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杂交水稻怎么来的？ -- 洗心
家园 【原创】杂交水稻怎么来的？ 刚读到萨苏的“农民-文革-知识分子” http://www.cchere.net/thread/1319148，
同样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且读伤痕文学长大的一代，俺十年前和萨一个想法。不过，随着读的书走的路越来越多，越来越感觉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文革确实有反智主义的一面（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另一方面，文革同时极大地推进了教育：中国人读子曰读了两千年，识字率从来没有超过30％；读毛选二十几年，识字率立马上升到近70％，而且对农村来讲，进步主要是在文革十年。科技方面，文革交出的，也远不是一张白卷。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公认第一的科技是杂交水稻。有足够的证据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杂交水稻。除了下面所引老田文章所说的人海战术和群众运动，使大规模样本试验成为可能，袁隆平能得到重视也是拜文革之赐：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理论是在61年，但当时国际主流农学家们（主要是美国）认为水稻是自花传粉，杂交不可能，即使能杂交也没有优势。当时中国的农学家大腕们也紧跟美国，袁隆平的想法被批为异想天开。所以他直到64年才搞到一点资源做小规模试验。他得到重视以及大规模支持是67年以后的事，是和文革提倡的“怀疑一切，挑战权威”紧密相联的。如果不是文革，袁隆平恐怕还被迷信美国的学霸们（哈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果然不是白当的）压在不知道哪个旮旯里呢。
杂交水稻小麦育种过程中间的“人海战术”和“群众运动”
作者：[老田]（2006-09-20）
老田按：大概是在七四年或者是七五年，我本人就曾经参加过杂交水稻的育种活动。当时我正在小学上学，星期天按照 要求都要下生产队劳动，劳动一天可以挣三分工分。受队长指派，在公社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和另外的小伙伴每两个人一组，用稻草搓的绳子来回拉锯，为杂交水 稻授粉。记得当时我生产队是拿出十亩最好的水田，进行育种，这些种子似乎不是最后起作用的，秋收之后全部都上交了，一粒都没有留下。今天在家浏览当代中国 丛书农业卷光盘，其中涉及到当年的育种问题，就把其中两本书中间关于育种的记载摘出来，供大家参考。
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 历，对照今天的科研体制，十分感慨。若袁隆平在今天的科研体制下，以黔阳农校教师的资格，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帮助，但是他当时一个有价值的发 现，迅速导致了一个全国性的科际力量总动员。作为杂交育种事业技术带头人的，不仅有袁隆平这样的农校教师，甚至还有土里吧叽的正宗“农民”――山西太谷县 农民技术员高忠丽，真正是土八路和游击队统统上阵的全民动员架势。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科技研究体制，回想起来很让人吃惊，除非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否则，在 那样的体制下，各种突破机会肯定会被迅速把握到。一切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资源，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都被全国性的科研人员和农民合作，象“篦子”一样进行密 集梳理发掘，这样的研究过程不仅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大量的样本试验，而且由于广收并蓄各种种子资源进行杂交，几乎不可能遗漏任何成功机会，杂交水稻就是 这样才被发明出来的。如果放在今天“画地为牢、各自单干”的科研个体户体制中间，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间数量如此巨大的试验样本，搁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身上 恐怕几百年都不一定能够完成，至于跨省区乃至跨国寻找成千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远缘杂交和样本培植，则几近天方夜谭。今天回想，杂交水稻的育种突破，有且只 有当时的中国才具备成功条件，美国的科研机构的钱再多，也一样对付不了此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研究项目。
一九六四年，湖南 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首先开始了利用不育系进行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年复一年，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 组合，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经过六年的努力，进展都不很大。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他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他决心用野生 稻进行研究。
一九七○年，一个新的转折出现了：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 村四处调查，当年十月二十三日，李必湖来到荔枝沟，终于在一片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稻子：它的茎秆匍伏，花药瘪小，花粉败育，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 “向自然索取”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这一雄性不育系的发现，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当即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捧回农场，栽在试验 田里，精心培育，一共花了四天时间给63朵花授完了粉，终于获得了3粒金灿灿的珍贵种子。这一重大转折，为应用“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配 套选育杂交水稻的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能得到及时、有力地支持，它就会迅速发展。一九七一年春天， 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根据上级的指示，把“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农林部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把杂交水稻列入重 大科研项目；中国农林科学院召开协作会，成立协作组，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这项研究。从此，一个以“野败”为主要材料，培育“三系”的协作攻关，有 计划、有领导地在中国南方10个省、市、自治区蓬勃展开。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败”进行回交转育。许多科研人员为 了争时间，抢速度，一年四季，转战南北，“春在本省，秋赴广西，冬奔海南”，加速世代繁殖和选育。有的连续几年风餐露宿，不回家过春节。一九七二年，袁隆 平和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颜龙安等科技工作者分别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但是仍然找不到恢复系，“三系”仍然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 产，试验遇到了困难。就在这时，中国农林科学院又召开了全国水稻协作会议，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加强组织，扩大研究材料，选用了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 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一九七三年，广西农学院的教师张先程等和湖南省的科技人员，先后在东 南亚的品种里找到一批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率在90%以上强优势的恢复系，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了！
首批杂交 水稻即以其独具的特点和强大的优势，闪耀在水稻的绿色王国里：其根系发达，分蘖性强，茎秆粗壮，穗大粒多，米质良好，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它只需一般稻种 十分之一的种子，即每公顷15—22.5公斤，就获得每公顷7500公斤以上的产量。接着，为了攻克繁殖制种上的难关，他们边试验、边繁殖，总结出一套完 整的繁殖制种方法，使制种产量从开始每公顷150—225公斤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1500多公斤。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制种成本，而且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条 件。与此同时，他们也探索出一套与杂交水稻相适应的高产栽培综合技术。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一九七一年开 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于一九七五年选育出黎优57，一九八五年在辽宁、北 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市示范推广10.67万公顷，比常规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经过 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杂交水稻得到迅速推广，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066.7万公顷，这在中国水稻良种推广 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经过多年、多地区试种和大面积生产实践，无论是籼型杂交稻还是粳型杂交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多的增产1500— 2250公斤，这对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同时，这一科研成果还推广到了世界一些国家。一九七七年，中国杂交稻在柬埔寨试种成功；一九七九年， 引到菲律宾国际水稻中心；一九八○年，以中国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不仅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丰富 了遗传育种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农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湖北省沔阳县沙湖原种场科技人员石明松，一九七三年从作 一季晚稻栽培的农垦58大田中，发现了自然不育株（即核不育水稻植株），并进行了持续十年的研究。一九八三年初根据农牧渔业部的建议，在湖北省农牧厅和湖 北省科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北省核不育水稻研究协作组。该组经过三年集中力量攻关，系统地开展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使湖北核不育水稻的研究进一步取 得了重大进展。在应用研究方面，他们已经取得可供生产利用配组的稳定的新不育系粳稻15个，籼稻2个。石明松利用核不育材料选育的籼稻中39和粳稻晚粳 73，一九八五年已在较大面积上进行示范，每公顷产量分别获得8250公斤和9750公斤，显示了巨大的增产潜力。湖北省农牧厅和湖北省科委于一九八五年 十月召开鉴定会，对石明松发现的核不育水稻进行审定通过，正式命名为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电子书第三章第一节）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初步统计，全国共选育出农作物新品种3000多个。其中一九八七年统计的30种作物1279个品种中， 种植面积在66万公顷以上共16个。中国自育的优良品种，已在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生产上占主导地位，而且主要农作物品种三十多年来一般都更换了3—5 次，每次品种更换都使产量和质量有较大的提高。七十年代，以袁隆平为代表育成的中国杂交水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多的增产1500— 2250公斤，对促进中国粮食增产起了重大作用。杂交水稻一九八○年作为中国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同时还推广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这一重大的突破， 不仅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丰富了遗传育种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农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湖北省石明松发现的水稻光敏感核不育，为水稻 广亲合育种提供了重要资源。山西太谷县农民技术员高忠丽，发现小麦雄性不育株，经过多次进行杂交得出的后代均有一半是雄性不育株，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邓景扬鉴定，定名为太谷核不育小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具有显性不育基因的小麦天然突变体，在基础理论研究和育种应用上有很大价值。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鲍文奎育成的异源八倍体小黑麦，是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穗大粒多，抗逆性强，面粉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在棉花生产中，科学工作者开展了无毒素棉 （低酚棉）的育种工作，先后育出几十个无毒棉的新品种和新品系，在综合利用上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油料生产，中国的低芥酸油菜新品种育成，芥酸含量在1%以 下，商品菜籽芥酸含量在5%以下，有的品种不仅芥酸含量低，而且硫代葡萄糖甙含量也低，属“双低”品种。中国育成的玉米自交系间杂交新品种，以其显著的杂 种优势，可使单产普遍提高20—30%，甚至更多一些。这些品种通过评定，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大面积推广，对农作物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农业》电子书第七章第三节）
家园 您怎么不讲下面这部分呢？ 公平起见，我说明一下，这篇文章也没讲文革时期某些当时的领导对杂交稻的保驾之功。
…………前文略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后文略……
家园 有讲某些当时的领导对杂交稻的保驾之功啊。首先， 从这篇文章可以知道，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1966年2月，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也就是说，一直在做的课题5年半的时间里没有论文发表，如果领导不支持的话，大慨是做不下去的吧。
其次，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这也是领导支持的结果啊。
从这部份文章里我没有看到文革对袁隆平的研究有不良影响，作者更像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写了几句文革。
家园 他在文革里的受支持跟文革本身关系不大 受的冲击倒全是文革特色的。
文革初期，在受支持前试验田被毁，当白专，差点进牛棚，这也许是专为了说文革坏才提出来的，不过毕竟不是编的。让人这么乱哄哄的条件下搞科研，我看文革的确不怎么样。
至于他野败搞成功之后受到的那些支持，跟文革有多大关系呢？不搞文革就不重视杂交稻了吗？杂交稻在文革里出现就一定是文革的功劳吗？
此外，注意60－66年是在文革前。首先他是农学院教师，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搞研究未必一定要发论文的。其次就算领导支持他，也跟文革没关系，因为文革还没开始呢。
文革期间保护他的，也就是从省科委这段开始的，他们体现的是更高层领导的意图，有些具体的人和事我引的那段文章里没有写。具体的可以看袁隆平传：
外链出处。
以上文摘。全文比较长，废话极多，倾向性也很强，不过仔细看也能看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书里描的那么惨，不过反正也没楼主说的那么好，更不是托了文革的福。大致是文革初期受了些冲击，而66年发的论文引起了上面的关注，于是67年之后受到了上头的保护，中间有些小波折。
我记得过去看到的资料里说湖南省革委会当时的领导也保护过袁隆平，不过好像文革结束后因为站错了边倒霉，所以现在不怎么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暂时找不到资料了。
袁隆平传相关章节全文看这儿：
我觉得他这段历史，有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66年二月发的那个论文，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发论文的刊物是文革前最后一期《科学通报》。文革里这个刊物停了。文革要早半年，这篇论文发不了，结果会是科委领导看不到，袁隆平会按原定计划接受批判，进牛棚。
当然他也可能再出来，当然也可能再进去，或者等文革完了再出来搞他的水稻。好在历史不容假设，他根本就没进去。所以他是有点运气的，中国也是有点运气的。
说句题外话，本来按计划都要接受批判进牛棚了，上头一个通知就得了大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被赦免那段真是很讽刺。我不知道这文革里的事究竟有多少是有谱的。科学研究虽然总有点目的性，但是这样一会白一会红，总不至于是促进工作的吧。
而且，文革里，像他一样的人，多数怕是没有他这种运气。
家园 好像事实不是那样的～ 如果没有文革，这些成果可能会更快的出来～注意你提出的数据，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文革后才出来的，文革期间只是早期的探索阶段，如果没有文革可能会更好～
家园 不要说如果没有文革可能会更好这种话，要说现在再搞都搞不出来才对 现在的人心变了，多数人想着一夜致富。
袁隆平的科研过程，其实不要很多经费投入，要的是那份事业心。
现在科研经费比以前多多了，可是人心却很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家园 如果文革中中断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你的说法才能成立。 中断了吗？
家园 差一点 开始是没发现这个研究居然和上头的精神（反对权威）对路，群众是想斗就斗，想砸就砸的。后来突然发现了它的政治正确性就大力支持，好像当时湖南省的革委会主任对这个研究的支持比较大。
不可否认，当时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确对杂交稻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杂交稻证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破除思想和人事上的障碍，搞国家急需的科学研究，那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这个优越性。拿来批评现在的学术界一些现象，也算合理吧。摸石头过河，总有踩空几脚的事。
但是我想澄清一点，如果没有文革，在毛主席去世前，中国仍旧是在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的苏联模式公有制经济体，只要得到重视，这个课题受到的支持会是完全一样的。共产党人不讲究祥瑞，野败不是马克思送来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杂交稻的功劳不能算在文革的头上。
其实，这杂交稻可以说是幸运，是赶对了路线，而且及时被领导发现了，那没有赶对的呢？也许可以说，当时的国力不允许把面铺得太开，不能分散研究力量，可是文革里，很多研究力量去干什么了？不是做研究吧。
家园 我的观点是文革延缓了成果的获得～ 家园 看看老科学家们怎么说的吧 周光召：今天科技界民主氛围不如以前
联合早报网
最近，“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在接受《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专访时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周光召的这番由衷的感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12月6日《南方周末》）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然而，时至今天，这样的氛围确是很难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了”。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笔者以为，除了周老指出的当今科学研究领域“交流太少”、学术民主氛围不浓之外，更主要的还是缺乏过去那种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名与利的思想占据了主流。现在，有的虽然也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或争鸣，但不是为了在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和争论中得出真理性的认识，而是固执已见、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自己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被肯定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上的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一旦被否定、推翻，则意味着学术上的无能，以致影响到自己的名声和进步。学术争鸣走了调、变了味――争鸣成了“争名”。难怪周老一番感慨！
“水尝无华，相荡方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在科学研究领域，最可贵的就是争鸣。只有争鸣才能激发出思想火花，只有争鸣才能吹散理论雾霭。
周光召的一番感慨，深刻揭示了当今科学研究领域的弊端。要知道，学术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须臾不可或缺，名与利的缠绕须臾不可容留。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首先端正学术研究中的“争名”思想和不良风气，大力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氛围，使“争论”成为一种常态；要积极建立鼓励和保护“争论”的有效机制，使大家在争鸣中做到不惟上，不惟书，敢讲真话，敢进真言；同时，作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对涉及自己学术观点的争论，应有积极的心态，不怕别人质疑和否定，对的要坚持并不断完善，错的要勇于承认，决不可碍于情面或为了私利而固执己见。
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宗周 [2007-12-05 17:27:51]
编者按：“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面对日益改善的科技条件,今天的老科学家却开始怀念和呼唤那个曾经逝去的年代。中国科技界目前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它将会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消极的影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接受了专访。
■现在，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 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
周光召，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中做出重大贡献。 CFP/图
研制核武器是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
记者：说到科技创新，总会提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 “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亲历者，您认为，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周光召：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成就时，不可以忘掉这段历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那个时候，刮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中，仿佛完全不需要知识就可以炼出钢铁……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那一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了著名的《科研十四条》，恢复对科学、知识的尊重，重新凝聚起知识分子，让他们把精力放到研究中。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破坏，科研环境的恢复和科研秩序的重建工作非常艰难。聂荣臻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实验室，帮助制订实验室管理规则，他的要求细致到“要保持实验室清洁”等。
记者：中国发展核武器，除了苏联专家早期的帮助外，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独立研究。而且，当时从事两弹研制的中国科学家都非常年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光召：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繁荣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被很多人看不起。因此，研制核武器就成为科学家们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和陈毅都曾讲过，有了核武器，我们的外交工作才好做，也是这个原因。
这支队伍从组建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能为祖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软环境不好
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记者：现在，我们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借鉴“两弹一星”成功的宝贵经验，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
周光召：其实，不仅仅是核武器，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有科研工作者们这种报效国家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当然，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时候，精神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是很困难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论文，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记者：你一直强调营造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和创新的软环境，软环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周光召：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今年是半导体发明60周年，同时也是超导理论发现50周年。有一位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巴丁。巴丁很聪明，但他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会去适应社会，比如去搞地质勘探、当海军等，都很出色，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绕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而现在有的人却很脆弱，经历这样一番波折，可能就不行了。
记者：你举巴丁这个例子，给人启发。但在营造创新环境中，怎么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却是一道难题。
周光召：出现这样的问题，和我们以前的措施有关系。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例子和解决办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强调基础研究，就一切都以论文发表为标准；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研究所开门办所，到工厂中去找课题。这种跷跷板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行，恐怕要考虑平衡木式的处理方式。
［作者为《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社社长］
家园 老科学家哪句是在讲文革？ 你给的文章里倒是见到不少批评大跃进的言论。
文革，恐怕属于不屑一提吧。
家园 老科学家在讲今不如昔 老科学家在讲今不如昔
象您这样的主流们批文革批了三十年了，越批越倒退。
文革很复杂，其中可批评的地方也很多－可惜一帮全面否定文革的应声虫根本抓不住要点。可是，现在居然还不如文革了，难道没有可反思的吗？
家园 哥们，学术界的看法是，学术平等最好的年代有两个 大致上是55年到65年，77年到87年。原因呢，我猜想，前者是因为国家大业初定，人心齐，而且自己培养的学生们走上了科研岗位。这些学生对党的话是真心去实践的，而当时成名学者多数还没有老到听不进人话的岁数。再者，我党掌权初期，那是一派积极向上的景象，而且全国老百姓真的努力在修复千疮百孔的国家，大家对党的领导绝对服气，对党提出的学术路线百花齐放真心用户，也没有人借此对和自己有异见的人打击报复－－没这个环境。
从四清后，好似慢慢就不行了，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
文革时，以声学所为例，汪德昭扫厕所，马大猷看大门，您说学术不受影响，您骗鬼呢您？自然，汪先生清洗的厕所，个个是卫生标兵；马先生带着红箍看大门，从没放过任何一个企图无证乱闯的。可是，这个是科学家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就不是文革时期，他们做这样的工作也不会差吧？
两弹一星在文革时，也是国防尖端，收到特殊保护，冲击受的少。军用声呐可是全面停滞的！50年代研制的声呐，80年代还在服役！我海军将士的命，就靠文革口号保卫吗？
文革时的学术不是没自由，而是分阶级。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要革委会订。还好革委会里并不都是坏人，而且也有愿意听专家意见的，所以有些研究没停顿。但是个案与群体是要分开，对吗？
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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