展示给世人：不论伊拉克作何种让步，不论国际社会作何种恳求，美国一定要攻打伊拉克。

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地抓住伊拉克不放？国外以及国内的分析家们给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国内的分析家们大致给出三个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问题。

第一个理由是石油。中国人因多年来所受的教育，比较注意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从经济的角度一分析，发现打伊拉克，石油非常重要。伊拉克的石油，原来探明储量是世界第二，现在据说是世界第一，打了伊拉克，控制了中东，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巨大。有人言之凿凿，计算出美国可以从伊拉克石油中攫取几千亿乃至上万亿美元的利益。这非常重要，以至于有一个学者在电视上讲，二战以后有一个规律，石油的管道连着战争的渠道，所有的战争都与石油相关。我当时看了以后马上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我还没有听说朝鲜和越南探明有巨大的石油量，有这么一回事吗？没有这么一回事，朝鲜和越南没有那么多的石油。二战以后美国打的最重要的两场战争都不是与石油有关。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美国志在高远，虽然和石油有关系，但比石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第二个理由，安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瞬间的力量》，讲“911”事件是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意识的一个巨大的冲击。突然间，美国人意识到原来我们所讲的安全依然是不安全的。国内有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著名教授，在电视上大力渲染“911”事件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冲击。由于“911”事件的冲击，美国人重新评估安全问题，认识到老的安全观是不适用的。老的安全观，就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他打来我还击。现在必须有新的安全观，就是要先发制人，消灭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看起来很有理，不过我这里有一份材料，马上就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1998年2月19日，一群著名人士给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克林顿总统立即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今天这个事儿。在这上面签名的有谁呢？他们的名字在今天看起来肯定毫不陌生。这上面有：今天的国防部长拉斯费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著名的共和党理论家威廉姆

克里斯托弗，伊拉克战争主要战略的制订者理查德珀尔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时他们提出来出兵打伊拉克的理由，一是要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Dictator）的控制。二是认为伊拉克仍然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夸大“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我待一会儿将会讲到，美国的整个大战略的转变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911”确实给右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说服美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

第三个理由是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的对立。美国的宣传机器将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独裁、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他们强调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强调伊拉克政权的邪恶与罪行，把美国攻击伊拉克的行动解释为民主与独裁的战争，解释为解放伊拉克的正义战争。

美国这么讲，国内有一些自由派人士也这么认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义务到伊拉克去推翻独裁，解放那里的人民。这个是有些道理的一个说法，等待会儿分析完了才会觉得它有道理。然而，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美国今天才突然认为，民主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武力的方式，解决另一个国家的民主问题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多，但民主国家能够有这样一种抱负，这样一种努力，这的确是一个新现象。

下面，我就要给大家分析这种新现象。要想知道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它下一步将会怎么做，就要研究现在美国掌握权力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写了些什么书，他们要干什么。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用不着猜测。只要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相。

二．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

对目前美国外交大权影响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当前美国的共和党并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时期的共和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共和党经历了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构成这种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有三股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所谓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像海耶克(Hayek)那种的放任经济。在美国经济学界，从海耶克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到诺斯(Douglass C. North)到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都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美国今天的经济学系基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控制的，其基本的理念是批评罗斯福的新政，批评原来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实行放任经济。第二股力量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但是，这两股势力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真正主导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的是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

谁是新保守主义者？有一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文章，对新保守主义者作了一番描述。文章说，新保守主义是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pro-bombing,

pro-empire heavyweight

intellectuals）。他们大都是学者，很少有商界或军界出身的背景。这些人最近被称为“战争党”(War

Party)，也有人称他们为Neo-Cons，就是新保守主义的简写。“他们都是好战的，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面打过仗”，――都是当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国防部高级官员，国防政策的研究者。他们以白人居多，年轻男士，年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很少有超过五十的。美国现在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老年人保守，年轻人激进；六十年代是年轻人反战，现在是老年人反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知识背景来讲，他们大部分是读政治学出身。这很不幸。我经常对同学们讲，读政治学如果没有道德良知的话，对人类会造成比其他人更大的灾难。文章描述说他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到过国外”，“从来不说任何外国语”(never

speak any foreign

language)――这个讲法不完全对，这些人虽然不讲外国语，但他们中很多人精通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谁呢？我经过网上的调查，发现这些人主要在共和党里面，也包括里根民主党派。我这里只举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理查德;珀尔(Richard

Pole)，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现在的职务是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定者。他同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

第二个人是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对于沃尔福维茨，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在里根时期当过国防部次长(under

secretary)。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华盛顿大学战略研究所当所长。他于康乃尔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当时，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Allan

Bloom)在康乃尔教西方政治思想史，沃尔福维茨是数学系的学生，非常爱听西方思想史的课，最后干脆就放弃数学，到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读博士。他是一个特别强硬的人，鹰派代表人物。布什主义的蓝本就是沃尔福维茨主义――布什哪有主义呢，布什牛仔没念多少书，他哪来的主义。沃尔福维茨才是美国真正的智囊(mind)，国防部部长拉斯费尔德是听他的。

第三名，通常被人称为共和党智囊、理论家，威廉姆;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研究美国政治的人肯定知道他。他原来是副总统丹奎尔的助手、办公室主任，丹奎尔卸任以后，克里斯托在哈佛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他是现在美国最红火的一个右派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主编，并且是“美国世纪”协会主席。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师从曼斯费尔德(Mansfield)教授。曼斯费尔德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东岸的大弟子。

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杂志是《新共和党》(New

Republic)、《旗帜周刊》，这两种是专门的杂志。同时，他们又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的报纸担任专栏作家，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几年完全让他们控制了。现在美国的重要的智囊机构(think

tank)除去极个别之外，全部是由新保守主义主导的。其中主要包括“美国企业研究会”，“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胡佛研究所，甚至布鲁津斯研究所。现在美国的智囊机构中，大概只有两三个机构持明确的反对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一个是CATO

Institute，还有一个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米塞斯命名的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这两个机构明确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其他大部分智囊机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现在美国有一个说法，说美国大学里面的经济系都是新自由主义者控制的，社会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控制的，政治系都是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控制的，是新保守主义控制的。

二．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要想知道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就要读他们的政治哲学。以上提到的那些人都是台面上的人，最重要的人物在后面。他们都是外面搞政治的，他们得有政治哲学。他们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1994年美国共和党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老布什总统竞选落败之后，共和党里面的极右分子发起了一个运动，要和美国人民签订一个“新契约”

(New Contract With American

People)，我认为，这是研究美国共和党政治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新契约”刚一出来，《纽约时报》就有一长篇评论文章，文章最后说，如果人们要理解这些新契约，一定要了解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文章把施特劳斯称作新保守主义的“教父”(God Father)。

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非常学术化、腼腆的人。他是犹太人，生在德国，三十年代因纳粹上台，担心迫害――实际上还没有轮到他受迫害――离开德国，先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到美国后非常幸运地在芝加哥大学教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写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更重要的是带出了一大批学生。现在美国政坛上最活跃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不少是他的学生或徒孙。刚才讲的布鲁姆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保罗，哈佛大学的曼斯费尔德则相当于基督教里的彼得，（笑）那真是十二使徒啊。

施特劳斯究竟是何等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被称为“教父”？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几百年自由主义哲学的阴霾扫了个一干二净，彻底颠覆了自由主义的话语。如果从批判自由主义的角度言，所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和施特劳斯比较起来，都无法匹敌，都显得肤浅。

施特劳斯讲了些什么道理？要想理解施特劳斯，首先要理解施特劳斯批评的对象，前面说过，施特劳斯颠覆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欧洲近代早期新教改革以后出现了长期的宗教战争，造成欧洲巨大的痛苦。在这样背景下，欧洲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以洛克为例，自由主义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西方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寻求美好生活(good

life)，如果读古希腊、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在寻求美好生活。古代人相信存在一个美好生活，人们必须追求它。新教改革后，由于宗教的分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经常互相打仗。自由主义作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使它成为私人信仰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order)问题。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反复讲到这一点。政治就是让俗人、庸庸碌碌的大众能够在一起过一种和平生活(peaceful

life)。自由主义把美好生活降到了和平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注意，自由主义的基本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或者说价值相对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不同的宗教。由于有这样的哲学前提，洛克发展出了宗教宽容理论：不同的宗教――当然，他当时主要指的是基督教里的不同教派，以后的自由主义者逐渐把它扩展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都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政治不需要卷入其中。这里的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政治的任务就是提供秩序。就国内政治来讲，秩序就是主权国家、利维坦，就国际政治来讲就是国际法。近代国际法的创立者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格劳秀斯，第一个近代国际法的创始人；边沁，第一个使用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这个说法的哲学家。自由主义是基本秩序的前提。在国内，它要求政教分离，政府这关心秩序，个人有良心自由、舆论自由，美好生活的问题由个人选择；在国际上，它主张不同的主权国家都有寻求不同的美好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主权国家为了保证有一种秩序，就发展出了国际法。国际法目标就是秩序、和平。而不是保证所有国家都追求一种美好生活。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统治方式，国际法实在是非常无力的。这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应该说是从1646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进一步发展，二战之后仍然沿袭这一制度，直到最近，一直是这个秩序。从本质上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前提就是承认政教分离。

我想我用这么简单的话就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说简单了。

在讨论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评之前，还必须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的皇冠法学家卡施密特(Carl

Schmitt)。不理解施密特，肯定读不懂施特劳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很难讲清楚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因为要理解新保守主义就得读施特劳斯，读施特劳斯还得读施密特，读施密特又得读韦伯，读韦伯还得上溯康德，这样扯得就没完没了了。下面我就要读读施密特。刚才讲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高潮，中间经过了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愿望，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提出一种建立国联、实现世界和平的理念，所有这些理念都是希望建立国际法、国际政府、国际秩序来维持和平。然而，第一次大战之后，虽然奉行威尔逊的国际和平理念，但从事实上来讲，1919年的巴黎和会很不公平。和会对德国的震动尤其大，使德国人觉得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代表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背上了签约的重负。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在德国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德国最优秀的法学家施密特激烈地批评了自由主义。施密特写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政治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施密特这本书的目标是批评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在施密特看来，自由派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弄不清楚什么是政治，头脑里有很多规矩：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秩序。什么是政治？施密特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解释：政治的前提是区分敌人和朋友，政治就是保护朋友、杀戮敌人。自由派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具备正当性(legitimacy)的政治，而施密特则认为政治本质上来讲是关于冲突的，关于敌我冲突的。当然，有许多冲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的，好比经济方面的冲突完全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文化方面的冲突可以用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有一类问题涉及到根本的“身分”（identity)问题，涉及到你是谁、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因为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区分敌友问题，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杀人。当时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派非常天真地以为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正义、国际道德能够还德国人一个公正，能够使德国人靠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劳动，建设一个美好家园。施密特说这根本就不可能。从政者应该知道政治是干什么的，应该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待敌人的时候，没有任何道德可讲。好比说战争中俘虏了敌人士兵，如果有些人受自由主义“毒素”的影响，可能会说根据《日内瓦公约》善待俘虏。施密特则会说：对不起，慢，你要弄清楚你在干什么；如果善待俘虏有利于维护我的利益，我就善待，如果善待俘虏不利于维护我的利益，我就不能善待。施密特认为政治的基础是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本质就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打击敌人，任何道德，无论是自由主义的那种人道主义、人权理念，还是基督教的抽象的普遍主义的道德，都不应该混淆了区分敌友。

施特劳斯对《政治的概念》评价极高，并于1933年写了一篇书评，这篇书评是理解施特劳斯的关键。施特劳斯认为施密特讲得非常好，把政治的本质揭示出来了：政治无他，区分敌我而已。但问题在于，施密特还没有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毒素。在书评的结尾，施特劳斯写道：“我们曾经讲过，施密特是一个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仍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因此之故，人们只有成功地突破了自由主义世界，才算是完成了施密特提出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什么说施密特还在自由主义世界里面呢？在施特劳斯看来，施密特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他是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的基础上区分敌友的。根据施密特，朋友和敌人是平等的，基于政治神学――不同身分、不同信仰――所作的敌友区分，敌人和朋友本质上并没有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劣的差别。在施特劳斯的眼里，这仍然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因此施密特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而要想彻底批判自由主义，必须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这一点构成了施特劳斯毕生著作所关怀的重大主题。

怎么跳出自由主义的视野？大家如果有人研究过施特劳斯，会注意到他写过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中文翻译为《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里的right应该翻译“正当”，即“自然正当与历史”。施特劳斯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什么是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研究过霍布斯，写过马基雅维利、柏拉图、前苏格拉底。通过这些研究，施特劳斯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的解释。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书中认为美国许多人不读古希腊哲学，因此弄不清楚人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特定内涵，它符合自然正当。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怎么破坏的呢？罪魁祸首就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把美好生活忘掉了。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的范围一步步缩小。政治在古希腊是追求美好生活；到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时候还可以追求一个良好秩序(good

order)；再到以后的卢梭，发生一个大转折；最后到了希特勒变得一塌糊涂。20世纪是最糟糕的世纪，但其根源要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的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美好生活）。

什么是“自然正当”呢？从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的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出，natural

right不是自然权利，而是自然正当。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来，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在施特劳斯这里彻底完成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大家要注意，只有理解了施密特才能理解施特劳斯。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为敌我的冲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缚。在施特劳斯这里，敌我的区分又与自然正当联系在一起，将敌我问题变为自然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施密特那里残存的朋友与敌人在道德上的平等不复存在了，在朋友、自己人身上蒙上一层自然正当的神圣灵光。

四．美国国际战略的政治哲学分析

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新保守主义和其他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来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新保守主义很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前面说过，传统的自由主义寻求国际法、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寻求一种更高的道德。要了解传统自由主义，你可以阅读康德的著作，了解美国总统威尔逊、卡特的观点，这些都是传统自由主义。就国际政治而言，它寻求一种国际的治理和国际的组织，寻求一种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它尊重现存国际法的基本秩序，且试图把这个秩序从虚的国际法――国际法不是一个由主权支持的法――进一步细化，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最好阐释。从施密特的理论看，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防御性”(defensive)的理论。在国际政治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新门罗主义”――“中欧是中欧人的中欧”，提出要给德国要开辟生存空间，加入国际政治的权力俱乐部(power

club)。法西斯主义从来不奢望改造整个世界，拯救整个世界。

新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譬如像摩根索、基辛格等人的观点。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各国在一个秩序里面的权力平衡，主张用权力制约权力，它并不追求一个远大理想或目标。

今天新保守主义的目标是新帝国。为什么叫新帝国？我刚才讲到，新保守主义者不讲外语，他们不学中文，也不会阿拉伯文、日文，但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有许多人都是古典问题研究专家。他们热中于讨论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激起新保守主义的无限向往。罗马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从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到罗马帝国的解体，前后近千年。罗马共和国时期恰恰是罗马军事力量最强、打仗最厉害、占领领土最多、帝国事业最鼎盛的时期。在今天的新保守主义看来，罗马人把人类追求共和的理念与个人美德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他们认为，这个共和国就是美国共和国的雏形。当年美国的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觉得，美国可以完全超过罗马，超过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帝国――既能够体现人类美德，又能让全世界人都过一种美好的社会。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关于新帝国的讨论。

现在美国国内，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特别时髦。古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孟德斯鸠的解释是因为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丧失了自由。美国人今天能不能够做到既对外扩张又在国内不丧失自由，从而完成一个全新的帝国。

追求新帝国的目标，具体要干什么呢？讲到这里我要提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本来是个自由派。他看到世界上的秩序没办法统一，提出文明的冲突。然而对文明冲突的研究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大致的图景(map)，使人们对西方文明与它的边缘有了一个大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有两块地方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块是伊斯兰教，一块是中国。几千年以来，那里传承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地区与中国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且它们本身具有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文明的话――像非洲那样，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没有文明，就没有凝聚力。然而，在新保守主义看来，那里的人们所过的可能是一种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

这样，为了实现新帝国的理想，为了能够让这些在其他邪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文章中大致勾勒出他们的全球战略目标。作为这个目标的第一步，伊拉克必须打。伊拉克是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地区，是阿拉伯文明的旗手。打任何国家都不如打伊拉克对阿拉伯文明震动大，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道理。伊朗虽然也“光荣地”被列入邪恶轴心，但伊朗是一个波斯国家，与阿拉伯文明不是一回事。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天然的领袖。

打下伊拉克后，下一步的目标会是谁呢？克里斯托曾经在国会作证，认为沙特表现很不好，“911”事件与沙特的恐怖分子有很多联系。如果在伊拉克能够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对沙特起到示范作用。如果美国再能够帮助沙特进行民主化的话，就可能在两个重要阿拉伯国家建立起美国可以信赖的政府。再回到石油问题，最大的两个石油的国家就控制了。伊朗、叙利亚、利比亚都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或邪恶轴心国家，将逐步一个一个地被解决。新保守派一个学者写了一篇很有特点的文章“What

is the next？”（《下一步是谁？》），对美国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目标作了仔细描述，讲得十分直白。

但这些只是一部分，沃尔福维茨主义认为还有一个对西方最根本的威胁――中国。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由克林顿政府时期“战略合作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变为“战略竞争伙伴”就是沃尔福维茨首先提出来的。沃尔福维茨有一篇文章来解释什么叫“战略竞争伙伴”，所谓“战略竞争伙伴”就是敌人，但说敌人不大好听，就变成了战略竞争伙伴。沃尔福维茨讲中国是21世纪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为了最终对付中国，朝鲜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沃尔福维茨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推动导弹防御体系的建立，主要目标应该说与中国相关。如果能逐步解决伊斯兰教世界与中国，在新保守主义看来，美国就可能基本实现新帝国的远大目标。

五．新保守主义的困境: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悖论

新保守主义是否会成功？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目标是否会实现？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分析美国新帝国主义目标的内在困境，这就是道德帝国(moral

empire)与邪恶帝国(evil

empire)的悖论。道德帝国是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罗马共和国的再生，认为自己是道德帝国。邪恶帝国则是冷战期间西方理论界用来形容苏联的，这个术语是里根总统首先提出的。美国人决不会承认自己是邪恶帝国。

新帝国所声称的目标看起来在道德上是非常合理的。这里要提到上个星期来北京访问的福山以及他的 The End of

History，中文翻译为《历史的终结》，但福山专门指出，end也包含目标的意思，因此，他的书也可以翻译为《历史的目的》。福山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布鲁姆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在上星期的座谈中，福山说他师从布鲁姆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批评。之后，他开始学习希腊文，认真钻研希腊典籍。经过布鲁姆的介绍，他追随法国左派大师柯耶夫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最后得出一个宏大的理论：历史的终结。历史怎么会终结呢？他通过解释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本身是由于人具有两种冲动：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与追求承认(recognition)的冲动。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导致生产、市场、交换，但这并不构成政治秩序。构成政治秩序的原因在于人们要追求承认，也就是霍布斯所讲的追求荣誉（honour）。任何一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承认，由于想得到承认，人们之间就战斗――战斗经常是为承认，为了利益而战斗的很少。有的人被打败了，被打败之后只好把自己对承认的追求交出去，换取生命，就出现了主奴关系。根据黑格尔，人类历史一直是主奴关系，所有的民族之间的冲突、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核心都是主奴关系。现在，福山讲，自由主义民主给人类找出一个最终的、基于普遍主义基础上的承认，人人都可以得到承认，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不当奴隶，那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所以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希望能够帮助全世界人们过一种美好生活，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成为大帝国的基本理念。

福山这样讲就把新帝国的道德至高无上性展示出来了。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一种被承认。几千年来，人们都没有很好地被承认，某些人的被承认往往建立在其他人的不被承认的基础上，从来都是主奴关系。美国人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榜样，在新大陆建立起一个能够人人都能够得到承认的制度，于是它觉得自己是道德帝国。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道德帝国的行为又有邪恶帝国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施特劳斯学派所讲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政治神学，他们认为道德要经得起理性的审查，理性揭示了“自然的正当”。一切现存的、各种文化发展出的道德，都不具有权威性，不能要求人们服从。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的正当、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正当，都是实证法的正当。政治哲学就是要用理性来审查那些道德是自然(natural)的，那些道德不属于自然正当的。为什么说他们所追求的道德帝国会和邪恶帝国相联系呢？这是因为，第一，这种道德帝国的理想与其对实际利益的追求从来也分不清，其自身的利益总是与道德目标混在一起。第二，尤其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由于要追求自然的正当，因此这种道德帝国可以完全不顾或完全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它要带人们跨越近代自由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跨越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后果，跨越中世纪的基督教，直接回归到古希腊，寻求正义、自然的正当。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理论。读布什的宣战声明，就可以发现里面一些话很值得分析。布什说，美国是要解放中东地区饱受苦难的人们，经受很多折磨的人们，给他们带来更文明的社会。这就是说，发动这次战争不需要考虑世俗的法律、道德，而是要追求的是自然的正当。这里的自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是古希腊的自然。自然理性告诉了我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正当的我就去做。所有世俗的法律、人间的法律、人间的道德用施密特的话来讲都是自由主义的那些懦夫们创造出来的。自由主义是非常懦弱的主义，它在国家利益之上加上了更高的人道的东西。

这种理论以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为口号，阉割了这些口号所包含的人本主义内涵。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同的大文明在世界不同地方生存、延续。在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被许多人接受以前，人类的几个大的文明就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我理解，所谓大的文明、文化，其核心就在于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cession)，即各个大文明共享的价值。其中最核心的是人道的观念，对生命的尊重。中国的儒家讲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如孟子所言，“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对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对人乎？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包含着此类理念。

在新保守主义价值观里，这些抽象的、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具有意义的是朋友与敌人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又被想象为正义与邪恶的区分。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是不自由、独裁的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具有神圣性。一些美国人可以在充满爱心地谈论人权的同时心安理得地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儿童而丝毫不含愧疚之心，这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人们有理由担心，对帝国的追求、爱国的信念会逐步蚕食这个民族的道德良知，美国民族会蜕变为一个道德上破产的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将美国称为邪恶帝国。

新保守主义能不能够成功？在我看来，它将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阻力。首先是西方以外的文明恐怕不轻易接受别人将一种“美好生活”强加于它们。从这几天的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接受一种由巡航导弹运载的“美好生活”，它要反抗。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留下今天几个大的文明系统。这些文明，如阿拉伯文明，有其自身的政治智慧与凝聚力，决不是可以轻易被消灭的。

第二个问题是老欧洲跟不上美国的脚步，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美国人由施特劳斯带领，穿过时空，超过了启蒙运动，穿过文艺复兴，抛弃了基督教的无稽之谈，一直回到古希腊，从柏拉图那里汲取营养。而老欧洲受自由主义毒害太深，跟不上美国人的思维。欧洲人在国土上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喜欢战争，追求和平，满足于近代文化多元主义秩序。他们也没有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实现大帝国的梦想。法国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法、德的政治家雄图大略，看出问题所在。当时法国有个议员说，你说你是罗马，我就是高卢，为什么这样说(So

what)？罗马当时有高卢战役啊（笑）。小平同志曾说过，欧洲是和平的力量，这个话讲得一点都不错。当然，法国和德国也有战略的考虑，它们对美国的抵制实际上重申了他们在欧盟的领导权。如果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和美国较一下劲，欧盟就麻烦了。德国、法国站起来之后，可能会导致老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逐步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就留下英国孤苦伶仃，也许还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另当别论。英国孤苦伶仃地支持美国，但英国的利益还在欧洲，以后会面临很大压力。所以法国和德国一下站起来之后就重申了在欧盟的领导权，在危难之中为欧盟重新确立的方向，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而且由于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导致美国在伊拉克周边国家不能够顺顺利利地开辟很多战场，大大延缓了美国得胜的时机。

第三个方面是美国两大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张力。美国传统既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又有共和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美国是一个大的共同体(community)，强调为共同体而战，为了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强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追求。用罗尔斯的话来讲，人道主义是所有大的文化的“重叠共识”。这种“重叠共识”，你可以在基督教里发现，可以在儒教里发现，可以在道教里发现，也可以在佛教里发现。现在施特劳斯把人们带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自然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作为至高的东西，把美国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带到区分敌我的政治上来。但是，美国还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样必将造成美国人内心的分裂，必将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邪恶帝国和道德帝国的冲突，这种冲突会折磨美国好几代人。在布什发表最后通牒之后，美国一位最老的自由派参议员的讲话表达了这种道德帝国与邪恶帝国的张力，他讲到，“今天，我为美国哭泣。美国再也不是那个强大、仁慈又热爱和平的国家，那个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他警告，美国将会为帝国梦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不少美国学者所标榜的“软权力”的丧失，美国在世界上可能会相当孤立。美国可能低估了世界各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并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张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若干年国际战略的走向。美国战略的天平向哪边摆，伊拉克战争至关重要。如果战争顺利，新保守主义就会更进一步得势，进一步追求新帝国的梦想。反之，如果战争损失较大，或在战后问题很多，追求新帝国的势头就会有所遏制。

一百多年前，韦伯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提到，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一次不起眼的战争的失败是罗马衰亡的转折点。这次战争后，罗马人逐步放弃了战争与扩张的战略，从而导致奴隶来源的枯竭，导致罗马经济的危机。今天的伊拉克战争相对于美国的战争机器而言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战争。但战争的惨烈、零伤亡神化的破灭、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否会使这一场小小的战争成为新帝国的条顿堡之战，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