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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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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各位河友:

    《蒲公英》从这一章开始就要“不再抗日、改打内战”了,这是马甲我从未涉及的领域,刨坑的时候心里难免忐忑。

    所以想事先声明一下:马甲我保证以认真的态度写字,并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也请各位河友(特别是版主)在审阅的时候给予严肃指正,一旦发现不妥当的苗头请及时提醒,以免误己误人。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议论的时候能够保持一定的宽容,言辞上适可而止……

    总之,挖这个坑的目的只是想让大家觉得有趣,如果为此而感到“闹心”,那就未免有点儿划不来了。各位的意下如何?

    ——————————————————————————————————————————

    台源寺战斗结束之后,伞兵二队就撤离了战场,把清缴武器、转运军粮以及处置战俘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了游击队。

    (有网友问马甲:国军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日军战俘的?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日军将领是什么级别……说实话,我在这方面也属于孤陋寡闻。但既然被提问了,也只能抛砖引玉的讲几句,希望能够得到高人的指教。

    应该说,国军对待日军战俘还是很不错的。广西和湖南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一般都送到贵州镇远的战俘营,这个建筑群就设在镇远县城里面,如今是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宿舍教室、礼堂操场,还有“反战同盟俱乐部”什么的,比一般的军营漂亮多了。

    被俘士兵中的“朝鲜日本兵”一般都不算作战俘,甄别之后单独组队,经过整训穿上新军装——草绿色制服、船形帽——编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这些人于45年10月在天津集中,然后就由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军舰送回朝鲜去了。

    至于“国共双方所俘虏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以马甲所知,八路军方面,晋东南分区的武工队在正太铁路炸火车的时候,俘虏了一个“中将旅团长”铃木川三郎,时间是45年的1月中旬,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铃木中将”是伪山西省政府的行政顾问,属于“文官挂军衔”,因此这个“中将”难免有点儿含糊;不过,国军方面就更含糊了。据称,他们俘虏了一个少将军官,而且还正是在这次台源寺战斗中抓获的,讲得有鼻子有眼,是个“副师团长”、名字叫三木郎……可马甲我觉得日军编制中好象没有“副师团长”这个职位,而且我在45年的湖南日军将官名册中也没找到“三木郎”是个什么人物,所以不免有点疑心是不是有人把少佐的肩章误看成少将了——除此之外,马甲就没听说过在战场上还俘获过其他的将军级别的日军军官。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自己并没有抓到过日本少将。当时只是把战利品交给游击队处置、俘虏兵也由他们移交给100军了)

    伞兵部队之所以迅速撤离台源寺镇,是因为担心日军增援部队有可能进行反扑。“陆军突击总队”从建立之初就被定位为“攻击兵团”,训练和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停留、不防守”。换句话说,打防御战不是伞兵们应该干的活。

    部队回到了洪市镇。“中美联合部队”的营地设在机场旁边的太山村,一二分队则与大队人马隔着蒸水、单独驻扎在河对岸的邓家台。

    周之江阵亡以后,二分队没有任命新的分队长,而是统归一分队的刘盛亨队长指挥。对伞兵而言,这样的指挥方式是十分正常的。因为空降作战时、官兵们经常会在战场上散布得七零八落,所以在平时就十分强调“服从军衔”的理念——只要是几个伞兵聚在一起,谁的军衔高谁就是领导——前些日子空降洪罗庙的时候,大家一时找不到姜队长和刘分队长、就纷纷向周之江靠拢,现在周队长不在了,听从刘盛亨的命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伞兵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大吃大喝。

    听说国军收复了台源寺,四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表示祝贺,慰劳品成筐成担地送进军营,上面贴着大红纸、写着“鬼子肉”,实际上全都是猪肉。于是乎,当兵的整天捧着肉丸子、红烧肉,从早吃到晚,由于油水太大,搞到最后都拉肚子了。

    蔡智诚发现陈保国也在大口大口地啃猪蹄,不由得十分奇怪:“喂,唐僧,你怎么也喜欢吃肉啊?”

    “是啊是啊,吃鬼子肉属于超度,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德”,这家伙倒还满会找理由。

    后来相处久了才知道,陈保国这个和尚只是单纯反对杀生,对喝酒吃肉却是很愿意接受的。

    刘盛亨队长每天都要用对讲机与队部联系。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好消息,说美国空军在日本扔了两颗“新式炸弹”,日本鬼子顶不住、已经打算投降了。

    美国人的武器厉害,那是所有人都亲眼见过的,可要是说才丢两颗炸弹就能把小日本炸得喊投降,大家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打了八年仗,谁都知道鬼子兵是一帮多么亡命的家伙,岂能够如此轻易就认输。

    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1号下午,姜键队长开着一辆美式中吉普跑到邓家台来了。这种吉普车是和机降部队一起着陆洪罗庙的,总共有两辆,在攻打台源寺的时候没有使用,现在另一辆由美国兵驾驶、这一辆就成了姜队长的座乘。姜键少校站在车子上得意洋洋地宣布:奉上峰指令,伞兵即刻开赴长沙,协助国府特派专员洽谈受降事宜。伞兵二队将成为收复湖南省城的第一支部队!

    姜队长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维护国体,不卑不亢、小心审慎,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许讥笑漫骂对方,遇到重要问题应及时向带队长官报告”。他还提醒部下:“为壮观军容,每个人都必须准备一套干净礼服,以便在进城的时候向长沙市民展现我军的蓬勃士气”

    这下子,大家终于相信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伞兵都没有睡觉。官兵们擦洗枪械、熨烫军服,不停的讲话、还一个劲地傻笑,其实谁也没注意别人在嚷嚷什么、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每个人都在喊叫、每个人都在用激动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在这里!我们赢了!我们是胜利者!”

    8月12日上午,伞兵二队启程前往长沙。一二分队乘坐三辆卡车紧随姜键队长的中吉普在前头开路,其他人员的汽车则间隔一两公里、跟在后面。

    这些道奇十轮卡车是通过“潭衡战区指挥部”调集过来的,开车的司机好象还不大弄得清状况,疑疑惑惑地问道:“是长沙的日军要投降了,还是整个湖南的日军都要投降了?”

    伞兵们告诉他:“是全中国的日军要投降了!是全日本的鬼子全部都要投降了!”

    卡车司机撇撇嘴:“切!空起吹……”

    车队开过湘潭附近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几架盟军的飞机。那几架战斗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猛地俯冲下来向城里的日军据点“哒哒哒”地扫射。

    看见这个场景,卡车司机难免有点儿担心起来:“喂!你们知道日本要投降,可那边的日军知不知道自己要投降呀?”

    对这个问题,伞兵们也有点吃不准了……

    汽车开到长沙南郊的杨家山,正式进入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公路边有个日军兵营,一大帮小鬼子正光着膀子在场坝上操练,“嘿哟——嚯哟”的整得蛮起劲,对轰隆隆开过来的国军部队不理不睬。于是,姜键队长就把吉普车停下了,伞兵们也纷纷下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全都对准了这群光膀子。

    很快,从据点里跑出来一个日军大尉,手扶着军刀、撅起屁股敬礼。姜键少校就给他讲解我军的任务和政策,他讲一句、那鬼子就“哈咿”一声,从头“哈咿”到尾、却还是一脸的茫然,一句话也没听懂。

    只好让刘盛亨分队长来做翻译。谁知道,刘盛亨这位“外语人才”是个半吊子货,平时模仿两句“枯啦”、“八嘎”还将就,一旦遇到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词汇就傻了眼,吭哧了老半天,鬼子大尉越听越迷糊,最后还是把汉奸翻译官叫来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的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除了运气不好浑身没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有文章记述:“伞兵部队参加了长沙的受降仪式”,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伞兵二队只是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与日军“洽降”阶段的活动,受降的工作是由18军完成的。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军坂西一良投降的时间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这时候,蔡智诚和他的伙伴们早已经飞到南京,观看岗村宁次投降去了。

    元宝推荐:Mac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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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接收怎么一片混乱啊?

      乌烟瘴气,大家都想打捞一笔,这样的队伍上前线真能打好仗?

      还有加在这位胡琏少将身上的高帽真能顶到天上去啦!他是何方神圣?能说说不?

    • 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八)

      1945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消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于是,1946年,何应钦只好带着老婆和五个随从“出国考察”。在美国住了一年多,何家老两口别的没学会,却双双昄依了基督教,并从此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伞兵部队参加南京“双十节阅兵”的这一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事实上,在这之前,蔡智诚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正与蒋介石总裁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当时,大家都对谈判的进程十分关心,都盼望着国共双方能够谈判成功、盼望着劫后余生的中国再也不用打仗。

      在进行和谈的那段时间里,南京四郊的枪声依然没有中断。国民党军和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在苏南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摩擦。刚开始,新六军和七十四军都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几次冲突都吃了亏,汤恩伯(京沪卫戍区司令)顿时火大,紧急起用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并且以这帮“清乡专家”为主力、实施突击扫荡,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打跑了。

      ——顺便介绍一下。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是伪军的精锐,下辖三个师,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比较高,有“清乡专家”和“支那第一军”之称。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没有被缴械,而是直接受“陆总”的指挥,后来,伪警一师被编入74军51师(即整74师51旅),警二师则被编入74军57师(整74师57旅)——所以,被消灭在孟良崮的整编74师的官兵并不全都是“抗日英雄”。

      当然,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的情况——“警三师”师长钟健魂(解放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对国民党的改编方案不满,于是率领一个团投奔了新四军二师,后来,这七个连被编入华野7纵55团(该团的1营有红军底子),从而使55团一举成为7纵的头号主力。而这个7纵55团,就是后来的11纵31旅91团、解放军29军85师253团——也就是在金门岛被国民党军吃掉的徐博团。

      当时,伞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南京江浦方向的侦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跃的新四军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南京城周围也显得太平了许多。于是,三支伞兵队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进行休整。

      临离开南京之前,蔡智诚又去了趟何公馆、向何纵炎先生道别。“何幺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小蔡回答道:“准备回学校继续念书”,何先生就说很好很好,还说“回去劝劝你家老爹,社会形势变化了,脑筋不要那么死板……”。蔡智诚这才知道父亲与何家兄弟闹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45年,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在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分管邮政储蓄业务。这时候,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纳社会存款、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尽全力推行“爱国储蓄”、“有奖储蓄”、“节约建国储蓄”的同时,何纵炎等人却依然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款。

      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顺便“八卦”一句。几年前,有位叫温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门”,她的阔丈夫就是何纵炎的孙子)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不过,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他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五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哩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五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就是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型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伞换成了现在的T5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智诚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十六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他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智诚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操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智诚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智诚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智诚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智诚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智诚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智诚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智诚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智诚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诚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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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会不会扔错了伞?

        扔掉的是副伞

      • 家园 坑深,底硬,心急,挠心....
      • 家园 小蔡挂在天上已经4天啦,马甲行行好,放他下来罢
      • 家园 汪伪首都警卫军不是一般的背啊?不上孟良崮也是去金门岛,都是绝地

        RP指数估计在投鬼子之时就用光了

      • 家园 员外,手榴弹事出偶然

        谈不上的,

        当时这些怀揣手榴弹的丘八就是去找学生算帐的,是不是事前就预谋好扔手榴弹还可两说,但这一批人绝对不是去玩的,事先有人与学生冲突吃了亏,回营搬救兵,直接就是去报复的,没问题的。

        • 家园 有道理!谁平时一伙人上城玩还揣着几个手榴弹?肯定是蓄谋的。

          有道理!谁平时一伙人上城玩还揣着几个死沉又危险的手榴弹?就算是军官也不可能。肯定是蓄谋的。

      • 家园 何敬之这是自己找的。

        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想猫到北平,老蒋能不犯合计吗?

        抗战结束后,李宗仁就呆在北平当行辕主任。何与桂系的李黄白眉来眼去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桂系的几次成功逼蒋下台以后,何都蹦出来帮助桂系。而且,北平离东北很近,当时在东北剿共的杜光庭等不少人都是何的好学生。这些人手里还握着新1军新6军等精锐部队。就算老蒋没注意到,与何水火不容的陈辞修也会提示总裁的。

        • 家园 他有派系吗?

          好象那些不属于陈诚,胡宗南等派系的都名义上属于他的派系,实际上很松散的。他和桂系搞在一起,能搞出什么名堂,桂系能让他当老大?他野心不大吧,但是老蒋还是要防一防他。

          • 家园 桂系需要他。

            桂系一共才多少部队,黄埔生掌握多少部队。没有何应钦,即使老蒋完蛋了,李宗仁等也控制不了老蒋嫡系部队,特别是比较能打仗的关麟征、杜聿明等人。

          • 家园 老蒋的位置对别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对何应钦来说,是可望而可及

            何应钦是国民党内黄埔系统的二当家,自然不必学别人那样去搞小集团了。

      • 家园 钟健魂的起义很有意思

        他的一部分部队后来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被俘的国军看着他们成建制使用的歪把子机枪表情十分奇特,询问下来,才知道也是原来汪伪首都师的兵,歪把子是这支部队的标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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