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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苍狼的帝国

第一节 蛰伏的草原帝国

公元前265年的一场血战使得匈奴本部元气大伤，在《史记李牧列传》中有对于匈奴首领的称呼上出现了一个名词：“单于”。单于是匈奴最高领袖的尊号，它的出现标志着匈奴这个原始部落联盟出现了革命性的进化，一个国家领袖出现了。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匈奴的第一位单于是头曼单于，至于是否就是被李牧击败的那一位则未可知，以头曼的死亡时间公元前209年并结合当时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类平均寿命来推算，似乎不大可能是他指挥了与李牧的那场战争。因此，《李牧列传》中的所谓单于应该还是当时的匈奴本部的部落联盟首领。

匈奴的部落联盟政治架构由来已久，但参与联盟的部落分合无常，造成匈奴时大时小、骤强骤衰。但正如第一章所讲的，在战国后期的匈奴已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脱离部落公有的个体游牧家庭私有生产品随之出现。此外，草原牲畜过冬等现实问题也促使部落公有的大畜群向相对容易照顾的个体小畜群转化。人性总是贪婪的，小畜群饲养便于个体游牧家庭占有并分割、交换牲畜。此外游牧民族掳掠其他部落和种族的习性也带来战利品的分配问题，随着私有财产概念诞生，部落首领多占战利品和牲畜的现象造成氏族成员内部的贫富分化，于是私有财产标志着原始社会制度已名存实亡，阶级社会随之诞生。大致上来说，在这一时期的牧场和游牧领地依然属于氏族公有，但牲畜则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财产。

在公元2~3世纪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已经充分反映出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例如在伊沃尔加城遗址的墓葬群中已经可以看出同一部落成员的墓坑深浅和随葬品多寡具有显著区别，反映出贫富分化的程度较深。而德烈斯图伊匈奴墓葬群更能说明问题：整个墓区分为七块，相聚数十米。每个部分都由筑有石块围墙的的大墓和围绕其周的小墓组成，大墓中的棺椁基本为双层，陪葬品丰富。而小墓棺椁基本为单层或根本没有棺椁，陪葬品极少或没有。这说明在氏族内部已经产生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贫富差异，大墓的主人应该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但是贵族与普通氏族成员混葬在一起有说明了此阶段的匈奴贵族还没有完全凌驾于整个部落之上，他们不分高低贵贱埋葬于氏族公共墓地说明原始社会残留的组织架构还具有一定约束力。此外的呼尼河、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山谷、伊里莫瓦山谷等处的匈奴墓葬也都发映出一致的信息，那就是私有制和世袭贵族头衔已经完全改变了匈奴人的社会结构。但是漫长的原始时期残留痕迹仍然影响着匈奴人的观念，此刻的匈奴是一个带有浓厚氏族组织残余传统的原始奴隶制国家。

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各部落共同选举产生的，因此头曼的上台也经过了这一步骤。他出身于匈奴中最强有力的贵族家族挛鞮氏，是匈奴新兴贵族势力的总代表。虽然此时的他形式上还是部落联盟首领，但是头曼的单于头衔已经说明他是整个匈奴的代表，匈奴国家的权利已经大致聚集在他一人手中。刚经过惨败的匈奴急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维持部落联盟不解体，而服从首领的民族习性使得匈奴人更加容易接受新诞生的独裁者。

头曼在危机中维系了匈奴各部的稳定，没有让自己的民族陷入失败后大解体的毁灭性结局。他率部继续盘踞在北方草原上，一方面与东胡和月氏人对峙，另一方面也在等待着南下掳掠的机会。虽然匈奴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可是草原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却更为紧密，不断有中原居民为了逃避战祸和苛政逃入草原，到了秦时为数更多，匈奴由此将中原人称之为“秦人”，直到汉时仍作如此称呼。除了“偷渡”的百姓之外，中原诸侯国中也有暗中勾结匈奴以自保的，这种利用胡人骚扰争霸对手的伎俩由来已久，《史记》中记载在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攻秦时就曾结连匈奴一同出兵。虽然这条仅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一直有争议，不过勾结匈奴对抗强敌（主要是秦国）这种手段已经是中原诸侯国的共识了，同样与匈奴接壤的燕国就是最热衷于此项外交事业的国家。公元前233年，秦将樊於期叛逃至燕国后，太子丹的师傅鞠武害怕秦国以此借口攻燕，便策划送樊於期到头曼那里，利用熟悉秦国虚实的樊於期结连匈奴攻秦。鞠武的长远计划是联合关东六国与匈奴结盟一同对抗战国末期的超级大国秦国，如果不是燕国高层与头曼往来频繁且默契的话，鞠武哪敢出此建议，因为一旦事泄更会引起秦国的猛烈报复。可惜性急的太子丹等不得这种长远之计凑效，他决定派出荆轲刺杀自己的童年好友嬴政，为了能够解除嬴政的戒备，荆轲提出要携带两样礼物：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地图（割地求和）。《史记》中记载樊於期得知后毅然自刎，不过也可能是传说中的“被”自杀……总之头曼是没有等到自己的这位中原客人，而嬴政在逃过刺杀威胁后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六国。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牧也是秦国的大功臣。正是由于他打败匈奴使其元气大伤，才导致秦国也同样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关东六国。公元前221年，天下已经全换成了秦的旗帜。中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数百年未有的巨变，摆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的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对着这个庞然大物般的新中原，匈奴有该做何抉择呢？头曼的办法很简单：接着去打去抢！在漫长的时间里匈奴对中原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他们唯一的惨败也不过是深入敌境遭遇埋伏而已，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足以促使头曼率领他的匈奴骑兵们一再跨越边境南下掳掠。

头曼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不了解秦的独特体制。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法治”国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被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根据1975年12月发掘于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的秦人喜随葬秦简记载，在这个国家里乱倒垃圾是要判刑的，养母牛不生犊子是要坐牢的。秦强调的是用极端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秩序，而匈奴对于秦的侵犯本就有数百年的旧恨，这下又增添了大笔新仇，以嬴政的性格岂能坐视不理？再加上匈奴占据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国都咸阳，即使头曼能规规矩矩，嬴政的卧榻之旁又岂能容他人酣睡？

公元前215年，嬴政北巡上郡时有人向他献上一道谶语：“亡秦者胡也”。于是这句不着边际的话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嬴政不顾丞相李斯的劝阻，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上攻击匈奴。秦朝尊崇“五德始终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周朝为土德，秦克周，故得水德。水的代表颜色是黑，所以秦朝的军服、军旗都是黑色。这是中原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大举出击匈奴，身着黑衣的秦军如乌云般笼罩草原，这是刚以无比气魄夷灭六国一统山河的军团，他们渴求军功喜爱战争。匈奴第一次在自己占据的地盘上被打得找不到北，雷霆般的打击将措手不及的草原部众赶得狼奔豕突。秦军首战告捷一举夺回“河南地”，次年又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阳山等地。头曼单干此时终于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色，他见势不妙拔腿就溜，匈奴本部北撤了700余里，黄河以北直到阴山全都被秦占据。虽然匈奴作战时向来“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可是眼见着肥美的河套地区牧场就此失去是对他们极大的折磨。更糟的是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争锋的勇气，竟然在自己的领地内仿造了内地的烽火台警报系统，正所谓“置烽燧，然后敢牧马”。于是匈奴人在哀愁中惶恐度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为巩固战果，秦朝在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和44个县，从内地迁徙3万多人到这里屯垦。由于信奉安全第一的头曼先生一直避免与蒙恬进行主力决战，所以匈奴军队实力尚存。这导致秦军也无法回撤，只能长期驻扎在河套地区防御。为了巩固国防，嬴政下令于公元前213年修筑万里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临洮，沿着黄河、阴山，蜿蜒曲折，直达辽东郡的碣石。蒙恬既是军队的指挥官也是工程总负责人，他指挥从内地征伐来的50余万劳工开始了这项艰苦卓绝的工程。气势恢弘的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骚扰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一直是后世争议的论题，但在蒙恬驻守的十余年中头曼的确从未敢于尝试挑战秦朝。但修筑长城动用的人力、物力过于庞大，远远超越了秦王朝承受力的极限。《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说：“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据统计被征发的民夫有接近60%的死亡率！在这种征发既被“蒸发”的处境下，绝望的百姓唯有揭竿而起。

公元前210年嬴政去世，劳苦功高的蒙恬被使用不正当手段上台的秦二世胡亥处死。次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土崩瓦解。原来戍守在边境的士兵、移民逃散一空，“北徙十有余年”的头曼单于终于等来了翻身的机会，他率部“凯旋”南返，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可惜他的南下之旅仅仅停留在进入河套而已，因为匈奴的邻居东胡与月氏早已抢先瓜分了秦朝留在塞外的地盘。肥美的河西走廊现在是月氏部落的牧场，他们不仅骚扰匈奴的地盘，还公然索要质子。东胡傲慢地逐步挤占匈奴的生存空间，北边的丁零部落也不时南下到匈奴的地盘掳掠，惯于欺凌他人的匈奴人赫然发现自己竟成为新时代的“受气包”。可头曼却没有任何振作起来的样子，他只顾抱着自己的新阏氏得过且过。殊不知他崇尚的安全第一已经无法满足匈奴国家的期望，他统治下的人民渴望强有力的领袖出现来改变局面。走到命运拐点的匈奴即将迎来新的英雄，他的出现就像蛰伏已久的春雷般轰然炸响，将整个世界劈的天翻地覆。

第三节 胡马度阴山

《史记匈奴列传》中如此描述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由此可见匈奴实在不是一个好邻居。习惯于草原残酷的弱肉强食法则的匈奴人对中原百姓毫不客气，他们的每一次侵扰都要造成中原诸侯国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每当秋高马肥之时，南下的匈奴便如候鸟般给中原带来浩劫。

西汉时期刘向的《说苑卷一君道》中记载在公元前312年燕昭襄王姬职问政于郭隗时，有“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的语句。这里的楼烦是古部落名，活动范围在燕赵秦的边境地区。由此可见当时的匈奴已经征服了楼烦，继而严重骚扰中原诸侯国的边防安全，以至于引起燕昭王的重视。从战国中期开始，匈奴和东胡等北方少数民族开始频繁入侵中原，首当其冲的就是燕赵秦三国。当时的中原军事力量主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青铜兵器还是装备的主流。中原士兵们穿着衣袖宽大的服装行动不便，最快的日行军速度也不到50里。要对抗来去如风的入侵者实在是力不从心，连及时赶到“欢送”都做不到。更何况匈奴冶铁业和制车业发达，军工和运输企业在技术上的优势使得匈奴占据绝对优势：匈奴骑兵普遍使用铁质兵器并有优秀的复合“反背弓”进行武装，这种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有效射程超过100米。匈奴人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而匈奴军队对于战争用弓箭的制作工艺要求更高，《汉书》中记载阴山出产的上好木材是匈奴专门用来制作弓的地方：“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而对箭矢的制作也不是随便凑合的：必须用位于张掖的一块林地树木才行：“生奇才木，箭杆就羽”。匈奴专供作战的铁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得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极多支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生性爱杀戮，但对工匠是很重视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蒙古军队无数次屠城时只饶恕工匠了。至于匈奴打造的径路刀更是天下闻名，此刀削铁如泥在中原也被视为珍宝。除了武器之外，匈奴骑兵还有完善的防护装备，《汉书》中说匈奴普遍装备着“革笥、木荐”，其中前者是皮质的铠甲，后者是木制盾牌，这些装备对于轻骑兵来说非常适合。相比之下中原的军队相形见绌，更何况在战法上差距甚大，所以中原诸侯国基本上是单方面的挨打。每当匈奴入寇，燕赵秦还在调兵遣将准备迎击时，人家早已经将掳掠的人口和财物打包装车运走了。

总这样被折腾下去，即使家底再厚也受不了，更何况诸侯国之间还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于是为了应付匈奴的威胁，诸侯国们被迫开始修建边境隔离墙来保卫国家安全。这种隔离墙除了防御之外还兼有屯兵和警报、瞭望的功能，被中国人自豪地称之为长城。其实长城的雏形早在公元前656年就已经出现在楚国，据《左传》记载这是楚成王芈頵为了防备齐军入侵而修建的，被称为“方城”，现在河南省方城县还留存有遗址。楚国的先进经验被焦头烂额的燕赵秦等国采用，可是这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人力物力的限制使得长城总有不连续的地方，而匈奴人的智商不算低，他们总能绕过长城入侵。就在这无休止的掳掠之中，匈奴的财富逐渐增加。原始氏族公社制度也随着由于分配战利品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分化而遭到破坏，到了战国末期私有财产已经被匈奴社会承认，随着阶级分化程度的加深，匈奴开始脱离原始社会并构造出奴隶制国家的雏形。

要说中原诸侯国老老实实不还手也是不对的，战国时期反击匈奴最成功的要算是赵国。赵武灵王赵雍一直羡慕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他痛感中原模式的军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为了实现自己吞并天下的雄心，必须学习胡人的做法。据《战国策赵策二》记载，公元前307年，赵雍宣布“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随即又聘请胡人教习赵人养马驯马和骑射的本领，不久后中国第一支骑兵部队便诞生于赵国。这1万人的骑兵很快便在诸侯国争霸中显示出无比的威力，从此战车开始逐步退出了战争历史舞台改做运输工具。

胡人教会了赵人骑射，很快赵人便对侵犯自己的胡人还以颜色。公元前306年，赵军击败了匈奴别种林胡，另一支匈奴别种楼烦也表示臣服。赵雍把林胡、楼烦两国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赵国版图，设置中、雁门、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从今河北宣化沿阴山山脉西行，直达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长城，以之来达到巩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内外两道长城，赵国与匈奴本部隔着外长城对峙。除此之外，赵雍还大量招募了匈奴等胡人进入自己的军队，出身楼烦的楼缓和出身于匈奴的仇液都是赵雍的重臣，胡服骑射由此也开始了中原与匈奴之间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对于赵国忽然变成了难啃的硬骨头，匈奴首领们纷纷表示自己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他们一方面率领不明真相的匈奴群众们去其余诸侯国境内掳掠，另一方面也反复尝试攻击赵国的边防线。这种频繁的骚扰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一位名叫李牧的赵国人出现为止。

李牧在《史记》中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武将了，赵惠文王赵何委派他镇守雁北边防线。此时的匈奴已经从赵雍时代的畏惧中恢复过来，他们反复跨越长城攻击赵国边地，造成赵国的重大损失，而昔日降服于赵的林胡和楼烦也都随着匈奴本部的进犯而背叛了赵国。为了抵御匈奴，赵何把边地的官员委任权和税赋收入全部划归李牧掌管。而李牧也不负众望地整修烽火台、训练精锐士兵，还增派大量间谍渗透到匈奴境内刺探底细。

　　李牧很懂得一顿好饭顶半个指导员这个道理，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密切官兵关系，他大力改善伙食，每天都要宰杀几头牛来米西米西，全体赵军战士感激涕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表示愿为国家出力效劳。此刻李牧又再度表现出珍惜子弟兵生命的慈爱风范，下令：“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所以每当匈奴入侵边境，烽火台一报警，李牧即下令士兵立即收拾物资退入城堡固守，匈奴也无从掳掠。这样过了几年，李牧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损失过物资。

时间一长，李牧那缩头乌龟的外号竟然从匈奴那边一直传到赵国首都邯郸。赵何风闻李牧只顾得把军队养的又白又胖竟然从不与匈奴交战，立刻感到自己找错了人，这分明是把一位饲养员送到了前线。于是赵何立即走马换将，新将军到前线后立刻动员军队积极备战。每当匈奴入侵时，便挥军而出奋勇迎击——结果是连战皆负，大败亏输。赵何傻了眼，连忙请李牧再度出山。李牧这时候却摆起谱来，宣布如果不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一切免谈。赵何无奈只有答应，于是缩头乌龟老李再度赶赴前线。

匈奴闻讯大为耻笑，不过老李来了也真麻烦——每次都躲到乌龟壳里，兄弟们抢不到东西啊！又是几年过去，赵何来不及看到边防改善就晏驾归西去了。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赵丹即位，而此时李牧也终于对匈奴露出了獠牙。在这些年中李牧已经严格挑选出战车1千3百辆，又挑选出精壮的战马1万3千匹，勇敢善战的士兵5万人，优秀射手10万人，然后把挑选出来的车、马、战士统统严格编队，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训练。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牧让百姓满山遍野去放牧牲畜，引诱匈奴入侵。

匈奴很快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赶来，一小股匈奴先锋部队抵达赵国边境轻易击败了赵军，一举俘获几千名百姓和大批牛羊。试探成功后，匈奴各部首领大为振奋——这许多年来可算是抢到东西了！于是各部匈奴联合起来倾巢而出直扑赵境，准备抄底大捞一票。当蜂拥而入的匈奴骑兵进入赵军伏击圈后才发觉情况不大对头，慢吞吞的赵军战车结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匈奴骑兵徒劳地发起冲锋时，赵军那数量惊人的弓箭手将密集队形的匈奴骑兵连人带马都变射了刺猬。感觉大事不妙的匈奴却无法顺利撤退，因为赵军的精锐骑兵已经从两翼包抄过来。于是一场大屠杀般的追歼战出现了，匈奴遭遇了崛起以来的第一次大败，据李牧的报告，倒在大地上的匈奴尸首超过10万具！这份战报有多少水分已不可考证，但是匈奴遭到的毁灭性打击却是实实在在的，《史记李牧传》记载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李牧大败匈奴之后，又趁胜灭襜褴、破东胡，收降林胡，迫使匈奴本部远遁。可是这位身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大功臣却下场凄惨：由于在其后的岁月中李牧连续大破秦军，所以秦国使出反间计。昏庸的赵幽缪王赵迁派人秘密捕杀了李牧，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不久后赵国即被秦军所灭。

而此刻的匈奴也正经历着一场蜕变，这个草原民族的原始氏族公社体系在经历战争创伤后土崩瓦解，由氏族首领们转化而成的匈奴贵族把持了军政大权。不久后匈奴诞生了第一位总揽全局的头曼单于，虽然他的权利距离独裁统治者还差一步，不过已经具有匈奴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单于”的意思是广大，与后世游牧民族的可汗相仿，这个尊号的出现代表着匈奴的国家雏形已经诞生。当匈奴骑士驻马眺望南方的中原时，那里的旗号已经换成了统一的“秦”字。战国时代结束了，秦始皇嬴政成为兼并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新的考验摆在头曼面前，这位国家领袖又将会带领着新生的匈奴国家走向何处呢？

西西河一直不能自动排版啊，靠手动也太辛苦啦

与汉民族美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观念不同，匈奴则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冷酷风俗，按照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的说法，匈奴人上马战斗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当然，所谓“贱老”的风俗对于那些位居部落和氏族领袖位置的人来说是不适用的，年纪大的族长贵族等自然有优先享用美食好酒的权利。不过汉民族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思想从来不是草原文化的主流，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孝顺和尊君的观念，那么要如何才能在草原上让那些出身不同种族的彪悍游牧者甘心聚集在匈奴的名号之下呢？那就是靠首领的英雄名声和草原民族独特的头领和英雄观念。

《左转僖公三十三年》中说：“狄人归其元”，《荀子王制》中说：“元恶不待教而诛”，其中的“元”就是首领的意思。其意是北方的蛮族胡人习惯于服从部落酋长的指挥，就如同脑袋指挥身子一样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的基础是部落首领的领导能力受到部众肯定，也就是所谓的英雄身份被人们承认。匈奴人的军事训练从小便在狩猎中启蒙：蒙古高原野兽种类众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出于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草原上的野兽大多成群行动，靠个人是无法对付狼群和抓捕黄羊的，匈奴的狩猎一般均由集体组织进行，大的部落首领甚至会组织上万骑参与围猎活动。狩猎同时也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匈奴人喜欢以分散的骑兵队形在草原上拉网似的搜索驱赶猎物进入包围圈，随即大队人马汇拢合围目标，一声唿哨后乱箭齐发，他们惯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对视野中的猎物无论大小一个不留全数杀尽。在这种危险的大规模围猎中如果没有必要的技术和纪律，轻则放走猎物，重则被自家人的弓箭射成糖葫芦。于是，部落领袖便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组织全族参与围猎，指挥部众排兵布阵，每一个未来的匈奴士兵也都在狩猎活动中锻炼箭术、培养纪律。

在这个过程中，部落首领的领导地位便不断地到巩固，进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酋长制阶段后，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不断地强化酋长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绝对独裁者方向发展，进而萌发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观念。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而作为英雄的部落首领也反过来要求甚至是强迫部众对自己无条件服从，成为顺服的工具。由于匈奴的史料太缺乏，所以我们仍以《元朝秘史》中的蒙古族英雄铁木真为例，看看草原民族的服从是如何形成的：铁木真要求伴当（亲随、仆人）要绝对服从主人，甚至到了仇敌的伴当背弃主人或将主人抓获后来投降都要全部处死。例如当他的仇敌王罕和桑昆父子被成吉思汗战败后，亡命途中被仆从阔阔出遗弃。阔阔出的妻子责备丈夫“人虽说妇人是狗面皮，你要将这金盂子与他（桑昆）寻水吃”。阔阔出夫妻二人投奔到铁木真帐下诉说：俺两口子与那奸贼桑昆之间的感情破裂了……铁木真问清夫妻两人的不同态度后说：“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当）？”遂给阔阔出的“狗面皮”妻子赏赐，反而将阔阔出杀了。还有铁木真的死敌札木合在穷途末路中被手下的5个伴当拿了，同样送到铁木真帐下。这5个家伙属于消息不灵通的人士，还不知道前辈阔阔出的遭遇。铁木真问清后同样吩咐：“自的正主（主子），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子孙尽典刑了着。”，于是当着札木合的面杀了这5位弃暗投明的勇士。背叛主人的伴当们料到了开头，却料不到这结果，真是一场悲剧啊……顺便说一句，铁木真也没有放过自己的安答（结义兄弟）札木合，杀完了他的伴当后也送札木合上路了事。后来蒙古人都学乖了，当曾活捉过铁木真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逃入森林后被已经归顺铁木真的本族人活捉。大伙本来打算将这位昔日的首领献给当今的伟大领袖成吉思汗，幸而其中有明白人主张立即释放塔儿忽台乞邻勒秃，理由是：“我每（们）若将他拿至铁木真处，必说我每拿了正主，难做伴当，必将咱每杀了。不如放回去，对铁木真说，我每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拿来，因是正主，心内不忍的上头，放回去了，成吉思汗必容我每。”后来铁木真知道后果然赞许说：“若你每将他拿来，我必杀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于是，成吉思汗予“特赏”这些滑头，也算是皆大欢喜。由此种种事例，使得归顺铁木真的人都知道只有死心塌地做忠仆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每一级的蒙古贵族和官吏都有了忠诚的属下部众，而这些贵族和官吏也都是成吉思汗的忠实伴当。由此类推，匈奴人也一样如此服从自己最大的英雄——单于，而这种特有的草原民族精神将来源纷杂的匈奴凝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单于的意志就是匈奴的意志，单于的喜怒哀乐就决定了每一个匈奴人和匈奴邻国的生死命运。

草原民族的首领渴望着什么呢？那就是不断的征服和杀戮。《史集》中记载着铁木真曾问左右：“对男子汉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孛斡儿出说：“男子汉带着冬季羽毛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最大的乐趣。”，孛罗忽勒说道：“放了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抓走，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忽必来的儿子们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铁木真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着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密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铁木真最大的快乐也是每一个蛮族领袖最大的快乐，从匈奴的历史来看，这种最大的快乐也是每一代匈奴领袖孜孜追求并努力实现的。于是那些和善淳朴的匈奴牧民们一但听到首领召集军队的牛角号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带好刀箭跨上战马，从这一刻起他们转变的如地狱里冲出的魔怪般凶残恐怖。在狩猎中他们对猎物毫不怜悯屠戮一空，在战争中他们对敌军和敌国百姓冷酷无情烧杀殆尽。这就是草原之子，这就是匈奴。

当匈奴兴起之后，中原王朝立刻遭遇到无比强劲的危机。胡儿的呼哨和胡马的嘶鸣，将要搅乱那一片大好河山。

第二节 草原之子 上

匈奴人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对匈奴相貌有特别的描述，似乎他们与汉人之间没有巨大的差异。虽然没有详尽的文字描述，幸而我们还有雕塑可供揣摩——在陕西兴平县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1.4米高的“马踏匈奴”雕像，马腹下的匈奴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此人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高颧骨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唇平鼻，低额大耳，这种相貌似有蒙古人种特征。前苏联学者杜门通过对在外蒙各地发掘出的38个匈奴头骨进行研究后，认为他们都属于蒙古人种北部亚洲西伯利亚类型。不过在外蒙古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中出土的刺绣像中的匈奴人则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并有蓝色的瞳孔，如此相貌又绝非蒙古人种。中国的王国维认为匈奴人“深目多须”，应该有典型的突厥人相貌。内蒙古鄂托克旗三段地汉墓中出土的土男俑则均为长颅高鼻深目，颇有欧罗巴人种特点。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出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过描述匈奴人摔跤的透雕铜饰，匈奴人高鼻长发，也具有鲜明的突厥种特征。在初唐史学家李延寿所撰的《北史突厥传》中就明确指出：“突厥者……匈奴之别种也”。就目前的东亚考古学发现而言，匈奴相貌以蒙古人种居多，但也包括一些突厥或欧罗巴人种特征。

曾饱受匈奴入侵之苦的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更多，如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记载道：“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由于草原上太阳的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更是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的高度，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上述描述充斥着仇恨情绪，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半兽人部落。幸而有法国现代汉学家戴遂良后来给我们提供了一番中立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此外由于多食乳酪，匈奴人的颧骨下面有两团暗红的油光。

如此复杂多样的相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匈奴种族的复杂，不过在东西方史料中对于匈奴衣着、饮食和作战习惯的记载大致上是统一的。《史记》上说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古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畜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从上述记载来看，似乎匈奴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其实不然，匈奴的城镇和村庄定居点遗址与大量农具和手工艺品的出土表明匈奴也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例如在外贝加尔地区就有伊沃尔加城址、德日进河边的巴颜——乌德勒城址、希洛克河畔的格曼德尔图城址和七卡河边的都列尼村等大量城镇和村庄遗址，其中的城镇还拥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尤其在伊沃尔加城址中发现了大约7千平方米的住房和手工作坊。在游牧王国中出现农耕文明的痕迹并不奇怪，首先中原的华夏族就是匈奴起源时组成它的一份子，其次匈奴从中原掳掠到草原上的大量人口需要安置，不可能全部将他们变成牧奴。于是大量汉民族人口带来的农业也成为匈奴经济的一部分，在匈奴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汉式器具和房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共和国发掘出的中国式宫殿瓦当上刻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字样，更是令人对宫殿主人的身份浮想联翩。根据汉代史料中诸如“会连雨雪数日……谷稼不熟，单于恐”此类的话来看，农业在匈奴社会经济中还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

虽然中原传来了农业技术，不过游牧生活还是匈奴人的不二选择。他们的生活节奏由他们蓄养的马、牛、羊、骆驼群来决定，毡房木车就是他们的家。在不同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必须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对于马和羊，牧场的要求也不一样，马群一般依山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但是，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每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按照一定的路线迁徙。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毛毡和兽皮构成的帐幕中，一家人不分老少同居在一处帷幕下。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匈奴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高低从内向外分布。当部落驻扎停当后炊烟袅袅升起，匈奴人在歇息时唱起歌谣。匈奴人虽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民歌曲调优美嘹亮悠扬，在胜利时高歌，在挫败后低唱。除了歌颂领袖和英雄之外，匈奴人还擅长把身边的事物和自身境遇编入歌词，于是匈奴的喜怒哀乐都会在歌声中悠悠传四方。为民歌伴奏的是胡琴，《后汉书窦宪传》中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记载，其中的笳指的是胡笳，除此外还有鞞鼓也是匈奴的常用乐器。这些乐器后来也传入中原，直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中原人演奏的记录。例如晋朝的并州刺史刘琨就擅长吹奏胡笳，他吹出的“出塞入塞之声”凄婉动听，令匈奴人听了“有怀土之切”，在思念故乡时泪眼朦胧。

在匈奴的社会分工中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负责挤奶、制作乳酪、剪羊毛纺线和制衣等工作。匈奴的女子真是顶起了半边天，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匈奴部落发生战争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在危机时刻甚至要随男子一同上马战斗，这种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后来花木兰的故事会出现在同是起源自游牧民族的鲜卑传说中，自然也是这种半边天地位的写照。

游牧民族的牧民都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远来的陌生旅人可以把毡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走进去歇息。主人会热情地招待客人，不过这种招待是有时间限制的：以热情好客的哈萨克人风俗来看，在他们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祖先的遗产中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于是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要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自然接着好好款待。俗话说事不过三，在哈萨克人家中做客不要超过两天，毕竟牧民家的牛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于是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提醒客人该走人了。如果客人真存了就此留在这里白吃白喝一辈子的念头，那么第四天什么招待都没有了，直接撵出去拉倒……我有个朋友曾去内蒙草原深处游玩，他结识了一位蒙族牧民朋友，两人结伴同游相谈甚欢，无拘无束饮酒高歌。当他离开的时候，那牧民忽然给他跪下磕了一个头。朋友大惊失色忙问这是为何？牧民说你是我的好友，但这一离别今生再也不能见面，所以用这种方式送你。如此真性情，只有草原民族，想来匈奴人自然也不例外。

匈奴人的精神世界很原始简单，他们信奉以灵物与偶像崇拜为特点的萨满教。在万物有灵的信念支配下，匈奴人膜拜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也膜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乃至于苍狼白鹿等一切草原上的生灵。匈奴的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但每个部落都有巫师，没有寺庙但有祭坛，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但有相似的祈祷和施法模式。匈奴的萨满巫师被中原称之为“胡巫”。胡巫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人问解脱痛苦和灾难。而通灵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做胡巫的基本素质。通灵能力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精神疾病的治愈者、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在选拔胡巫时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人，而胡巫的职位一旦确定后也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嬗递。

萨满教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胡巫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胡巫在治病时以跳大神的方式为主，并辅以火、水、木器、金属器等法器作法。如胡巫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再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以神灵之力来驱逐病魔——做这个技术动作的要领是快，只要够快自己决不会受烧伤，在今天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还能看到类似的表演，不过已经沦为旅游区的观光项目了。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后施以巫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消灾。胡巫虽然靠巫术做法，手里还是要有些真本事的，否则治一个死一个，很快就混不下去了。他们的原始医术从实践中得出，很擅长治疗筋骨毛病和皮外伤，这些也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创伤。

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因为单于代表苍天，阏氏则代表大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后来此地又被霍去病夺取并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把它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并不祭祀，只派人烧香礼拜而已。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开。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崇敬代表光明的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人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正所谓“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在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发兵东击乌桓。

由于有了神灵代言人的身份，使得巫师的神权与匈奴贵族的世俗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除了替匈奴首领沟通上天和祖先之外，胡巫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从当时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胡巫常常参与到匈奴的司法审判体系中，当主持断案的官员无法判断时便要求助神灵指点，也就是全凭胡巫说了算。甚至有不少匈奴显贵也会被政敌串通胡巫陷害，不仅会失宠下台还可能丢掉性命。胡巫传到中原后与中原固有的鬼神观念结合，成为贵族官宦们打击政敌的工具，后来酿成了汉代的一场巨祸。

胡巫除了装神弄鬼之外，还肩负着生物战专家的职责。在汉武帝反击匈奴连获大捷的情况下，单于命令胡巫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抛弃在汉军经过的地方和大漠草原上的水源地。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资治通鉴》中记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胡巫导演了古代历史上最早的“生化危机”，现代历史学家何新在《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中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汉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年仅24岁就病死了，《汉书》中说“骠骑将军登临翰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也就是说霍去病的军队全靠俘获匈奴的补给来维持军需，所以历代学者都认为他是匈奴瘟疫的受害者。至于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瘟疫，历代学者众说纷纭。不过可以肯定不是胡巫跳大神的结果，大体上有炭疽、天花和鼠疫等几种猜测。以发病时的症状和日后蒙古军队的类似做法来看，似乎以鼠疫最为可能。无论如何，被汉人称之为“伤寒”瘟疫由匈奴传入中原，酿成了延续数百年的可怕灾难，连汉朝的灭亡也与瘟疫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正是依靠送符水治瘟疫的办法串联组织起来的。

第一章 草原之子

第一节 哪来的匈奴？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无几，随手捡起一本书来看看，翻来覆去大概总是那几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话首先将匈奴划到华夏族的范畴内，毕竟大伙都有同一祖先，于是暗中埋下了可以进行统战工作的伏笔。接着又指出淳维的子孙们是专营畜牧业的蛮族人士，明确将其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划分开来。而且其祖先山戎、猃狁、荤粥都曾有侵扰中原祸害百姓的旧账，倒叙起来的话山戎侵扰过燕、齐；猃狁曾与周宣王姬静大打出手；而身为蚩尤余孽的荤粥更是胆敢抗衡伟大领袖轩辕黄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伙与其打交道时还是小心为上。这么有水平的话自然出自大家之手，作者便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时期，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两大强国：汉帝国与匈奴帝国正展开争夺霸权的长期争斗。在争霸过程中，汉与匈奴上演了绵延数百年的和亲与战争的戏码。汉对匈奴的态度正与司马迁的这段话相符，在又打又拉的过程中分化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话说回来，虽然匈奴本身未必同意司马迁的论断，可惜他们本身没有发展出文字，后来又逐渐衰落消亡，自然更加无法占领舆论宣传阵地，使用笔杆子为自己摇旗呐喊。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匈奴的“夏起源说”便被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历史学家们一辈辈地加强巩固，逐渐发展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和“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等诸多注解。尤其是最后这条很有意思，利用匈奴特有的收继婚姻风俗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大体上是说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履癸被商汤流放而死后，他的儿子獯先是收编了自己的若干后妈，接着率部跑到北方草原上过起游牧的浪漫生活，从而形成了匈奴。

这种对匈奴起源的认识绵延两千余年，直到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时才有所纠正。王国维否定了匈奴起源自夏后氏的观点，但对于匈奴源自山戎、猃狁等古代蛮族的看法还是很赞同的。不仅如此，王国维还进一步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运用音韵考证认为商代的鬼方和西周初期的昆夷也都是匈奴的祖先。他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提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王国维的观点成为近现代匈奴研究的金科玉律，至今国内的大多数学派都沿袭了王国维的学说。

虽然司马迁——王国维理论体系的名头甚大，但照样也有不买账的。例如现代学者蒙文通就不同意王国维的看法，他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文中，认为鬼方、畎夷、荤粥、猃狁并非匈奴，真正和匈奴同族的，应该是义渠。黄文弼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在《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中说：“余按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今后世羌、胡不分也。”蒙文通的主要论据是羌人和匈奴之间存在着巨大服饰和发型审美差异，“被发左衽”的羌和“胡服椎结”的匈奴，就如同努尔哈赤的马褂辫子与朱由检的长衣扎髻一样，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民族。匈奴的前身，不是形成羌人的鬼方、猃狁等，而是林胡、楼烦、义渠，因为他们往往都被称为胡。春秋时，他们又被称为狄。同为现代学者的黄文弼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中提出春秋的白狄（白翟、北狄）、战国的林胡、楼烦、义渠，就是后来的匈奴。他们二人都提到的义渠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义渠在商代一直同鬼方争夺生存空间，后来又不断蚕食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到了周文王姬昌末年，大臣姜尚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首领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二道贩子姬昌又将这些东西转献给商纣王子受辛。由此可见义渠同周人经常做生意，关系挺近乎。而鬼方就比较不上道，不懂得与周国和谐相处的好处，于是逐渐被周国军队驱逐到河套地区，义渠则趁机内迁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也开始出现。义渠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义渠族全民皆兵，遇到战争便倾族而出上战场。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这些风俗似乎都与匈奴相符。而义渠被秦所灭后，其残留后裔以匈奴的名号再兴似乎从时间上也说得过去。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公元前6世纪中叶，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南发展，目标正是秦国。公元前651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由余被秦缪公诱降后助秦攻打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公元前430年，养精蓄锐已久的义渠发大兵攻秦，迫使秦军退出渭河下游。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国乘义渠国内乱，又派兵一举平定义渠。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但在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又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中也记载着义渠王在同一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两份史料相互印证，似乎可以证明《史记》中所说匈奴便是《战国策》中所说的义渠。无论是匈奴还是义渠，这次进攻最终还是被秦国瓦解。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幼小的秦昭王嬴稷即位后由母亲宣太后芈八子摄政。宣太后是个极为厉害的女人，她使出美人计诱惑义渠王于甘泉宫，还一口气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这下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甘心让秦国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渗透。时机成熟后，宣太后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杀了义渠王，接着灭掉义渠国。义渠族大部也融入秦人之中，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嬴稷母子灭掉义渠后又修筑长城“御胡”，在去除北方后顾之忧后便开始大举侵略关东六国，到嬴稷在位末期时秦国领土已经超过其余六国的总和，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由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上述两种匈奴起源的推测其实都是根据古代史料进行论证，可惜同样在古代史料中也充斥着与之相悖的记载。例如关于鬼方的军事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就与匈奴截然不同，周康王姬钊时期的小孟鼎上刻着大将孟王奉命讨伐鬼方的事迹。上面有“孚车十两”、“孚车百口百两”的记载，也就是说周军缴获了鬼方军队的战车若干，而使用战车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此外戎、狄等民族在古籍中往往有徒步作战的记录，与匈奴的骑射差距甚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狄等民族大多已经进入半定居的居住状态，尤其是义渠在与秦的长期战争中曾修筑城池要塞抵御秦军进犯，这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后汉书西羌列传》中记载战国时期“义渠、大荔戎皆筑城数十”，而秦国在进攻中被迫频繁地进行消耗较大的攻城战。而义渠国与狄人分支鲜虞建立的中山国都仿效中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大量任用中原人士为官吏。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赒就曾三任中山国的相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确认先祖司马氏“相中山”。司马赒曾趁着邻国燕国内乱时“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胜后“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这说明义渠国与后来的匈奴帝国在政治制度上毫无延续性可言，况且义渠人崇尚火葬，而匈奴则是土葬。《墨子节葬》中记载义渠人“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死不焚也”，这种观念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

既然匈奴起源于华夏后裔的假说有破绽，那么自然会有人提出新的猜测。反正假设错误的话也不会有匈奴人跳出来反驳，更加没有因为伤害了匈奴人民感情而引起民事诉讼官司的危险。于是史学界还有如下的假设存在：匈奴是外来户，他们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游牧者。不过此西方并不是欧美友人的意思，而是特指突厥种族。现代学者芩仲勉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提出：“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而俄罗斯和蒙古学界则提出匈奴是秦汉之际在北方草原上新兴的游牧势力，与以往诸少数民族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于是诸多说法不一而足，谁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压服其他假说。毕竟这是一个早已消失又没有文字的民族，连司马迁都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打好了预防针：“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发展延续实在是难以严格考证的。

匈奴的起源，难道真是不解之谜么？当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只有孙悟空，匈奴人可没这么神通广大。14世纪的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这样介绍蒙古民族的由来：“由于塔塔尔人非常伟大和受人尊敬，其他非塔塔尔人各氏族也以塔塔尔人的名字为世人所知......这些非塔塔尔人由于把自己列入塔塔尔人中，也觉得居于伟大和可敬的地位......各种非蒙古部落，均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这些人原来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但如今为了自我炫耀，他们都自称为蒙古人。”

也就是说蒙古塔塔尔部落兴起后被其吞并的其余草原各部落也都以蒙古人自居，例如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本是突厥分支，在被铁木真征服后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蒙古人”。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们对于种族和国家的概念并不如汉人那么敏感。当蒙古帝国崩溃后，这些部落也随之放弃了自己的蒙古身份。克烈和乃蛮与乌孙、钦察等部落再度组成了新的民族哈萨克。以此为样板将时间上溯千余年到匈奴的时代，是不是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呢？

事实上中国古代史籍中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等都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而这些荤粥之类自己可不一定有清楚的民族意识，他们以部落为单位时聚时散，中原王朝实在难以区分这些人到底是咸粥、甜粥还是皮蛋瘦肉粥，所以一股脑地称为荤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述民族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戎、狄等新的民族称谓，并且还有数以百计的分支存在。这些民族同样也不是空降到中国大地上的，他们必定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互相兼并融合后产生的“新”民族，虽然名字不同，但以部落氏族为中心活动的特点却保持不变。当这些聚散离合不定、盛衰兴旺难料的各氏族以较牢固的部落联盟的形式出现时，往往便被中原王朝视为出现了新的“粥品”，而匈奴也一定是以同样的形式在公元前4世纪诞生的。以草原民族的特性而言，匈奴不可能是单一氏族和部落的直系后裔，他们是不同部落联盟的产物。匈奴内部的各分支如屠各、宇文、独孤可以看作是构成匈奴帝国的不同种族部落，而那些贵族大姓氏如挛鞮、呼衍、兰等也可以看出昔日不同氏族的痕迹。更何况还有诸多的匈奴“别种”、“别部”存在，更是说明了匈奴起源的复杂程度。既然匈奴帝国是个类似多民族体系的国家，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匈奴”便是在这个民族兴盛时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实力的一部分，当这个部分兼并其他部落或与其他部落联盟后，匈奴这个名称也像日后的塔塔尔、蒙古一样被其他部落和氏族所接受，从而成为他们共同的名号。

这个关于匈奴起源的理论从上世纪初开始就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例如杨建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中指出匈奴是以早已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基础，结合了鬼方、猃狁、荤粥和戎、狄乃至于一部分中原华夏族成分的部落联合体，后来在战国后期形成了新的匈奴族。乌恩结合考古学发现和史籍记载提出匈奴的确有西方突厥种族的血统，也有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成分，这种差异导致了后来南北匈奴的分裂分化。这种解释是以北方草原兴起论为基础，融合了其他推论的一种大杂烩式的解释。从效果上来看可谓是攻守兼备左右逢源，很好的解释了匈奴那神秘莫测的起源之谜，至少不会让读者的理解力乱成一锅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