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某些人乐观的理由 -- 龙战于野

道理很简单，没有老鸨逼良为娼，姑娘们会饿死街头。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就活不下去

三十年来，在大循环理论和自由经济理论指引下，中国以美元为目标货币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正是这个改变才为美国超级债务帝国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资源可能。正如刘涛指出的，中国的“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中国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三十年来，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蜕变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执政党蜕变成为剥削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正是这些蜕变才为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发达提供了政治保障。执政者，尤其是地方当权者已经与本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结成利益攸关的政治经济联盟，虚拟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也就有了行政和法律的保护；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放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诉求，事实上已把台湾交给美国托管，并且对美元本位的经济体系和西方政治秩序无原则、无条件地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正是这些国家基本策略的改变才为美国全球金融、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巩固与延续提供了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正如刘涛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这恐怕也是今天中国的买办官僚阶级、新生剥削阶级甚至共产党领导层决大多是官员的肺腑之言吧?

由此可见，中国三十年政治经济改革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在国际上协助和支援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空前壮大，也在客观上刺激、助长和纵容了债务帝国虚拟经济的“发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认为中国过度的美元储蓄助长了美国资产价格泡沫。可是，刘涛却引以为自豪，他不无赞赏地论道：“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在国内，三十年的政经“改革”抚育了地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期发展形成严重威胁。这些地方官僚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相助为虐，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进行无情的盘剥和掠夺。以例为证：地方政府扶助跨国公司以其规模、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国内市场进行垄断，不仅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造成整个国家和居民的福利损失，以及国民资源与财富的大量外流（对此国家毫无任何法律法规加以制约）。目前中国的外资垄断很多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吃里爬外，人为打击民营资本，却极力保护外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收益，帮助跨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社会财富。2002至2007这5年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100万。外资企业的平均税率是17%，而民资民企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则需要交平均33%的税。在国内已开放的任何行业，排名前五的都是跨国企业，不是因为它们财大气粗有竞争力，而是国家引进政策让它们降低了一半的成本。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与外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随后将巨额赃款汇往国外私人账户。这就是大循环理论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中国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最彻底、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的国家。

改革家们带给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拿中美两国经济作一个比较：以1959年为基点，美国用了49年，到2008年不变价GDP 增量为4.9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6.6倍，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再以1990年为基点，中国只用了16年，到2006年不变价 GDP增量4.7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2.6倍，每年超额货币发行速度为10%，是美国的2.8倍。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到 34.5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4.3万亿美元，而当年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可是美国同年货币M2存量相当于GDP的55%。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3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泡沫化的程度比美国严重3倍。可是控制着世界货币、人口只有中国1/4的美国要比中国有更大的周旋空间。美国在以中国1/3相对货币规模的基础上，都已经形成了超过GDP两倍的股市泡沫，以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中国仍以每年17%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加着货币存量，比美国快3倍的速度在制造着泡沫，也可以说，中国经济走向危机的速度比美国快3倍。看看北京上海两地市中心房价已经达到10万元人民币/每平米，而两地城市居民平均支付能力还不到这个价格的1/20。就是这样的房地产“繁荣”在支撑着地方财政和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收益。当不可避免的崩盘一旦到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串通银行和房地产商，反过头来拿这个大泡沫挟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威逼央行托房市。他们为了保住投机暴利，不惜给国民经济绑上更大的定时炸弹，其做法与刘涛在他的文中鼓吹救美国债券市场的“软着陆”主张如出一辙。

这种靠炒房市和炒股市来制造经济繁荣假象的做法，是效仿了美国9/11后的经济政策。进入21世纪后，美国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超级帝国的设想，着手控制世界能源和欧亚大陆地缘要冲，为此摆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网络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这个昂贵的计划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亮点，于是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内连续7次降息，紧接着就有了2003到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繁荣”就是这么制造的。然而美国经济最“繁荣”的部分并非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而是房地产连带起来的资本市场。繁荣的秘诀就是“资本化”运作，即将债务资本化，将风险资本化。所谓资本就是能产生价值的价值，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资本化就立即有了市场价值，就可以变“钱”，就有了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家们学这一套东西特别快，亏损再严重的公司只要经过资本化运作，把它抛上股市，就立竿见影地赚起钱来了，于是股市火爆，全民炒股，好不繁荣。城市中的一块居民住宅区根本生不了财，一抵押出去马上变成资本，上亿的银行贷款就落入了地方官员、银行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于是强行拆迁等各种恶行恶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房价也在就居民的怨声中不断飞涨，好不繁荣。这次改革家们又看中农村的土地了，又要将它资本化流转起来生财，又将有新一轮的“繁荣”被制造出来，三十年改革的成绩榜上又将有一番新的景色。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贫穷地区的官员去经济发达地区考察取经，发现夜晚挂着红蓝白三色条旋转灯的理发店生意实在火爆，于是亲身体验了似乎是最赚钱的行当，回到家乡如法炮制发达地区的致富之术。结果他家乡新开张的几十家理发店里没有一把理发刀，店里全都却坐着一堆不会理发的卖淫女。中国的改革从美国搬来的很多就是这样的制造着繁荣景气却不务正业的理发店。可是发达地区的理发店至少还懂得理发，美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还能孵育朝阳产业，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是一个敛财的骗局，一个制度化腐败和社会危机的放大器。

中国的另一个经济泡沫就是环境和资源负资产，情况同样可怕。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受污染民众的医疗费用逐年加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出超了GDP增长，造成社会总资产的隐性负增长。从比较优势来讲，在被西方垄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上，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只能是在比较劣势下生产。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抵消不了环境治理成本的增长而形成实际负债的后果。这种追求产品出口、追求美元的经济发展道路让中国自然资本损失更加惨重。……经过三十年毁灭性的开发……把环境和资源的成本损失和追加投入计算进去，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已经是个负数，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储备也难填补这个沟壑。朗咸平教授指出：“中国的下一代会很惨”，这决不是在耸人听闻。

处在严重危机下的中国，其经济已是身陷囹圄、进退两难，其社会已呈现累卵之危相，阶级对立日趋激化。这个现象决不是一个专业决策的技术性失误或客观条件的不济等说法就能解释的了的，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主体意识形态的崩溃，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政治上，决定经济政策的执政党对自己信仰的叛变，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颠覆。正因为当年流行资本主义“补课”一说，中国才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才会拥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正因为共产党成为“三个代表”而不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受跨国资本的剥削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资本家都可以入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才得以控制人大，私有财产才得以“神圣”地进入国家宪法的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土地才得以被官商合法买卖。“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也正因为官僚阶层成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和跨国资本的代理人，跨国资本的利益才高于民族利益，国家的统一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让位于中美贸易，让位于“国际正常经济秩序”，让位于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和谐世界”。

文化上，改革家们崇尚“重商主义”发展观，民族文化的价值依皈由此发生巨大转变。正因为“不管黑猫白猫”地走重商主义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华民族才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才会泯灭良心地造假、贩假，把民族智慧出卖给贪婪；正因为“无商不活”的致富观被推向极端，今天中国可耕土地资源的流失才到了危及后代生存的地步；正因为“唯商为贵”，从农村到城市才会“热闹得楼上是棋牌赌馆，对面是妓馆”，街上买毒品如同买香烟一样方便，“有奶便是娘”才成为社会的实用道德准则。

这次金融风暴揭示出，美国的经济成长已经丧失了依靠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结构。美国经济繁荣靠一虚一实两头拉动。实的一头就是依靠挥霍和浪费来刺激消费，以保持经济增长。美国的社会消费已经严重依赖海外，靠刺激消费维持繁荣的政策也已走到了尽头，这次房贷危机便证实了这一点。虚的一头就是靠广义货币存量放大和异化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赌博所支撑起来的虚拟经济，又通过虚拟经济来剥削中国的实体经济，将中国的贸易顺差重新回流到美国。这个体制的基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似乎已发生了动摇，向未来举债和向世界举债的债务经济政策应该是难以为继了，可是中国的鼎力相助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本来，美国具备雄厚的科技实力，科技创新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严重透支了科技创新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拉动的战略储备。美国事实上已是一个破了产的国家，债务帝国已经穷途末路，但是美国是不甘于衰落的，是不会像刘涛无知的幻想中所期待的那样“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走下霸坛，让中国“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美国将更加诉诸于对外扩张和掠夺来寻找经济增长点，因此美国将在政治外交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用它的“普世价值”垄断国际政治思维；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一连串的战争便是这种扩张的硝烟；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寡头对资本市场和货币的操纵，而全球范围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以及紧随而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对“受灾”国的“紧急援助”、“紧急贷款”正是美国攻陷一座座城池的金鼓之声。

中国今天的当权者对西方虚拟经济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美国债务帝国的衰落趋势缺乏历史的判断，对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侵略性和危险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事业缺乏坚定的信念，却只是肤浅地看到一定历史阶段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世界表面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富裕，于是抱着机会主义的投机心态，彻底抛弃了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竟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带领自己的国家“接轨”、“融入”一个不断制造着灾难的经济体系，还孜孜效仿美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向本来不得其门而入的“狼外婆”们拜师求教。不少像刘涛这样的“专家”、“学者”更是以他们空妄谬伪的说教让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歧途，不仅在政治上把中国的发展绑在了掠夺者的战车上，而且在经济上把中国的资源、环境、社会财富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变成了美国债务帝国的殉葬品。

经过三十年的“伟大改革”，一个“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又屈膝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口口声声要崛起的大国，其国民经济70%依赖于美国和西方消费市场，因而变得如此脆弱。刘涛在他的文章中对此更是毫不讳言，“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帝国寿终正寝”而“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顾广东、浙江数万企业的倒闭潮，又继续增持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超过连续减持美元债券的日本而成为“破产帝国”最大的的债权人。改革家们三十年来的“伟大杰作 ”就是让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跳上债务帝国的“贼船”，与之同沉浮、同生死。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能接受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成果”，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开放”。

我们与改革家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于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西方金融寡头操控下的所谓“世界经济秩序”，也就是这个以美元为本位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个西方金融寡头营建了数百年的垄断体系是不合理的。改革家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这个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体系是不公平的。改革家们认为是高效率的；我们认为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依赖于西方体系，国家将永远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改革家们认为只有引进西方的体制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即使依赖也在所不惜；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民族才有发展前途。改革家们认为必须尊重和维护美国方的经济霸权中国才能有前途；我们认为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应该以我为主，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秩序，并对此充满信心。改革家们认为不可挑战现有的西方经济秩序，中国的发展应该融入或归化到西方的体系中去。

如果说到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要比中国进行得更早，也更彻底。但是今天世界南北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是越来越小了。这些不发达地区国家的问题几十年后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引进经济，GDP持续增长。欧美国家把他们的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的能源、汽车和电力工业等等。最后拉美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只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西方国家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或一旦西方发达国家把加工产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便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拉美国家同样悲惨的道路，呈现出严重的“拉美化”倾向：贫富悬殊扩大、金融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国民经济中对外资依赖型经济比重达到70%。

《孟子尽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就是行将倒塌的墙，知天命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美国债务帝国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在经济上是一堵行将倒塌的危墙，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掠夺者眼里，无国界的掠夺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掠夺。世界上凡是发源于游牧民族的文化都有这种“亡其国、灭其族、夺其物”潜意识的惯性遗存。嗜杀掠夺的本性，虽经数千年的进化，始终还渗透在他们后裔的现代行为中。如同食肉动物那样，他们的生存竞争的方式就是咬断你的脖子。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行径已将这种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崛起必然无法回避这个血淋淋的斗争，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着眼点。而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杀子伺虎，断续绝嗣 ”之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不是在追求三五十年的“暴富”或诸如此类的“经济奇迹”，我们是要为沉沦了五百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后一千年历史的延续立命。

《走》剧在将“新历史观”与观众的无意识连通的过程中，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这就是，对于30岁以上的观众来说，所谓“教科书的历史观”不但是从小被灌输的，而且多年来也通过《甲午风云》、《林则徐》、《孙中山》等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的潜移默化而深入心底，熔化为对历史定格人物的爱恨情仇，成为几代人共同拥有的“情感记忆”。如何使观众的情感立场在观剧的过程中自然地发生转移，从而在理智上进一步认同“新历史观”，是电视剧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

　　为了完成这一转换，《走》采取的基本叙事策略是将历史大变迁中各种叱咤风云的“非常之人”完全纳入“小康社会”“寻常之人”的世俗逻辑中来衡量。虽然《走》剧宣称，该剧不以道德而以历史功绩论英雄（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但在具体的叙事中，却是以私德来裁判公德，以个人功业来衡量历史功绩。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一个成功者”（注：见《网友评论：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个成功者》，新浪娱乐2003 年05月05日， http://ent.sina.com.cn/r/i/2003-05-05/1917148272.html。），恰典型体现了这一价值模式。正是依据这样一种价值逻辑，“国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位置开始发生了颠倒。

　　《走》剧并没有避讳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两面三刀和倒行逆施，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现实中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成功人士”。他精明强干，老谋深算，为人慷慨，处事妥当。即使心狠手辣，也是“无毒不丈夫”。剧中极力渲染他重情义的一面，是个难得的好情人、好丈夫、好父亲。最重要的，他虽然在政治上是个流氓，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无论行善作恶，都有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行为逻辑。

　　相反，孙中山虽然满怀革命理想，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他不但不事生产，不养妻子，还无休无止地向兄嫂“要钱闹革命”，直逼得这对勤俭敦厚的夫妇倾家荡产。至于孙中山为什么不做医生而闹革命，其兄孙眉为什么“ 毁家”助革命，剧中则没有合理的解释。不断听到的只是哥哥抱怨其“不着调”，“自己没钱，却是个花钱的祖宗”。嫂子则是苦苦恳求：“别闹了！说是闹革命，可闹的都是钱啊！”而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也确实像是“瞎胡闹”，轻率冒进，逞匹夫之勇，不但自身屡涉险境，也造成许多革命同志的无谓牺牲。给人的感觉是，“ 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即使在历史上是一个可敬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可怕的人，只能为周围的亲朋带来灾难，甚至给社会也带来动乱。剧中还不断展现孙中山在逃亡生活中的窘困情境，不见其在逆境中的坚苦卓绝，只见其在穷困中的狼狈邋遢。在袁世凯等“成功人士”豪华体面生活的映衬下，更让人感受到离经叛道者生活选择的不足效法。

　　在“宏大叙事”普遍遭到质疑和消解的“后革命时代”，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当代人不再关心公共事物，建立在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的世俗逻辑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于是，将各类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进行“人性的还原”成为流行影视剧的新卖点。在这一基点上，号称“正剧”的《走向共和》与以“和珅戏”为代表的“戏说剧”异曲同工，而近年来一些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类似的叙述策略。于是，和珅从一个千夫所指的大贪官变成了一个集中体现了普通人弱点的可恨但不可厌“胖老头”；石光荣（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一个忠诚坚强的老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既朴实又固执、既可敬又可笑的“倔老头”。中国有史以来恐怕还少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价值尺度都如此宽容——既消解了数千年以来的忠奸之辨，也模糊了近百年来的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界限。自私自利，可亲可信；为国为民，可笑可疑。小谋小术，大放异彩；大智大勇，无处容身；大是大非，更无从谈起。然而在一团和气之中，“成功者”雄霸天下，“不法者”被淘汰出局。

　　《走》剧打量历史人物的目光似乎是“老百姓”的，但其视点却无疑位于高高在上者一边。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该剧在一个确实发生了革命、并且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走向共和的历史时期，看不到革命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力量基础和人心所向。比如，华侨一向被称为“革命之母”，史实中像孙眉那样“毁家助革命”者不乏其人。但在剧中，即使孙眉也从未显示过有多少革命理想，对于献身革命的弟弟，他甚至没有梵高兄弟那样基于共同艺术理想的理解支持。他之所以一次次卖牛、卖牛犊，以致卖农场，只是迫于兄弟亲情。普通华侨对于革命的捐助似乎更是仅出于最朴素的怜悯同情。剧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阿婆向已经站了3天而无人理会的孙中山捐了5美分，边捐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孩子，我说你就别闹了！你这么年轻，身体又挺好，你还不如去找个正经活儿，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而孙中山立即把5美分命名为“革命捐款”，把捐款的阿婆称为“ 革命阿婆”，并说，檀香山共有25000名华侨，每人捐5美分，就够发动一次革命起义的。如果支持革命的爱国华侨就是这样一些“革命兄弟”、“革命阿婆 ”，那么所谓革命就几乎是一场骗局，它不过是少数异想天开者利用善良华侨的血汗钱买通“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而进行的一次一次的“谋反”，它的成功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样的一种推想逻辑既动摇了孙中山作为“共和国之父”的合法地位，也动摇了他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地位。这莫非就是《走》剧的“新历史观”向人们暗示的？

　　这样的暗示借助形象的电视语言传达出来，可以对人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形成长久的影响。有些细节，即使明知是有悖史实的虚构，但通过视觉语言的放大效果，仍会深深地钉在观众的心上，挥之不去。比如，剧中所表现的革命党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由于走漏消息，革命尚未发动时就被清政府发觉。在围捕清兵来临之际，孙中山的表情竟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无所谓”，仿佛起义不过是一场儿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撤吧。”并在撤退时弃党旗于不顾，致使旗帜设计者陆皓东因回去取旗而被捕牺牲。再如，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曲罢焚琴，慷慨赴死。接下来的情节却是，康有为在未为告知胞弟康广仁和最亲密弟子梁启超的情况下，独自出逃。这样刻意的情节安排，再加上电视镜头对演员表情的强化渲染，会自然让人产生一种可怕的质疑：被质疑的不仅是领袖的个人品格，更那些年轻纯真的追随者的牺牲价值。谭嗣同们的含笑引刀是否死得其所？谁付出了青春和鲜血，谁获得了政治资本？其中的现实所指几乎不言而喻。《走》剧的观众大部分已从青年步入中年，对于他们来说，“六四”不仅是需要被忘却的记忆，也是需要被疏导的记忆。如何能令其心平气和地接受当年神圣美好的情感体验在“理性”的天平上不过是一场荒唐的胡闹？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这样一种“青春被误导”的叙述。这种叙述背后那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更会使青春故事中没有革命记忆的更年轻一代，从意识深处拒绝革命。

谈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营造不能不谈到中央电视台。《走》剧在中央电视台被“隆重推出”时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不但连续一个多月每晚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还计划在播出一半以后陆续在一套下午时段和八套晚间剧场时段联动重播。也就是说，从4月9日到6月20日左右，央视至少要将此剧重播三遍，连播时间长达70天。这在央视电视剧的播出史上是第一次。虽说央视之所以对这部电视剧如此“厚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该剧的广告权全部被央视“包下来”了，央视希望通过破例的播出方式打造“广告航母”，据说该剧的广告价格也比平常翻番（注：见《滚动播出央视主打〈走向共和〉》，《北京晨报》2003年3月12日。）。但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央电视台来说，经济利益直接连动的是宣传效果，如果真按此计划播出，《走》剧的覆盖率和辐射力估计将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准确地说，《走》剧不是被央视包下来的，而根本就是央视预订的产品。在该片策划前期，央视就有负责人积极参与，拍摄期间就以每集75万元的价格将所有权利卖给了央视（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 日。）。也就是说，该剧如果不能按计划播出，经济损失将由中央电视台自己承担。

　　央视肯出大价钱预订一部“鸿篇巨制”，至少在两点上对这部电视剧有信心。第一，它必须“政治上正确”。第二，它必须有高回报。《走》剧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的信任当然是凭借电视剧《雍正王朝》为它的出品公司——北京同道影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赢得的信誉。“由《雍正王朝》原班人马打造”——这也是该剧最抢眼的广告词。《雍正王朝》的艺术质量自不必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其“政治质量”。该剧不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一群呕心沥血的治世能臣，而且，充分展现了为政者、改革者的艰难，从而调动起人民自觉自愿地与政府“分享艰难”。《雍正王朝》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形式的“主旋律”的作品，当然，创作者身手不凡，润物细无声。在《雍正王朝》之后，其导演和主要演员纷纷进入《忠诚》、《突出重围》等“主旋律”电视剧的拍摄，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为了保障“政治上正确”，《走》剧至少设置了三道安全保障设施。首先，选题的最初建议策划者，非权威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即政府宣传系统的高官，他们的政治常识感应可保证《走》剧的主体方向不错（注：据《走》剧主要投资人刘文武介绍，该剧题材的选定主要采取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的建议。郑佳明后成为《走》剧的总制片人之一，高建民为出品人之一。参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其次，两位编剧（盛和煜、张建伟）均屡获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他们的创作风格将保证《走》剧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符合“主旋律”的基调。除此之外，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加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分寸把握上的微妙性，该剧还专门聘请了文选德（湖南省委副书记）和李牧（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便被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仲呈祥、李准的手上，由他们对剧本进行审读，提出的意见及时被反馈到编剧手上。如此反复，经过4次重新修改以后，剧本终于获得通过（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

　　如此不厌其烦地介绍《走》剧的创作“内幕”，主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走》剧虽然不是按“主旋律”计划创作的作品，但也不是按照一般商业规律和艺术规律制作出的“寻常”作品。由于央视在广告上特殊的垄断地位和作为 “主旋律”传播主渠道的政治地位，被它预订的作品必有其特征和特权。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走》剧只是一部由民间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它所持的历史观应该也是多元历史观的一种。但实质上，由于它与央视的结盟，其覆盖率和辐射率是任何一部不能获得“破格”待遇的其他作品难于争锋的。这种“官方”与“民间” 联合的方式不失为增强“主旋律”实际效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走》剧虽然声称“挑战官方教科书”，但却未冒犯现行文艺政策的审查标准。不少人认为，像《走》剧这样的电视剧能在中央电视台堂而皇之地播放，显示了文艺政策正进一步走向宽松多元。事实上，真正放宽的不是政策尺度，而是“主旋律” 的定义内涵。近年来，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的评奖标准，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也都越来越强调收视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更主要的原因是，只有确实“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主旋律”文艺的作用。《走》挑战的只是于官于民都已相当过时了的“老主流”，它应和的则上下认同的“新主流”。对于“新老主流”之间隐含的冲突，主创者也很清楚，并做了一定的“艺术处理”。在《走》剧的VCD、 DVD封面以及所有的宣传招贴上，从来都是孙中山雄立中央，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环立其下，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然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之中的游戏规则，是包括普通观众在内的“各方人士”都能心领神会的。

　　然而，《走》剧最终仍然触礁（注：由于“观众对该剧中历史人物形象争议过大”，《走》剧连播3遍的宏大计划不但未能实现，甚至在央视首播未完之际就被迫紧急“整容”——对未播出部分重新剪辑，同时加快播放进度，草草收场。）。如果没有什么外界难以知晓的原因的话，其反对力量估计仍来自“老主流”，这与该剧题材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它所叙述的“走向共和”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史，它所挑战的“教科书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领导权的合法基础。这套历史观至今仍写在教科书上，写在各种文件报纸上。从前面提到的有关部门曾两度召开研讨会辩驳澄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举措来看，“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如果被“上纲上线”，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上纲上线 ”的社会力量也还存在。《走》剧虽然采取了一些预防手段，而一旦争议过大，原本模糊隐含着的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昭然若揭，使政策管理者陷于尴尬。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网民”的声音是最巨大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网民被视为观众的“直接代表”，如果说以往报刊对“民意”的传达有“代议制”的意思，在网上直接发表意见，则有点“直接民主”的味道。正因为是“直接民主”的，所以它是难以预料的，也难以控制的。《走》剧主创者在该剧“落幕”时称，虽然“ 预见有争议，但没想到争议如此之大”（注：见《〈走向共和〉昨日谢幕 总制片人：争议可以预见》，新浪网 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32150085.html。），恐怕正与对网民力量估计不足有关。在《走》剧的热播、热炒，及至最后被停播的过程中，网民意见的作用真可以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来形容。大部分网民其实是为该剧叫好的。他们的叫好既是对该剧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该剧“新历史观”的赞同，这正是这部“观点戏”得以“出世”赖以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在叫好声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音——其中既有痛斥批驳声：历史不容颠覆，也有满怀狐疑声：历史真是这样的吗？还有幡然觉悟声：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学生们的“觉悟”声，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有关的政策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近期修改教科书的计划，恐怕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相对于“网民”的出场，在有关《走》剧的风波中，还有两个缺席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是文艺政策把关者对《走》剧定性意见的缺席——目前的处理方式只是停播，至于为什么停播？哪些历史观存在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另一个就是知识界，尤其是倾向于“激进”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的缺席。专家学者们对《走》的批评大都局限于史实辨析，或立足于官方正统的历史观。对于《走》剧这样一部以“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为主导的“民族大戏”，缺乏一种在学理史识和观点立场上都足以与之对抗的批评，至少是力道不足。如果说，政策制定者不予“说法”，体现了当前文艺意识形态的含混性和微妙性，知识分子的沉默寡言原因何在？是否只是如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学者不看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