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家园 回复 也许后期那种理论修补是他做的。本来作为种政策，要说他提出，他可没有这样胆略，当时也根本不够这样的地位。
最早的毛就不说了。
即使是邓，我记得好像最早在70年代末说起来就有类似构想了，后来是82年还是什么时候，又提了。而且这个最初是用来对台的。当时王还在读书吧。
南京那学校这么强啊。不过我们当时高考时，看到上大有个专门招生简章，专业名字忘了。上面居然还写了政审等，看写出的学习内容，一致认为明显是培养间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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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对，构想是70年代末邓公提出的 最初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设想，后来的完善有好几个人参与，王沪宁是主要贡献者，我记得严家其好象也参与了。当然到后面和港英讨价还价也是一种补充。
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这个和苏联末期的全民党理论很相近，结果也很相近，两个党都被和平演变了。虽然我不同意王沪宁的这些观点，但我想他无疑可以算是一个大牛。旧的信仰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先找一个理论的方向，让这个组织不至于如苏共那样马上接着崩溃，借以维持这个组织的基本运行。我想这是他的贡献。
他去北京前我班上一个同学还去送他，当时不明白他有多牛，虽然有听过他的讲座。等毕业后才知道这是个牛人。
解国关的保密级别比南昌陆院还要高，应该算总参二部下面的，和国安还不一样。据说我们那个年代女生毕业都不肯服从分配，似乎是因为害怕进燕子的编制。
家园 这个嘛：） 瑜亮之争，向来如此，不做多辨。
复旦的发展多有危难之时，但每次都有贵人相助，复旦的声势不完全是靠自己迎来的。这恐怕是老贵族交大看不上眼的主要原因。
其实当年复旦的成立，归根结底是源于南洋公学的一场学潮，没有这些，复旦未必就会出世，有关种种，待俺包子一笼笼端上
家园 这个 del
- 复 这个
家园 说起交大，还有一个怨的在西安 当年80%都迁过去，搞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到家属区那边还不少讲上海话的。
结果贡献作了，现在也没生息了.100年的时候，上海那边是2亿捐款，西安这么300万,对比大阿
btw.我一同学，西安毕业了，到上海那边当老师，结果过几天跟我说，原来这么research都不是要做的, 当时心里爽了不少...
家园 交大怨念可以理解 上世纪50年代交大伤了元气，几次人为调整，名副其实的四分五裂，连正宗的“交大”招牌都不知该挂在哪个校门口了
；而同时代的复旦却是借着调整元气大补，分出几条枝叶，却吸取了上海原有教会大学的大半精华，虽然不是复旦自己安排的，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这一折腾复旦与交大的影响力自然就换了位置。交大焉能服气？所以我特别理解交大的心结，那么大的打击凭空就砸在脑袋上，总该让人发发怨念吧，呵呵
- 复 交大怨念可以理解
家园 交大院系调整后至今天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充分说明2个问题 1.经济决定教育水平。经济还可以牵扯到社会开放程度等等。总之，经济实力决定了科研教育水平，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
类似的还有中科大。想当年那是，不必赘述，总之刚恢复高考那会儿至80年代，90年代初，和南大一样凌于上海两所之上。现在呢？
至于西交，我所有陕西同学都或多或少鄙视之，有父母在其中工作的，更跟我说是“完全不行了”，留不住人才，青年有能力的都到东部来了。
2.学部委员的力量。当时交大西迁，一般的员工都走了，比如江的老师好像都走了，但学部委员留下的好像不少。当时那些人，毕竟很有能力，上交大凭他们重振了机电两系。
家园 交大西迁的时候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学部委员吧 西迁来到西安的可不是一般的员工啊，钟兆琳、沈尚贤、周惠久等老师不都是到了西安吗？当时留在上海的主要是造船系的老师，还有其他各系的一小部分人员，大部分青年骨干也都到了西安（比如陈学俊、蒋大宗）。
陕西同学抱怨交大不行了，尤其是父母在交大工作的，纯粹就是自己说自己。我也算是半个交大子弟，对交大的情况比较了解，交大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一帮子陕西的行政干部（一群浆糊脑袋）弄出来的。郑南宁当校长以后还是好的，有不少起色。如果“阿童木”继续当校长，那就只会越来越糟糕。
至于上海交大后来的发展，那是人家后来发展得好。
家园 交大的造船系是在院系调整中由大连工学院合并过来的， 是交大在院系调整中唯一受益的学科。
留在上海的交大的学部委员有程孝刚，周志宏， 朱物华等。
老校长、电机专家朱物华是朱自清的弟弟，89年初88岁大寿时，江书记还执弟子礼去给他祝寿来着，因为朱教授教江《电视》这门课，这在40年代属于高科技学科。
当初朱物华考交大电机系的时候，还被朱自清责怪了，因为那时候，朱家已经家道中落了， 大哥责怪小弟不懂事，要读昂贵的难考的交大的电机系，而他们的父亲，就是《背影》中的那个父亲，支持他考交大的电机系。
80年代以后，有教师从西安交大回流上海交大，比如搞人工智能的博导蔡建国等，有的老师回不来，就想方设法让子女回来，上海交大有一些青年教师是西安交大的教师子弟。
分校时留在上海的青年教师中，有一个搞材料的，叫阮雪榆。
阮雪榆院士是国际知名的塑性加工和模具技术专家，我国冷挤压理论与技术的开拓者，在国内外首创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并首先研究成功黑色金属的冷挤压技术，著有《冷挤压技术》等4部专著，对指导和推动我国冷挤压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上摘自外链出处
文革结束以后，阮雪榆在国内首先提出冷挤压理论，国内学术界对此新工艺闻所未闻，他的研究基本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文革10年他一点没耽误，因为他在文革中天天泡在图书馆，看国外的学术期刊，得以了解国外在模具加工技术中的最新进展。文革中，国外学术期刊的同步引进没有停止，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家园 那个只是凭印象大概一说，自然是漏洞百出，见笑啦 仔细查了查西迁时上海和西安两地的教师比例，差不多是4：6（因为运输起重系后来回上海了），个别专业甚至即使西迁了，留在上海也是大多数，比如企业经济，一共7个老师，调走了一个，留在上海的四个，来西安的只有两个——不过来的这两个年轻教师后来都很有名了：汪应洛和李怀祖。
家园 re 也许老兄说的是对的。
具体的人我都忘了。这还是当年高中（我交大附中的）时候，接受的校史教育来的。不过我记得当时给我们讲校史的老师提到了好几个留下来的委员。
我说的“一般员工”，表述有点问题，抱歉。我想说的是除了那几个委员外，机电两大块的大部分人，包括中青年骨干都走了。而现在上交明显胜西交一筹，他们是颇以此自豪的。
我那些同学么，因为对西交比较了解，这么说大概也是怒其不争吧。
- 复 re
家园 年纪大的人留在上海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些人家庭困难很多，当时国家和学校也都理解他们的困难，但是很多西迁的教职工的困难也很大。比如钟兆琳教授，夫人卧病在床，两个儿子也都不在身边，自己身体也不好，周总理都劝他留在上海，但他还是决定到西安来。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西迁过来的，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没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所以我妈妈到了66年才从上海到西安的。
西安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以我家为例吧，我的爷爷奶奶是54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从清华来到西安的（另一个学校，不是交大哦），在清华的时候，他们住的是洋房别墅（梁思成是他们的邻居），到了西安，住得是平房不说，家里还只有一个电灯泡，也没有自来水，只能天天挑水。
所以我觉得西安交大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一支很强大的工科研究力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至于“怒其不争”嘛，他们要是了解一下交大和省上的矛盾就明白了。简单地说，省上觉得交大是外来户，又归教育部管，于是就不怎么支持（这就是陕西人观念狭隘的地方）。再说了，上海给上交的支持力度是陕西所比不上的。举个例子吧，“985”的时候，上海给了上交6个亿的资金支持，陕西只能给3个亿，是所有学校里面最少的，而且还只能先给一半，其余的以后再说。这还是90年代陕西有些钱了以后的事情，要是再往前，那差距就更大了。
对了，看来中国的学校里面最重视校史教育的就是这两个交大了。您是上海交大附中的吧？嘿嘿，校史教育也推进到中学了。我的西安交大附中的同学也是在中学就接受了校史教育。谁是正宗的这个问题害死人啊。其实要我说，都好好干，才算不辱没了“交通大学”这个名字呢。否则即使分出个正副，一个总是抱怨客观条件差，一个总出陈进这样的骗子，谁都没有脸面说自己是交大的传人。
最后说个钟教授的小故事吧，他喜欢吃南方菜，西安当时惟一能做这些南方菜的只有东亚饭店，于是他每周都步行进城（当时没有公共汽车，两院院士陈学俊的儿子上学只能坐拉粪的马车），久而久之，饭店的服务员都很奇怪，第一，这些菜都很贵，第二，钟教授穿着打扮很“模糊”。于是东亚饭店就派了一个服务员跟踪，发现是到了交大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描述完此“嫌疑份子”的样子后，警察也笑了，说如果他吃不起，那就没人能吃得起了。唉，每次提起这些老人的轶事，在笑过之余，总是使我的鼻子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