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井底观天原创】大国游戏，发帖者的一些说明 -- 金口玉言

大国游戏（之四十七）

2008-07-31 15:50:50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点在于秘密行动，因此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导向上具有滞后性。另一个特点是“秋后算账”，只能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商业犯罪起追讨效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对政府部门的施政过程就必须有超前，放患于未然的机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门主管向民选（包括功能组别推举）的立法会进行政策说明和解释，并接受议员的公开咨询。公开咨询的内容，不光有专门部门的即时计划，还包括未来的计划，和过去工作的总结，使官员问责制可以落到实处。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国现存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机制里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变。把这些问政，听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开和透明度，使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的空间被压缩，这样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弥补不足。

在具体领域上，监督应该有效的利用新兴媒体，如互联网的快速和广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逼迫民众只能靠把事闹大，才可以得到高层的关注。地方政府的机能改革，即政府精简繁琐的规章，将经济活动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可以使政府利用决策权为私人从中牟取暴利的机会减少，而这又有待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和商业犯罪，应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这些腐败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代价。要知道，在人类的任何社会中，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无耻和血腥的。无商不奸，无富不恶，无官不贪，基本就是人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中，不排除许多有钱人是靠黑起家，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的灰色地带而暴发。对大量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社会巨大损失的蛀虫，当然要深纠到底，但是要避免社会中的普遍仇富心态，和把运动扩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义兴起，对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带暴发的富人，立即就会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国家，直接把中国人的财富“捐给”外国人。即使象赖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挽留他，以中国侵犯人权为借口，拒绝对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赖某人以高昂的律师费，将他带到加拿大的赃款（中国人的钱），全部变成加拿大人的钱（法律费用），这个拔河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样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的财富，用小鬼搬运法的伎俩，移花接木。

中国人不能落入这种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中国人必须做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动乱。然后以私人物权法的立法，认可和保障这些来自于灰色地带的财产，并鼓励这些财富在中国本地进行投资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另外通过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过慈善事业，福利捐款等等，来补偿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杠杆，鼓励这些私人资金办学，开图书馆，建养老院等等，正如历史上很多祸害人类的家族，如诺贝尔，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补偿。

九十四

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就是政治统一，经济独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这个体系，是中国人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自从1840年以降，中国经历了耻辱的100年，饱受列强侵略，传统沦丧，国破家亡，不得不学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这个向西方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忍辱负重，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和过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学习，都有个目的，就像你上大学，不过是学一门本事，拿一个毕业证书作文凭。以今天的情形来看，在学了西方150年后，中国人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已经不再那么轻易的可以被西方军事讹诈。而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超强的地位。那么我们干嘛还要向西方继续学习？难道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意图？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们都要老老实实的拿回家里来当宝贝供着？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声，这个是普世价值，我们就连脑袋都不挠一下，就照单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们就要问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个破章程，有几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签？

中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时候了。不要动不动就号称，要向世界看齐，要和国际接轨。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铺一条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会当你是国际标准，要和你接轨。中国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和目光短浅，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惭形秽和诚惶诚恐。中国人应该对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充满自豪和骄傲，为这三十年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欢欣喜悦，当然同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以一个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锐目光，认真的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进行仔细的分析，随时对其进行手术和修补。

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国这个年纪人才的断层，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轻人被赶上山，踢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而被剥夺了真正的教育机会有关。因此对他们，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并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们为主，在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们金融界“高手们“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资上，可以被称为土包子交学费。比如我们上海政府的官员们，在美国文化势力衰退，需要依赖引进中国文化因素（如功夫熊猫）来混饭吃的今天，仍然热衷于花大钱，去修建迪斯尼乐园。他们的希望是，用中国人的资金，中国人的土地，和中国人的顾客，来向美国人交专利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热爱外国人的媚态，你这个美国大乐园可以去骗谁的钱。

在这一代目光短浅的庸才操控下，中国还是越少变更越好，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安稳稳的忽悠过这几年。如果中国能够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现衰退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经济发展上，压住通胀，保住增长，发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业，完成沿海经济的转型，忘掉奥运会这些虚名，切实地保持繁荣，就可以满意的给自己盖棺定论，把大规模的变革留给下一代去做。

大国游戏（之四十六）

2008-07-30 11:35:41

第十篇

青丝一束莫笑短，直下长洲缚蛟龙。

----自题

九十一

在具体的操作上，中国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锋，而由当地的国家扮演对抗的角色。而中国则需要在西方对这些国家采取各种敌对行动的时候，有意掺沙子，使西方的行为不能如愿。例如津巴布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中国依赖于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组织的运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势力对非洲的强力介入。中国更应该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韦政府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和解，让南非总统姆贝基好好露一脸，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处理非洲事务。

在经济上，中国应该利用自己在农业科研上的优势，帮助津巴布韦的黑人发展农业经济，使这些非洲国家可以摆脱被欧洲白人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通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使西方针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制裁不再有实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欧盟各国企图通过这些白人势力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算盘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争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强共同开发，使中国和西方双方对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过度的恶性竞争。

中国最好的位置应该是在西方阵营和反西方国家之间摇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既让西方国家忙于应付这些所谓“捣蛋”国家的挑战，而无暇思考对付中国的阴招，又可以令中国在他们的冲突中，通过两边施压或施援，来化解冲突的白热化。

在伊朗危机上，中国的处理是一旦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使对抗恶化，中国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来减低美国的压力。而一旦伊朗的强硬派向美国挑衅，中国就警告伊朗使其行为避免过激。总之，中国的对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势力结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势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冲突中最佳化，通过灵活的变化，不断化解各种冲突，使之不至于失控，造成整个国际体系的崩溃。

当然，从2008年的形式来看，中国已经无法躲过西方的关注。逼迫中国表态，支持西方统治的现有国际体系，并利用中国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为西方利益服务，当是西方的首要选择。在这种形式下，以资源争夺为契机的运作，在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与其说是真正的为资源，不如说以此为契机，来恶化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以打击中国在这些地区日增的影响力。

而在中国内部，所有的对策都是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为目的，以三个T和两个X作为操作平台，企图增强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向地方放权，引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决的鼓吹，在中国内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离和离心势力，对所有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引起政策争吵，以挑动高姿态的爱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支持的颠覆势力的对抗，来压缩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斡旋空间。

在舆论上，则是施加压力，逼使中国政府开展政治改革，试图再次上演前苏联解体的一幕，令中国政府在各种内部公开化的争论中，分崩离析，令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地区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族群之间，形成公开的争利斗争，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认可的中央权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一大堆国家。

九十二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从他们的政治经验里，他们不会对其国家领导人有这种信任（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长而已），但却对他们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怀疑的信任，而绝对服从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实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民众的心目中，也起了这个作用，当人们对这个信仰发生怀疑的话，中国传统中的改天换地就开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就会发生，正如发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样。在中国进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权威的改革方案，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自杀行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权威，并结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国试图用加强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来构建新的中央权威却失败了，造成了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当日本在这个时候入侵中国时，正如汪精卫所描述，中国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却没有国防。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统一政治力量的国家，当然无法应对外强的挑战。反之，当中国在1949年后，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当时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顶住美国及其同盟在朝鲜的军事干预。

有人问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可否成功崛起和应付西方的挑战。笔者曾用了一个比喻，即中国人今天那种发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种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态度，与美国在1950年代的“无事不可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规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国当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还有数百万黑人被美国地方政府公开做奴隶一事，就知道中国的今天比美国当年不知要进步多少。如果美国当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样的事。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域里，一定要区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并把重点和先发点，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机构改革。人们通常把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混淆，而混为一谈。机构改革，也称行政制度改革，其着重点在于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对其效率和权责等方面，进行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调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个政府的运作是否有效，和其产生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洁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选举的标准来看，则根本不能和其他如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比较。

这里就取决于人民到底抱怨的问题是在体制上面，还是在机构上面，中国政府才可以对症下药，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来提升现在普遍过于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机构，其运作方面，颇似中国明朝时的东厂，在人员构成，组织关系，和财政来源，都独立于其监督的政府机构之后，对监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极大的阻吓作用。

大国游戏（之四十五）

2008-07-29 14:59:25

八十九

中国人应该感觉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能够无大碍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国投入的军费仍然超过世界总军费的70%的局面下，在中国常规军力仍然落后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况下，在以美国领军的北约指东打西，走南闯北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中国居然没有被人教训，自然和后院里那几根粗壮有力的狼牙大棒—战略核武器有关，但是也和中国让人馋得流口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们心有盼望戚戚相关。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些脑袋比石头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几分血性，敢于向西方叫板的小国枭雄们，不断地将西方敏锐的鹰眼，从中国这个大块头身上吸引出去。这个反西方的阵营是中国在西方独断的丛林里谋生存，求发展的天然盟友，虽然在西方长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变阴谋，和舆论中伤下，这些小国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态，为中国在争取善意的国际空间下和平发展，提供宝贵的同盟军作用。

中国人应该庆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挨了几颗炸弹之外，中国基本上躲过了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力改善国防的落后水平，使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越来越高，不符合战争的利润原则。虽然这段时间里，中国已经变成了北约的第一号敌人和打击目标，但是由于北约仍然忙着“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不投入精力解决南斯拉夫这个异类，忙着蚕食俄罗斯，并打通被俄罗斯控制的中亚能源走廊的出口，并由于西方的东进战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线受阻而无法兼顾。而西方的前线基地土耳其，则极有可能被开发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绞杀的新战场。

在中国的俗话里，有一句话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明白，来自西方之人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只是当你的猎枪口径够大，而且火力够猛时，他们就会不得不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中国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猎枪大了有朋友，猎枪没有见豺狼。”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来源于东方的匈奴是导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起因，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胆寒。同样来自于东方的突厥，消灭了西方文明的最后领地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进入了没有文明的落后蛮荒时代。又是来自东方的鞑靼和蒙古，对西方民族进行又一轮的杀戮。可以说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人妖魔化，都是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不是中国人大声说自己热爱和平，把凶恶的龙的形象藏起来，而是把憨厚可爱，没有威胁的大熊猫抬出来，就可以让西方人睡个安稳觉。

其实西方人并不那么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猫，表面上是一个安稳温顺，不和人撩事斗非的中餐馆端盘子的侍应，其实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龙一样，虽然在端盘子，却是个真正的龙战士，血管里其实流动的还是凶猛的到处喷火的龙的血液。这只功夫熊猫，由于他的可爱笑容，就比凶猛的龙更要可怕。

九十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西方公众的形象仍然会被继续抹黑。不过中国人也许需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西方的媒体其实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更关心的是物价是不是上涨了，工资是不是调高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费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学校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区里的治安是不是恶化了，诸如此类不被媒体精英们看得上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体精英们和专家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一个全民皆兵和同仇敌忾的假象，区区数人，比如说几个专职抗议人士，就号称一百万大军，摇旗呐喊，摆出一副声势浩大的场面。

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对国际局势判断不清，自以为在这三十年的开放和发展后，可以在世界上开一个盛会，乘机露个脸，可以烧包一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庆自己的好日子，当然没什么错。只不过以奥运会作为契机，打开大门欢迎各方客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来助兴同乐的，哪些人又是来砸场子了。其实中国人应该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除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还包括了许多老朋友，穷亲戚的护持，在西方惹来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红眼，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贪婪的热眼，都是极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外界交往，继续平和的面对外界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真正话事的大亨们，仍然有利可图，任何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这样的日子多一天，中国的实力就会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过早的同西方在军事上的摊牌。

只有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时候，当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梦想落空，西方本性里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才可能重新抬头。正如当年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对曼彻斯特商会的保证是，一个中国的省份的市场，就可以令这些商家做不完订单。只有在中国政府实行像清政府那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才会成为西方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有限度的开放，能够在保障本国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不断的扔些甜头出来，中国应该还是可以争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环境，可以任由美国和北约在中国周边国家，开设军事基地，建立无效而耗费巨大的防守链，就像中国古代的长城，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不起实际的功能。

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还是要以寻求和谐，避免对抗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强烈冲突的能源争夺上，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国际反西方势力，借力打力，不参与西方垄断的国际商品定价体系，而是以中国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实力不逮的地区，抢占资源，支持非西方的势力抬头，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业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利用当地人民的势力来应付西方的夺利行为。

大国游戏（之四十四）

2008-07-26 11:04:00

八十七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和竞选承诺，作出一定的妥协，而保证这些集团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够将公众利益对私人受益者进行合法的输送（不然，干嘛当初出钱给你）。而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行政机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个大头，就是对外关系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技术精英则由石油大亨，军火大亨和国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过由退役的将军们和政府官员，在这些企业出任高位，又由这些企业资助的各种思想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基金会，外交关系研究会等等智囊组织，提出方案，然后大家就瓜分美国政府最大财政份额的国防预算。

当然美国在世界次序上，还是要采取内王外霸的方法区别对待。对自己一类，如号称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当然还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以王道来分赃，但是对非我族类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阴谋，随便牺牲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民风淳朴的普通士兵，在为上帝和为美国梦想而战的名义下，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那血来换取这些私人企业的高额利润。

而美国内部的无聊纠纷，就通过繁杂和低效的法院体系，让普通人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毫无现实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可不可以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之类），在这些法院的各种一审，二审，上诉，反上诉之间的冗长的程序中，浪费时间，耗来耗去。国会则是作为美国民主的门面，让各种声音在那里炒得不亦乐乎，除了为地方分猪肉而不顾及美国整体利益，忙于通过肉桶议案外，美国国会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在美国对世界各国国家和他们半打子都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发表议案，进行抗议。比如说，中国的西藏算不算独立国家，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动武算不算种族屠杀，法国炸薯条该不该改名成自由薯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国家的问题，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发觉，不可能在爆料过程中，可以打击对方，而让自己上位的话，两党操纵的媒体就会只字不提，当没事发生过。

当大寡头拿走了国家的大头利益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扔下些骨头给其他没有这些特权的人群享受。因此国会和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各种非重要的团体，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动自己的游说公司，开始收买各地的国会议员。当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政府，已经拿了大头，就不会再参与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之争。就会留下空间，比如说工会来游说他们的贸易保护法案，印第安人来游说他们的赌场，黑人来游说他们的公平发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就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赃。比如说邮局，税务局，车辆管理局，社会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统，就交给比如说黑人中产阶级等等，来垄断其利益。至于造成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就无关紧要，反正有钱人的子弟会在学费昂贵但教育质量高的私人学校毕业，而保证他们的竞争能力和特权。这些穷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还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实的毕业证书，去那些他们爸妈退休空出来的政府低层职位就职。而美国的法院则是用着一个慢慢运作的绞肉机，让人们在公平和正义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国人民可以每天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读到他们的幸福美满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两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好莱坞大戏上演时，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个民主选举游戏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

中国是不是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很多理论家会告诉你，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其好处和长处，甚至会说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是问题最少的一个制度。他们的说法也许没有错。中国拥有这样一个制度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换取这个制度？我们的改革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吹嘘这个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无知，食洋不化，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是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民呢？

美国的PEW公司刚刚推出他们的全球民意调查，发现中国的民意中82%的人民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86%的人民觉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些都是全球23个调查国家里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个百分点。

同样的调查在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民认为国家走的路子是正确的。为啥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人民可以参与政治民主，改变社会的美国人民对未来的看法，要比没有这样大参与力的中国人民要灰心？这难道不值得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专家们思考吗？

并不是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见和没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伙儿对通货膨胀，环境恶化（宁肯经济速度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也希望改善环保），贫富加剧，地方政府腐败等等，都是意见很大，但大家对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满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基层民众对施政的参与度，做到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素质，增强对官员行为的党内和党外的监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员对媒体的干扰，在全国性民意论坛上，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放开，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级政府对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无聊说教，无赖诬陷，无知指责，和无耻抹黑，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废口舌和人辩论。

中国人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因为国情，因为落后，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人满意，西方的现在的情况有多少西方人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中国不需要选举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亚工学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开赌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统，不需要关塔纳摩的人权，也不需要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意淫，认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过那些都是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仅此而已。

如果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的话，告诉他们十年后大家在看看吧。

大国游戏（之四十三）

2008-07-25 13:50:02

八十五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八十六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