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就达雅兄的备战经济说几句，兼及改革三十年（窘给大家道歉） -- 葡萄

旧文充数之五：毛泽东和白求恩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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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春节后，朋友自武汉探亲回来，讲起在某医科大学所遇一事。朋友到表弟的宿舍玩，与留校的大学生。聊天就不免聊到所学专业，其中的一个人对白求恩的医术表示了怀疑。理由是白求恩死于手术后的破伤风感染，在那位学生的手术经验里在无菌环境里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一天做几个手术也不至于割破手指，最后是加拿大那么好的环境如果不是混不下去了是没有理由到中国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他表示无法理解。

我不想对白求恩大夫的医术发表什么意见，我无法从有限的资料里找到对白求恩大夫医术的评价，我肯定没有那位将来的专业人士对此问题更有发言权，我只是知道白求恩在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为自己治愈了肺结核（虽然方法有些恐怖）。

我开始明白，为何有人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称为怀疑的一代。和他们的差异曾经困扰过我，也为从来不关心历史的表弟担心过。（他只知道毛泽东，不知道蒋介石）。而现在我渐渐明白这里的原因了。

中国先有百家争鸣，而后告大一同至今已历时2000多年了。中华民族这样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勉强可以相比较只有犹太民族，但也只是经济、文化上的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由此延伸，来探讨一下诸子。儒、墨、道、法、兵，当时称为显学。儒宣忠恕，墨讲兼爱，道法自然，法崇实力，兵重诡道。其余可谓杂家。儒之至孔丘，孔丘以后儒分有八；墨之至墨翟，墨分有三；道之至老、庄、列，之后多为隐者不为人所知；法之初即不尚虚谈，各有不同，其间管、鞅、申、邓亦各展其长，至韩非而几大成始可言家；兵之至孙武，孙武之后名家辈出。但是，儒、墨、道、法、兵，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儒之术容易虚伪，墨之术陷于平均主义，道之术多为空谈，法之术难免极端，兵之术过于霸道。所以先秦诸子或儒、或墨、或道、或法、或兵、或杂家能为大家者，必先兼诸子之言于一身，而后各行其百家。至汉武帝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时候儒、墨、道、法、兵早已相互渗透互为关联。从此形成了所谓儒法相间，霸王道杂之的中国历代统治思想，只是后来由于历史和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外来的释家逐渐替代了道家。再而后的百家，各有所长。杨朱的重商主义，吕氏春秋重在养生，公孙龙可以讲是逻辑的滥觞。

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是得益于如上所言形成的网状结构。乱世须行重典，再用黄老养生，再宣抚德政，并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加强兵备择时扩张。法家重视上下令行如一，可以视之为经；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纬；其于间杂补益，各有其用。

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空前的挫折，但并没有失败就是得益于这样的网状结构。中国面对的这次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但是在政治上遭到挫折，而且还在经济文化上也遭到从未有过的。这已经使许多人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失去了信心。

中国与西方有着许多本质不同，比如封建的解释。中国的封建王朝一直都是用分封建制，中央集权的行政结构。而西方的封建一词feudalism，原意为寡头或者采邑。欧洲列强传统政治结构是源自古希腊城邦的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体制。罗马帝国如此，法兰克王朝如此，拿破仑帝国如此，大英帝国更是如此，只有波旁王朝时期的太阳王统治时期是一个小小的例外。而俄罗斯是个异数，直到与康熙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俄罗斯才真正意义上的走到历史舞台，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并且西方世界也一直把俄罗斯看作东方国家，而不是西方。至于法律，更有一点复杂了。是law(习惯法)，还是lex(罗马法)。两种不同的解释，分别不仅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而且也体现西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差别。这里也是现在欧美在伊拉克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深层原因之一。我中国传统法家的观点有着与现代法律这个西方舶来品有着本质差异，就是来源于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中国最致命的还是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封建制度在历史上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君王一人的家国天下，非为天下人之天下。人趋利避害是本性也是本能，所以大多数帝王在异己之利和天下人之利间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不难明白中国威吓有那么多的荒淫帝王了。还有国家的发展和管理者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当最高统治者不能胜任或下属的才能超过管理者本身时就只有选择杀人或者被杀。所以皇帝大多信任的只有太监，所以有生生世世莫入帝王家的哀叹，所以有风波亭千古奇冤。最指明致命的还在于皇帝尤其是守业皇帝，从一出世就处于社会的顶峰，难以有动力做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任何改革。所谓儒家寻章索句的迂腐，与其讲是儒家的本性不如讲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唯一保持其独尊地位的现实选择。因为中国封建制度本身，就有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无论谁处于儒家这个位置都没有办法独立选择的。

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依附于中国封建制度下长期处于独尊地位的儒教必须要打倒，这和反对前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2000多年积累的保守与顽固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看看现在铁路系统的分拆难度就可以推论），这也是毛泽东提出多看一点法家的初衷。无论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诸子百家也好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儒家强调的对自身的修养用现代语言叫加强自身素质，儒家讲究礼节与现代社会文明礼貌是相一致的，儒家推崇忠诚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被抛弃的思想，儒家尊重敬老爱幼这也是维护古今社会稳定的基础。六艺在现在看来是最早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有教无类更是诸子中对普及大众教育唯一身体力行的（而且这也是儒家兴盛的主要根源之一）。儒家谋略中的战德，按照美国人的观点就是和平演变。儒教对中国传统的最大影响就是把教育上升到了几乎宗教崇拜的地步，这除了犹太人和接受儒家文化的国家以外是绝无仅有的。简单的讲哪一个先进文明哪一个落后腐朽，都是不科学与不客观的。孔子知周礼不可为而为之，后世之儒有行周礼者几人，每一代儒家学说都是随时代变而随之改变的，王莽也只是个特例罢了。汉贾谊议战德而后渐平匈奴，随唐开科举重策论欲扫天下英才，两宋理学崇尚格物致知，有明一代知行合一影响深远。

中国儒家文化传到韩国，与佛教结合产生了身土不二的民族理念。中国的朱子理学传到了德川幕府，不但使日本第一次重视修撰自己的历史，（《古事记》等重要日本历史著作就在那个时代修撰的）而且尊崇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林罗山、林鹅峰父子及林罗山的门徒山鹿素行更是奠定了日本武士道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山鹿素行，他的《武家记事》和《中朝实录》已经成为武士道的经典。至于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英国创建了现代文官制度沿用至今。法国的伏尔泰不仅推崇中国的儒家精神而且自封为孔子门生，他的著作直接影响了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他的《风俗论》里把当时中国的制度称为最好的制度。（这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不能夸大）对于大量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尤其是《论语》和老子），对锻造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也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腐朽的是自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基本不变的制度，如同阿拉伯文明一样。曾经诞生辉煌文明的制度，随着创造力在官僚系统中的消失，在面对西方年轻富有活力和从新焕发生命力的基督教文明面前显得如此无力。中国和阿拉伯文明不一样在于，由于中国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所以不必遭受如何把现代化与宗教相结合的痛苦。中国文化中的网状结构不但有效可以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我想每一个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或多或少，都自觉与不自觉的承担了这一个角色），而且更能够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不是自欺欺人，大凡哲学上的外来学说大都可以在中国的典籍里找到相对应的内容。

前面讲过，中国的统治一向乱世行重典，再黄老养生，再宣抚德政，并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加强兵备择时扩张。毛泽东的时代属于乱世行重典，邓小平的时代就是无为的阶段，而现在需要的是用一个可以为大多数人谋权利的时期。中国文化从来都是现实主义的，不但法家如此，儒家更是如此。独尊儒术的汉代尚有王霸之术杂之，和况其下。中国文化长期造就的网状结构，不但使中国能够屡次历劫从生，而且每一次冲击都为中华大地诸如新鲜的血脉使之逾加强盛。这就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化，是中国几千来保持不断扩张的基础。西方的挑战为中国带来了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且去掉了制约中国发展的那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方法用中国文化结构的思维处理结果往往是最好的。中国从来也没有形成什么政教一体的体系，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于陷入教条的繁文缛节中。今天对于中国种种问题的担忧，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担忧。由此而产生不同观点，由此产生的矛盾与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建立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下的核心价值观及其评判，是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完成这个阶段，奠定了坚实国力与文化基础的中华民族，他的新一轮扩张高潮就呼之欲出了。这也是其它以宗教为底蕴文明所不能比拟的，伊斯兰文明一样，基督教文明也一样，这也是我始终相信中国世界的理由。

我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比我更加确信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讲过，他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毛泽所东反对的，官僚阶级、官僚资本集团、专业利益集团等都已经出现并正在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肌体。可是建立在偏见和狂热之上的革命，最终导致的伤害与自我伤害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无须讳言。现在的目标应该是怎样才可以使我们国家各个阶层有一个形成共识的文化核心。光发展经济而没有核心的价值评判，最终会象寓言中向不同方向拉拖车的结果一样。日本的现状就是一个在完成赶超后，迷失前进方向后引起混乱的典型例子。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位学生的怀疑。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孔家店被打倒了，但是却没有新的核心立起来。所以怀疑，对一切的怀疑便普遍存在。不但政府与公民之间，而且人与人之间连起基本信任都会有所保留。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时代起码的是非是什么。

应该注意，现代社会制度最大的优势不仅在于为有才华的人提供极大上升空间，而且由于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在实际中也降低了权利交接的社会成本。同时更因该注意到，中国文化里那种几乎可以在任何人类社会生存的网状结构与理性的态度。这是中国可一保持大一统格局，而罗马帝国不可以，阿拉伯帝国不可以，其他历史上任何帝国都不可以的重要原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会再有一个毛泽东，但是我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混乱下去。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的身上是可悲的，也是毛泽东所不希望看到的。虽然今天的中国谁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但是毛泽东可以从中国文化里汲取营养却是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从破而未立，再破而后立；这应该是每一个热爱中华的子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开始，从了解白求恩为什么到中国来做手术开始。

旧文充数之四：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经济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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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没有文革中国可以进入第二世界,这个在经济学观点来看欠考虑.发达国家的经济分工第一波次是制造业转移至日本,然后是日本向四小龙转移,再然后日本和四小龙向东南亚转移.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积累,恰好是在上世纪60与70年代的完成积累与腾飞的.即使大陆在60与70年代不搞文革,想象后来80年代那样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以华人为主要力量的资本家来大陆投资,即使那些华人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也就是说,80年代改革后来自华人世界占中国吸收外资额一度达70%以上的华人资本在80年代前还只是小树苗.另一方面,中国走向全面改革是在邓公南巡之后,邓公南巡前后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在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与矛盾的基本分析后做出的国策调整.之前中国的经济是适度利用外资,均衡国内国外企业发展,外汇储备保持适度规模.之后,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经济成绩以获得多少外汇为考核,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很多人今天不满的各种情况.

实际,那在当时是一种无奈与必须.因为,在按照当时的经济模式发展,10年之中无论是各种矿石资源还是各种能源需求,国内资源供应都已经难以维持(更不要说这样规模的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供应中国10年规划的发展需要(当时有一本非常红的书<山坳上的中国>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说的就是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就是那时候在国内和国外悄然开始流行的),所以中国需要提早应对,以获得外汇储备为经济核心任务是中国当时的选择,也是造就今天经济格局的选择.

最后再回到点政治,中国经济迎接全面国际化全球分工合作还有一个大前提:冷战结束.没有冷战的结束,就没有如今如日中升的资本全球化扩张,也就没有中国迎接全面经济改革的基本格局.简单的说,冷战一日不结束,中美仅仅是军事同盟,中国已经要在北方与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而这样的抗衡结果对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负担一个词可以解释的.

实际不管有没有文革,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在70年代之前就和解.冷战也不会在90年代之前就结束.同样,即使抛开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在80 年代之前华人资本积累完成之前他们不会在大陆进行广泛的投资与经济合作(实际那是在90年代才真正开始).同样,现在这样的全球资本再分工,没有冷战结束这个大前提条件,可以判断那是不会形成在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深度与广度的程度的.(多提一句印度,冷战不结束今天的印度依旧是苏联坚实的盟友,也不会有西方基金投资下蓬勃活跃的印度股票与地产市场以及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

最后,参照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于能源与资源的的需求已经达到煤炭开始纯进口(2007年开始),石油进口破记录(2007年中国石油进口近亿吨),各种矿物资源大量从海外补偿(铁矿石铜矿石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矿石中国进口量都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是站在发达国家全球分工这个价值食物链上的.且不说,在完成产业专业与分工之前,中国是否可以独立形成这样的规模经济.但是必须要确认,仅仅依靠中国的经济资源和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海外投送能力,在中美建交之前,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很难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资源进口与补给,更不要说是在西方国家控制的前殖民地国家或者说在冷战争霸下战火纷飞的国家获得庞大的资源与能源供应需求了.(今天中国在安哥拉获得的石油供应已经超过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2006年安哥拉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0%).因此,文革对中国经济影响无论怎么负面,中国都不会在1980年甚至1990年时候使自己的经济进入第二世界.甚至在中国有了庞大外汇储备获得充足进口需求之前的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真正进入在西方霸权主导下世界经济的第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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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充数之三：回到基础，不是回到过去是为了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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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这里我先给点民国自然灾害罹难人数资料:

民国1925年后旱灾的记载旱灾:

1925年;地区:四川省;死亡人数115万(载于申报1925年6月25日)

1928-1930;地区:河北\山东\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绥远\察哈尔\热河;死亡人数过千万(载于李文海著<中国近代十大自然灾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1942年;地区:河南;死亡人数3000000(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1985年三月第50页)

1943年;地区:广东;死亡人数500000(载于[德]王安娜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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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基本选1925年后,死亡人数50万以上记载,并不代表其他旱灾死亡人数情况.

民国1925年后,水灾死亡人数15万以上相关记载

1930年;地区:河南新蔡;死亡人数150000(载于<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四期,第160页)

1931年;地区:江淮流域皖\鄂\湘\苏\浙\赣\豫\鲁8省;死亡人数42.24万人(载于<近代中国十大灾荒>,第230页)

1938-1947;花园口决口;地区:皖\苏\豫;死亡人数89.33万(载于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暑编撰委员会1948年印行,第33页)

另外还有其他各种自然灾害的记载,死亡过百万的一次,过10万的两次次,过20万的三次,过30万的一次,此外还有罹难人数过万人的自然灾害60多次.

刚发了点关于1959年到1961年的今天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的资料，胡一刀兄与冻雨兄还有大黄兄很快就回了贴并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清晰而且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有理性。对你们的观点，本来想一一回复，但是一些想法是我本来想用这个帖子引出来的，但是延伸开又会有大半内容脱开原来那个楼的话题所以就这里开个帖子说，莫怪。

这里先说点自己的想法，看到论坛里很多政治，言之皆理，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为心中的那一份坚持你我他都会去力争。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我想无论我们在争什么，我都需要回到基础，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起码的基础，不然用我老家话说：永远都是鸡同鸭讲，没道理可言的。这里要罗嗦的是，当年做斑竹的时候看到论坛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之就是党争而后相互攻讦不堪直到论坛倒掉，要么坚决弹压不同意见结果往往导致聚集起人气的那一粉真诚到最后为手段为目的而荡然无粗存。这种事情经历多了，难免心寒，如果西西河这样的结果我想以后我也不会上论坛，不管在这里一些事情结果怎么样，我想说点我能说的话吧，就从这里开始。接下来就回到正题吧。

还是和回煮酒兄的那样，我先说说我们的基本思路，然后就你们的话一一作答。自己的思维习惯，受自己的修的几个学科影响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凡事做判断也好思考问题也罢离不开证据、数字分析与逻辑判断，就和标题中一部分一样，我把这些叫回到基础。有句法谚说的不错，大致意思是真相永远是不可能被知道的，重要的是如何表达你想要说的真相。我学的一个专业的基本技能之一就是告诉如何大家我想要大家相信的那部分事实，只是如果这些用到论坛或者说人人都和律师一样在论坛上说故事，那么我们来论坛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想说的回到基础就是，不管事实本身因为时间与空间还有各种物理原理上的因素是不可能被完全重演并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就同一事实不管我们各自最周持什么观点，做什么判断，我想起码一些事实的基础我们是可以达成共同的认识的。而我修习的其他几门专业，都无可避免的要涉及数字管理与逻辑分析，这样能用数字化表述的事实基础对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分析有时候对一个问题的判断于评价会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用同一个标准或者计算口径探求同一个问题对于在同一事实面前做更精准的分析对于我想说明的问题我认为是有价值与有意义的。因为我相信，能更接近事实的准确分析，只可能建立在更准确的数字基础上的正确的逻辑判断之上。否则，人和人之间的争论纠缠下去，不管初衷是什么其结果都会象戈尔迪斯之节那样，纠缠到最后谁都不知道开始的话题了。看的人别笑，经常和人在讨论里争到最后往往发现和我争吵的面红耳赤的人，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而引起我们激烈争吵的不过是我们就同一话题有不同的理解，鸡同鸭吵了。

回到那三年，我什么我想讲点数字，是因为在和河友的争论里我发现我们在各自的坚持里都少了点让我们信服的东西，而这些往往只能用数字才能清晰的说明问题。再进一步说数字，各人有各自的取样标准。我给的连接里的夸张的不算什么只有更夸张的，其他的网络一搜索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打住这样一掰又是鸡同鸭吵了。还是回到基础，当时到底死亡多少，从这里开始，让数字归于数字，让数字的延伸归于数字的延伸。这里我举个法学里常见的问题，未出生的婴儿是不是生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在这里我倾向采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标准：婴儿未脱离母体就不算生命。（这里不讨论头先出来还是脚先出来的问题，打住不展开法学探究，抱歉）从这里，我把非正常死亡理解为在饥荒中的那些罹难人数，并据此展开后面的思考。（我这里只说明我的思路，其他人的观点我这里不多表述，我想多数人都会自己做独立的判断的，从回到基础开始）并用同样的标准，看民国中自然灾害的罹难人数。

这里，我这样对比。那三年，发生了灾难死了很多人，中国人。有人负责，有人归咎于毛公，有人归根在执政党，还有人归咎在各种原因上，但是就这个灾难毛公的责任执政党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而且土共以及至今仍然支持土共现政权的大小人等，包括现在的本人都不会否认的。只是，我们回到民国年，在 1928-1930年长江以北当时的北方8省大旱罹难人数过千万，问蒋先生的责任么？不能啊，蒋忙着剿灭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阀，那地方蒋先生管不到的，就和 9.18一样。问当时的大小军阀们呢？也不能，那年头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自顾不暇，难民你们要怨就怨天灾吧，咱没责任。得，没人负责。干净，都干净的很。那么，假使这个都没责任的异时空来到了1959-1961那三年，不管最后罹难人数多少，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只有天灾没有人祸。我想公道都在每个人的心里。

说当时的中国，我们恰好有个邻居可以对比：印度。印度在稳定国内局势后，和我们一样成功的实现了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和我们一样昏了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大干快上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型工业项目。结果，历史一样惩罚了当时大跃进的印度人，只不过他们在农业问题爆发的时候大的自然灾害问题没有爆发，不过即使如此印度人终究还是在解决了孟加拉问题后遇到了大的自然灾害，如果不是当时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大力援助（仅仅小麦美国就在那几年援助了总共5000万吨）我想有悲剧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了。我这里不想替什么粉末一翻，我想如果我们对比我们建国三十年后开始的改革时代，多少次投资冲动与狂热让我们做了多少拍脑袋上有多大胆上多大产的事情，甚至在1984-1988年我们遭遇连续的持续旱灾，甚至在前几年我们遭遇厄尔尼诺部分产粮区域遭遇绝收的时候，灾难没有如期而至。答案其实我们都知道，按经典教科书的回答是，国力提高了，制度完善了，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还有国家抗灾的能力大大的加强了。回到实际的地方，让我们在大灾之年渡过大灾之年仍然保证丰收的是满足一直以来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这些人口不断提高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各种农产品是：让印度人完成绿色革命的墨西哥短杆小麦，是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水稻种子，是工业化大生产源源不断提供的农药与化肥，是数十年如一日大力兴建的各种水利设施与农业基础设施，是不断完善的公路铁路航运航空基础设施，是在学科各领域不断保持旺盛创造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辛勤工作的所有人，更有那些农民还有被成为农民工的一个共和国最有价值群体之一的群体………

话头再回到更早的开始吧。我想不管什么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就人口\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基本数字比较的话,民国三十八年如何,建国三十年如何,相关数字我想没有谁能掩盖的住.不管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想想今天的执政当局的一些政策,我有这样几个结论:

1.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允许有内乱,有煽动国内暴力者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坚决弹压.

2.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容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乃至分裂中国,尤其对武装分裂份子坚决镇压.

3.不管出现什么波折甚至挑衅,都不能打断中国自己发展的步伐与节奏,主权在我既生存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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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满清之糜烂,到覆灭之时我们还占了世界GDP总量的11%是当时日本的一倍.到民国三十八年,跌落到世界0.7%的份额.无他,内忧外患\党同伐异\生死荣辱权操列强之手而已.有的利可以让,有的物件可以交换,但是有事到临头了半点退缩不得的.

不内乱是为了长治久安的搞建设，特别是要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所必须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中国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利益，说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贪官即使再贪只要这个肉还在国内，那还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拐带了出去，那就是敌我矛盾，更不要说做尽吃里爬外的事情的一群人了，这个是国之蠹。最后说要掌握自己的节奏，并且最终保证1、2两点的实现，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要靠自己双手挣回来的家当。而且，我们的实力增长要比对手快，比竞争者快，千变万化唯快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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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个快，如果脱离了自己的根基，难免要吃苦头要闯祸的。1959-1961那三年，就是热混了头闯的祸。是遭遇天灾的人祸。至于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看当时的国力做评价，看灾害的影响做评价，回到数字，才可能回到基础，那时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基础。

我们首先看，共产党建国三十年和改革这近三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从大向着强前进的道路上最依仗的是什么。从本质看，前不久胡总的讲话里说的最实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就是土共这些年有所成的基础。不过，这里我再问一句：土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又是在哪里呢？

这里还是先插一句，最近一直都被西方赞誉有加认为可以媲美甚至终将超过中国的印度的崛起最大瓶颈在哪里？我想稍微关心印度话题的都会说基础设施建设。可是，在2005年的计划里印度只做了不到500公里的公路规划，甚至这个规划还没有按期完成。另外，我们从印度那些星罗棋布豆腐干一样的模仿中国开发区里我们可以期待看的到印度会在这些追赶中有中国式的速度么？我们这里不想比较投资优劣，不想比较工作效率，更不想比较什么人种差距。这里我只要说一个数字，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想说明的问题是什么了。到2003年，控制在印度联邦与邦政府手里公共土地为753万英亩，不到印度总面积的2%。对比我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对比印度总是进一退二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我们难道还不明白这其中的关键差距么？

是的，土地对土地的所有权的控制，是掌握发展节奏与速度的根本。土地国有，是土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而土共终究也是靠土改起家推翻了国民政府赢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只是，土共在完成夺取政权的后只是完成里被称做历史使命的第一步。要使中国自新自强自立，那么实现工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的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实现工业化大生产则是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毕由之路。在以土改为基础的各种新国家政权组织架构初步完成后，又碰上了成功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当年印度人一样的是，中国人的头脑发热了。我们回看大跃进的历史，在大跃进、反跃进、和反反跃进的反复里我们看的出当时的中国人上到领导集体下下黎民百姓都在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以不可以再快一点的推动下最终走向了一场灾难。的确，毛公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毛公如果想把国家开向完全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实用的中国人终究还是会背过身去的，中国人太实际。大跃进的心理探究，可以从中国人渴望迅速摆脱国家孱弱饱受凌辱的命运中寻找，可以从中国人今天对财富的追逐的那种种不和逻辑的狂热里去寻找，可以从中国人至今对成功不可思议的崇拜中去思考。（后面打住，不讨论哲学问题，抱歉）想想中国大牛市的时候，我们多少人何尝不想这个股市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以不可以再快一点呢？假设，我们的领导集体和我们一样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抱有一样的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以不可以再快一点的心态，当次按风潮爆发的时候中国人何以自处。所幸，二十多年前的日本大牛市还有十多年前疯狂的东南亚和拉美的大牛市都已经给我们假设了一种可能的曾经。是的，我们今天做什么，无他只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可能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的时候如何绕着走，仅此而已。而那三年，我们不仅不知道那样做可能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甚至在那时候我们我们连在那样做可能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的时候怎么踩刹车都不知道。即使我们有的事情看的对，看的准，逻辑、假设、推倒或者模型得出的什么结果都对，我们都没有十足把握保证明天我们的看的对，看的准，逻辑、假设、推倒或者模型得出的什么结果变成了事实一步步推进的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回来敲我们的门。不然集合美国最聪明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华尔街最出色交易员的那些华尔街的豪门，不会在次按中纷纷输的脸贴地。那三年，最后为什么没有踩住刹车，这个为什么才是我想知道的。几分天灾几分人祸？那对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明天一样重要，起码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话说到这里，我罗罗嗦嗦的话的意思也该说清楚了。归根结底土共那三年里遭的灾闯的祸是大跃进时代种的因果。而大跃进的能量适当是土共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所在，而这个基础的源泉来自于土改之后国家对于土地的支配地位所获得的绝对权力。建国三十年，尤其是改革这近三十年，那么多坎坎坷坷，多少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般的变化中，唯一不变的始终是土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变，控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优势的源泉土地所有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土共的手里依旧没有变。所以，我可以相信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间里，土共在中国大陆的优势地位将不会受到太多实质性挑战，起码在中国出现内乱之前、在中国开始可以被外部势力任意干涉之前、在中国丧失把握自己发展节奏的能力之前不会。还有就是，今天的土共慢慢的在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在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以不可以再快一点的时候，开始学会怎么踩刹车了。只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往往是伴随一次又一次的震荡甚至是灾难。

回想，当年大跃进后，中国开始了彻底的严格统治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开始就是近20年。如今改革到现在，中国再次开始转型。吹响号角的不仅是《新劳动合同法》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波澜，更有即将在今年实施的《反垄断法》的匆匆脚步。更让我们关注的就是，传闻里将要砍掉1/4部委的大部制的改革。这也许只是又一个开始，是历史的一放是收，一收一放，又一放是收，轮回或者螺旋上升。

有不少河友都说，往事不要再提了。是的，历史就是历史。不管什么样的数字，对死去的人既成的事实以及对今天的影响，我们不能改变什么。只是曾记得唐太宗曾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对于明天的我们来说或者说对于明天的我来说是重要的。就和我的知识告诉我，思考什么的时候，回到基础、用数字做标尺，然后用逻辑分析得出对自己有用的对自己未来推导什么问题有用的判断是有益的，起码是一种有益的训练吧，那毕竟是我上网的初衷之一了。其他的，让罗马的归于罗马，让恺撒的归于恺撒，而人民的终究归于人民，大体如此了。

后记

这些话,本来是想放正文的,只是最终还是觉得不合适就放这里了. 这里不过是想扯几句,胡兄所说的下一盘棋的什么.其实对我而言,参与国家社会竞争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分配不仅是中国还是这个世界还想发挥点什么影响力的玩家都必须参与的,那不随任何人或者任何利益团体的意志为改变.比如投掷色子,如果扔一个我可以有80%把握扔出我想要的数字,甚至更高的概率都可以.但是,如果扔2个色子我最多有50%的把握做到,但是如果是三个色子我连5%的信心都要算一下再扔几把才有把握.同样,在这个世界的完家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手中的筹码\棋子或者色子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独立的甚至叛逆的个体.玩家在今天这个开放与多元的时代,在新游戏形成之时,在新游戏规则确立之前,为保持自己的优势同时又要在快速的变化里不被淘汰需要的不单单是棋手.或者说,假设理想的状态下土共对自己手上的棋子完全操控自如,而他的对手恰恰不具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换做是你为土共的对手你将如何参加比赛?如果是我,只要我手上有一枚色子,只要土共准备扔我就举起手,一但土共准备扔的时候我让土共相信我会同时在同一个碗里扔出我的色子就足够了,更何况有的玩家想一碗一碗的色子朝里面倒那.我的想法基本就是这样了.

• 我曾经反复看当时的一些资料

旧文充数之二：从建国三十年与改革说颜色革命

http://www.cchere.com/article/717455

有人看建国前三十年的问题，把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分开了看，这很显然是一相情愿的．更有人愿意拿１９７９年后中国发展证明前三十年的国家完全走错了，这从善良愿望的角度看是本末倒置，不客气的说这样看问题是混淆了问题的因果与是非．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否自愿与否，都必须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一条能维护国家安全与领土主权完整的独立自主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以及一次次被战争特别是外来侵略战争所打断的经济复兴运动都证明了，不能保护国家安全的任何发展都是纸上谈兵，是没有出路的．这个就是我看中国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看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有人一相情愿的认为，如果没有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更准确的说是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建国前三十年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其原因一就是认为干预了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二就是拿1979年后的中国大发展来看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更本末倒置的认为如果1949就那么做中国将如何如何.那么我就把有关问题说个清楚,说个明白.

我们先来说外部因素,这里有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也有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两方面影响.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早在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 “补偿”。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集体对于建国后中国经济怎么发展起码是有全面的考虑的．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但是中国的自身地缘因素与发展需要都说明，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想完全靠一个国家或者团体来发展，这个任何国家既不愿意也做不到．所以无论中国和苏联在蜜月期怎么合作无间，只要是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愿望，两国之间的利益现实就注定中苏分道只在早晚．苏联和南斯拉夫在５０年代的冲突就可以作为佐证了．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就说的极清楚：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和赫鲁晓夫时期哪怕有微小的差异．中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搞２弹一星，搞三线．确切的说当时的中国第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生存．在要经济还是要国防的问题面前,当时的中国能选择么?从血与火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共和国领袖别无选择,从百多年屈辱历史与惨痛教训中走来的中国人别无选择.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正是来自东西方的封锁让中国在特殊的环境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前20年的国际政治环境看,中国想要获得1979年那样的发展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不存在或者必要条件不成立.这个问题不仅仅来自当时的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而且也来自当时的美国与苏联的双重封锁与威胁.中国当时在全世界范围的输出革命,在今天看来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冒险,但是在今天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们机电产品最大的出口所在地,成为我们最大的初级产品来源基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些根在哪里.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来说,在战后首先实现经济复兴的是西欧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后起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1979年后对中国经济腾飞起了重要发展作用的亚洲四小龙，真正的经济腾飞来自上世纪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全面转型一经济升级替代。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东南亚小虎们才一步步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获得自己的机遇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象1979年那样奠定中国经济腾飞的那些外部经济尤其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因素还只是在雏形。而且，在发达国家在遭遇石油危机打击前，产业向海外转移的速度与意愿都没有象经济大转型的时候那么迫切。从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前20年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来自中国周遍的经济条件来说，无论从吸引投资的角度还是技术转移和产业再分工的角度，造就1979那样的发展的大环境不存在或者必要条件不成立.

(正文中这个任何国家既不“原因”也做不到...应为愿意,经 雨后江天 兄指正已经修改,谢谢您)

看参将兄的贴想说的话:写在经济比较进行时

http://www.cchere.com/article/695149

我写的比较经济先从几个国家的经济历史开始,具体说就是中国印度与巴西.有可能的话在完整这个篇章后,就是和俄罗斯和欧洲和日本的比较.最后就是美国,希望我可以做到.但是这些都需要从历史延续的角度出发,外国如此,中国不能例外.在我看来,不从时代与环境的变迁出发,既不能看明白自身的问题,更不能对我们关于明天的讨论有所帮助.共和国经济史最不好写的一个就是毛时代一个就是江与朱主政时代.所以几次停笔,不断的与朋友和网友讨论,呵呵已经开始出现诤友了.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首先是社会化.无论个人英雄式的财富传奇有多绚丽,如果不跟上企业社会化就不可能长久保持竞争力,这个不论中外都如此, 仅仅我们改革开放多少财富英雄成了浪花里的白沫,这些我们不能仅仅感慨或者叹息.在我看来在这个飞速前进的时代,一个企业家的犹豫或者迟疑都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困境何况是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比尔盖茨做的很好,在中国象陈天桥这样有清醒认识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是好事情,更是中国的希望.不管怎么看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沉浮,不能仅仅从制度法律等等客观环境的局限去看.要看就看时代的背景,象唐万新和顾雏君这样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海盗式的财富聚集方式获得成功的即使得手也不长久,没有及时转型首先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美国在80年代以来放松金融管制后,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发现问题后处理是极其严厉的,即使庞然大物如安然也没有侥幸过关.中国如此,美国如此,世界皆然.

对于美国,我看来美国的成功模式不可复制.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不管你是否期许美国的模式,你都必须看清楚一个问题:地理.美国周围一直没有一个威胁性的敌人出现,对于美国古巴连蚊子都算不上.而中国上述百年乃至千年,不断的外患-诱发内患-内患再导致外患,如此周而复始.美国如果以美国的模式在中国大陆生存,建国很难过百年.但是美国可以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并获得人类有历史以来一个国家所可以获得的优势是前无古人的,不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怎么评价美国都是有值得我们学习与效仿的地方.不然,中国永远只能望美国项背.

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确切的说是以美圆化为标志的美国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最深刻的危机,其危机程度不亚于当年清朝与刚进入蒸汽时代西方文明的碰撞.我这里的比较不是拿清朝的保守与自大比喻今日的中国,是说经济更准确的说是文明的成长方式在今天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革命. 面对这个危机的不仅仅有中国,还有曾经的霸权俄罗斯,老迈的霸权欧洲和正在老迈的霸权日本.就象清朝时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组织遇到新兴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经济社会组织基础一样,今天的传统型工业社会还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但是我们谁还记得,1820年中国还有着世界GDP33%的骄人记录(这个也只有今日美国可以超越).80年代,日本为购买整个美国而欢呼,日本自信的对美国说不.而今天,美国不仅又把日本远远的甩在美国后面.(2005年美国GDP为日本3倍而1980年为日本2倍)而我们看见的是美国传统工业的不断衰落,是美国的高赤字是美国的高债务.今天的美国究竟怎么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间何去何从!

中国的崛起,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意义不亚于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崛起.我这样说不仅仅是出于对自己祖国母亲的溢美,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以和平的方式做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是绝无仅有的.不要忘记,就算美国崛起也是经过内战与对外军事征服做到的.但是要怎么清醒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成就呢?为什么今天还有人对中国的未来持怀疑,不自信甚至是鄙视与嗤之以鼻的态度呢?在我看来,那不是个人价值问题,关键还是在对经济成长方式方法的认同问题.

中国的成就固然与政府的不断努力,与人民的勤劳智慧与辽阔的国土及绝对数量可资利用的丰富人力物力资源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有着同等条件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当今强手如云的国际舞台不能说比比皆是,也可说是大有人在,就第三世界国家能和中国比肩的巴西和印度在软硬条件上比中国不让几分甚至多有胜出,在内外环境也有中国所不能及所应该学习与思考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眼睛里和国人内心中,问题重重矛盾重重甚至是困难重重的国家,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居然可以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获得如此瞩目的地位与成就,那么我们面对过去无论发生过什么应该怎么正视自己呢?这里我想的是,抛开成见与个人感情去发现.

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想要崛起不论其自身是否具有攻击性,起崛起不仅仅是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结构.其崛起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原有政治经济格局乃至各种经济资源及利益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带来动荡.我们的崛起带来的是今天来自世界充满疑惑焦虑甚至是惊恐的视角?德国和日本的后崛起的历史可以为此做小小注脚.力.毛时代的领导人,刚从一个百年来不断救亡图存的中国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中国,首先面对的是国家生存危机.所以,中国在独立之出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失误与教训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出在和平与安定发展环境中我们用今时今日的观点去套当时的环境我看温和点说是强人所难,不客气的说就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这里我说说30年代中的两件历史小事情经济大事情:１９３１年１.２８凇沪抗战的时候日本就有目的有计划的完全摧毁了中国在闸北繁华一时鼎盛一时的商业区与工业区，至此中国当时黄金十年的经济积累基本毁于一旦,直到现在闸北区都在上海经济里处于中下游的位置．这里多提句江浙的产茶区，当时的中国还垄断了世界６０％－８０％的茶叶消费．其中很大部分来自江浙，而茶园喜缄，把土地改造为茶叶圆是经过近千年的时间积淀．而日本一占领就着手把茶圆改造成了农田．到抗战结束，茶圆剩下不到战前１／６．自此中国垄断上千年的海外茶叶贸易就此拱手让于撮尔小国斯里兰卡，想来不禁为之扼腕．由此我们可以看看,独立自主平等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独立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完整之上的.没有建国的前30年,就没有改革大发展的后25年.建国前三十年,在经济基础建设上固然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在简单国防优先一切为此让路的时代这样的辉煌是局部的,而且对发展的可持续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血与火走出来的共和国领导人在当时的选择不多,我们在获得改革大发展的今天首先要认识到当年改革的前提是:国际局势趋于缓解,中国20年不会打仗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前提不是我们需要别人就施舍的,我们建国前三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没有任何侥幸.

晚年文革中的毛泽东能果断抓住短暂的历史机遇接过了来自美国的橄榄枝,紧接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美恢复帮交,都为后面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有利的大环境.对此,我在比较经济之:中国巴西印度一文的70年代中国篇里是这样看的:1972年，当大洋彼端的手伸过来的时候我想那不仅仅是为了冲淡来自《反导条约》沮丧。我不怀疑中美不论经过什么波折，总有一天会恢复正常往来，但是如果1972年中美彼此擦肩而过我们再次握手也许就是1982年了。而 1982年的美国在调整之后还能不能给予我们近乎浪漫的热情拥抱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错过了1972年那次机遇那几句开头邓公的话在 1982年就说的未必如是了。而联合国呢？不管是我们无私援助造就的亚非拉朋友，还是来自美国阵营的选票，在美国恢复行动力于影响力之后的80年代，我们还能再一次被抬进联合国再一次坐在五常的位置上么。想想今天日本为联合国常任之位所满天散布的金元吧！不管是中国的运气还是伟人的远见我无从肯定？但是就在1972年那么短暂的历史瞬间我们就抓住了，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给有准备的民族，给有准备的国家。

邓公时代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面对着是世界科学技术大发展与经济腾飞的时代,打开国门的时候我想举国上下的心态不能仅仅用震惊与复杂来形容的.(还记得我自己小学时候,父亲出差带回来的德国乒乓球让同学羡慕不已,而现在的红双喜已经获得垄断地位了,想起来真的感慨万千)我们的国家资金不足,经验不足, 技术不足甚至连国民对当代世界各国的认识都远远不足.面对当时前无古人的变局,邓公用沙场百战磨砺出的勇气,用政坛起伏积聚的智慧,用敢于面对历史面对未来的事实求是态度开始了改革.改革面临的困难,不亚于建国前三十年为国家安全与独立自主付出的努力与勇气.而这时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外部力量,而是中国人的内心.打开国门之后我们脆弱的自信心被震撼了,不自信乃至自卑心理由此蔓延,至今这些不自信与自卑仍然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有着长久的影响.从邓时代好不容易杀出的血路,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的解体,中国人再次被彻底的震撼.怎么走,当时的中国人很迷茫.

邓公这个时候再一次力排众议坚持改革,随后在江和朱的时代可继承邓公的基本发展路线,利用美国与世界列强的政治经济大调整的时间间隙不断发展壮大国力.谓守成,也能说再创.无论今天关于改革的大讨论有什么样的结果,谁都不能否认江与朱执掌中国的时代中国的国力有了质的飞跃与提升.

但是,时间走到今天时代再变.9.11是美国吹响全球时代号角的揭幕,第二次海湾战争或者伊拉克战争更说明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发展环境的基础已经发生本质变化.我在<再见巴比伦,别了尼尼微>中就说过:一个时代也许将永远结束了,这是一个可以在田园乡村享受牧歌;可以在花前月下低诉衷肠;可以在断壁残垣前怀古赋诗的时代.这是否是人类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明白这几十年不会再有安逸与悠闲了.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记录片,片中的结束语是这么说的:人类正在进入这么一个时代,要么毁灭,要么进化为神.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人不仅仅认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了,他们正在把自己"变成"神.美国这样的自信,不仅仅来自美圆与华尔街的霸权,更是因为美国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急先锋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完成了从上至下的社会经济结构组织革命与社会组织方式方法的改革.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无论是欧洲日本俄罗斯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可以在现在迅速因应美国作出同样变革与调整的却是中国.中国今天必须变了.

自90年代以来人类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了以往人类文明财富创造总和的全部,造就如此成就的不仅仅是新技术革命还有目前以美国为首所倡导的全球化,也许还有更多.这个是今天中国综合国力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脱离这个背景我们讨论我们自身的发展并因此沾沾自喜不仅不可取而且十分有害.这个时代背景使只有对此迅速做出从国家到组织到民族的迅速转变的才有可能在新时代胜出,中国和美国恰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新生儿.相形之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今天暮气沉沉的欧洲能不能尽快在今后适应这个时代我不清楚.但是,就象当年农业时代清朝与刚进入蒸汽时代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这样的变革,都对社会已有的结构与各种利益关系产生极深远的变化与影响.怎么处理好这些变化与影响,怎么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处理好这些变化与影响,怎么在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到来时候调整自身的同时处理好这些变化与影响,是我们今天所有关于国家过去今天与将来地讨论的实质或者说本质.

2005年美国主权大讨论中,与会的美国学者提出了主权弱化甚至是主权无用的观点.但是同时美国学者强调的是美国的主权不可退让.这样的讨论不仅为我们今天时代的背景做出了很合适的注脚,而且在获得25年和平发展之后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在今天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有着与毛时代与邓时代与江和朱执政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内涵与主题,但是就如我在<中国巴西经济小议兼及印度>开头说的: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哪怕是魔鬼也愿意热烈的拥吻.,皮挪切特和撒达姆就是范例.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算曾经在美国眼睛里如天使般无暇,美圆一样要坚决打倒在地,诺列加和撒达姆会为你我证明.无关制度,无关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今天是未来的阶梯.无论历史也好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你该变的时候就要变.西方历史的变迁就是一个:该贩毒贩奴的时候贩毒贩奴,该做强盗的时候做强盗,该做商人的时候做商人做商人,该传经布道的时候传经布道的历史,美国也不例外,所以尽管中国的崛起有着怎么样的崎岖与坎坷,你都应该看见我们没有通过贩毒贩奴崛起没有通过烧杀抢掠崛起,今后更不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应该自信.

曾经的成就属于曾经,无论我们有过什么,这些都已经成为记忆.记忆是为了让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是为了让经验与教训凝结成谁都夺走不了的独特财富.而怎么运用这个由历史经验与教训凝结成的财富,为已经到来的时代变革做准备做应对,才是我们所有关于中国讨论的起点,不是么?

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