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奥巴马的学习期 -- 听涛

我是一个小散。很多人和我一样，也是小散。无论我们是不是买卖股票，我们都是小散。小散只有自己的头脑，所以一定要冷静。下面汇报一下我的投资理念，但是力量非常微薄，也不知道能不能扬汤止沸。冷静，永远都是必要的。

一． 屈辱的2008

西方列强带来的每一个屈辱，我都会永记心头。2008年年初，在经历了中国股市大跌之后，我判断，由于奥运和美国大选的支撑，世界经济在奥运前不会出事，事情大概会在奥运和09年一月之间出，最晚是09年一季度。同期，世界经济如果稳定，中国经济没有恶化的迫切需求，所以A股中的真正绩优股有被拉高出货的潜力。在得到种种信号之后，我买入了，而当我卖出的时候，赔了。

一．1. 抛弃个人利益

至少作为一个小散，我们要抛弃个人利益，而且要绝对抛弃个人利益。我们手中有人民币，可能贬值；手中有美元，也可能贬值；手中有黄金，还是可能下跌。忘掉一切，那些都是别人的吧。失去一切才能得到一切。

一．2. 已经发生的事情

在2008年，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是：年底次贷引发的美国金融衍生品危机爆发；这个爆发经历了半年以上的酝酿期；在酝酿期，各机构为了偿付违约的金融衍生品，不得不调集资金；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实物对象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次贷违约案件；次贷违约在万亿之上，而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规模在其数倍、甚至高一个量级；中国股市被抽取的资金就是用于此种偿付。这个过程的脉络，在今天看是清晰的，从资金流动的量级上分析，同期也确实没有更高阶突发流动。

在以上的事实基础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次抽血。此种分析基于铁一样的事实（股市下跌）和痛苦（我赔了）。但是，值得商榷之处在于：08年年底次贷导致的金融衍生品危机也同期给美国自身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至少‘看起来’并不比中国小。所以，中国被抽血，至少不是唯一目的，顶多只能是一个次要目的。

基于种种事实的分析，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有步骤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产生时间还没有结论，但是给出的一个可能的版本就是03版。其实，本来应该是有四个版本，03、07、08和没有计划。

一．3. 版本的含义

这几个版本的名字当然是时间，但是含义绝不是时间。我这样定义这几个版本：

03：这个版本的时间应该是03年或更早，但是不晚于04年。整个金融衍生品导致的危机是以解决美国中长期综合国力下降为目的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完全的主动行为。这个版本的本质特征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金融衍生品尚为可控，泛滥的衍生品是刻意为之的。控制对象是衍生品的规模和组成。

07：这个版本有点意思了，它针对的控制对象是07的次贷风波。产生时间可以是04年附近。它的本质特征是，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衍生品已经不可控了，泛滥的衍生品固然是刻意为之，但更多的是无奈。衍生品的规模已不可控，但是组成尚为可控，被控制的就是07年次贷风波。

08：它制定的时间跨度最长，可能是05年初直到08年。其特点是认识到了07年次贷风波的不可避免。下面这个图片显示了07年次贷风波的必然。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控制的就很少了，只能说对08年次贷、09年企业债引发的衍生品危机的时间、强度进行控制。

没有方案：它的制定时间是08年年中。特点是认识到了08年年底的次贷金融衍生品危机的不可避免，从而顺势为之。09年企业债引发的衍生品危机的时间和强度是其控制对象。

也有说法，说美国至今尚无整体方案。一个观察是，该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同时认为美国在危机之后还会是世界第一强国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如此无序的第一强国，一个勇于拿自己找乐，娱乐世界人民的国家，郭德纲会喜欢的。

下面分析各版本的物理意义：

一．3.1 2003版

如果这个版本是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有某种力量在2003年开始推动衍生品的泛滥。其行为特征是对市场的高度理解和把握，背景是2003年的低利率。这个版本的证据很多，但是最有力的证据可能还是上面这张图片，实际上02年1月的月平均利率已经是 1.73％ 了。但是现在手边的另一张图片显示，私募资金驱动的衍生品的暴涨是从03年上半年附近开始。明显晚了至少一年。如果是资本自发的逐利行为，或许可以解释衍生品爆发滞后于利率下降，但是很难解释04年后利率上升背景下衍生品的持续、甚至是加速上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金融资本真的可以调动那么多资源来吹起衍生品么？金融资本真正可以调动的，相当一部分是其自身的实力，而现在（09年年初），衍生品的主体还尚未退场。【由此，判断金融资本主体的实力应该远远低于衍生品总量。】还有必要回答，为什么90年代末产生的衍生品，要到03年开始大规模泛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一个判断，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体，在什么时候开始理解衍生品作为赌博道具的实质？

2000年格林斯潘曾经说，说金融衍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散了美国的风险”。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最晚在2000年，格林斯潘已经知道有了金融衍生品，而且，知道如果出现风险，要有人为此买单。这个很明显，再下面的意思呢？就是：给美国风险买单的不仅仅是美国，通过衍生品在全球的分布，全球要为此负责。对此，我倾向于认为，当时格林斯潘看到了美国经济中的不健康因素已经不少，此时一下除掉就非常难了，这样就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还作一些正面的努力，另一方面，如果这部分不健康因素表达出来（出现风险），那么谁也别好，美国有损失，大家都有，这样相对而言美国的损失不会太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衍生品的一半以上在美国。格林斯潘早就认识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散了美国的风险”（就不应该在美国国内分散此种风险），而这又都是格林斯潘手里发生的事情，所以，‘监管不严格’的说法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公开说法，而所谓‘公开说法’，就是要公众相信如彼。

公众相信美国政府的解释并不奇怪，因为公众不知道美联储和格林斯潘。美联储，即美国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美国的货币政策，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联邦基准利率。简单地说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固然不正确（管理委员会成员由总统指定并由议会通过），说美联储是政府银行也是错的。小石城会晤就是美联储和政府关系的一个例子。老布什在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支持，想让美联储降息，来一个利好，但是格林斯潘拒绝了。克林顿上来之后，在小石城会晤格林斯潘，请教问题。格林斯潘告诉克林顿，美国的流动性被国债吸收，由此，即使降低利率也没有足够的流动性来作出反应，所以必须首先降低美国国债，利率手段才能奏效。如果我们回顾克林顿时代，就可以发现克林顿的确如彼作了，而此后格林斯潘的利率手段才得以奏效。这次会晤首先说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确实相对独立于政府；其次，这个货币政策的制定并非对立于政府，二者完全可能合作；三，在小石城会晤时，美元基本没有泡沫。当时的流动性要从国债的降低中来释放，可见至少在当时，美元的发放不但有节制，而且存量与币值相比于经济规模也并没有超发。第三点尤其容易被忽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而明显，被忽视实在是遗憾的。此后，美元利率几乎无往不胜，但是，90年代后期美元资产溢价伴随了美元的泡沫。到底资产溢价和美元泡沫的因果关系如何，我现在难以判断（略微倾向于：资金涌入导致资产溢价，再导致美元泡沫）。如果取小石城和2000年，就可以发现，小石城的时候美元还是健康的，到了2000年，美元已经在存量上被注水了。泡沫并非都是无解，奥运之前的中国也存在泡沫。但是08年之前的5～7年时间内，中国的重工业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飞跃发展，同时，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得到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增长，那么泡沫作为代价至少可以考虑。相比中国，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在产业方面的真实驱动是IT行业，但是IT行业在产业中的份额不足以驱动如此高的增长。我没有2000年的数字，但是以2007年的数字看，美国的集成电路市场都在千亿。美国自己的集成电路产值不到200亿。IT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2000年的比例应该低于2007年，而2007集成电路的产值200亿，市场1000亿，那么全部软硬件恐怕无法超过万亿，远远不到GDP的10％。所以，90年代以IT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很多是虚的，现在我们叫它为‘资产溢价’、‘泡沫’，当时称为‘新经济’。如果说这些数字还可以通过欺骗的手段治愈，那么，90年代美国工业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就无法回避。以提高福利为表现的行为特征在90年代中后期异常明显，美国汽车业就尤为突出。这些行为特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从效果上看，就是工业企业竞争力下降。

重新回到小石城会晤，以小石城会晤中的表现来看，格林斯潘最晚在97、98年的时候应该已经认识到‘新经济’的实质。但是任何政府都很难拒绝国际中长期投资资金的涌入，这样也就很难终止这个所谓的‘新经济’。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格林斯潘在2000年说的，金融衍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散了美国的风险”这句话是如何的发自肺腑。至此，今天的局面已是宿命中的归宿，因为衍生品已经与风险直接挂钩，如果美国的风险无法避免，衍生品风暴就只是结果。

而2003年制定的衍生品扩张、收缩计划或许更是上述宿命中一条无奈的歧路。这条歧路不得不然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从外部效果看，衍生品的分散没有达到预期的指向和数量（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出去）；二，从内部结果看，911的突然降临导致的利率降低使得衍生品在美国境内衍生开来（风险留下来了）。由于缺乏有力的数字，我们无法指出2003年之前金融衍生品在全球的分布。一个可供参考的事实是，中国的2万亿外汇储备还在，并且有可能支撑到年底，所以，中国在衍生品上吃的亏（包括在09年还可能吃得亏）应该没有2万亿（应该远远小于这个数字）。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2003年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情况，但是也仅仅是中国的情况。第二个原因的确定性大一点。同样，由于缺乏实际数字，而且更无法与第一个原因的数字对比，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2003年开始，金融衍生品飞涨；2002年虽然利率已经非常低，而且衍生品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还被格林斯潘夸奖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散了美国的风险’（广告：明星产品），但衍生品规模并未大幅上涨。所以，03年开始的衍生品泛滥，应该更是一种有意放纵，而不是监管失误。这种有意放纵就是为了：解决美国中长期国家竞争力下降问题。

03版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在于对07年次贷危机的控制。实际上，07年的次贷危机很可能是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推敲的。导致07年次贷风波的原因是按揭重置率在该年10、11月的尖峰。两房如果再加上2、3家大的商行，由它们发放的次贷总量就可以在次贷中占到绝对的大多数。汇集这些数字对于美联储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如果美联储可以看到有出现此种尖峰的可能，那么很难相信会采取放任的措施，所以07年10、11月的尖峰只能是有意为之。但是，由此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10、11月这个尖峰的初始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是为了刺破衍生品泡沫，那么结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计划的制定者忽视了一些经济中的健康因素，比如婴儿潮人口的消费高潮，所以，10、11月这个尖峰的强度并没有刺破衍生品泡沫。但是这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就是在2008年年底有消息说，美国实际在2007年年底已经出现了衰退，但是隐藏了真相。如果原定的爆发时间是在07年年底，为什么要隐瞒衰退？一个可能的判断是，就像以次贷衍生品泡沫作为企业债的先行模型，次贷本身也是双保险。如果10、11月的尖峰无法刺破泡沫，那么，就用07年年中到08年年中的整个尖峰刺破。这就使得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无论如何，我相信，2007年发生了什么，将会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年历史的一把钥匙。

在这个版本中，美国政府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是异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但是不是现在。我相信，3年之内就会有足够的线索提供谈资。

暂时看来，03版可以帮助我们理清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大致脉络。这个版本中，美联储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是我无力判断的。一个可能的判断是，美联储更多地是观众，而不是演员。因为04年开始，联储利率坚定地上扬，这对于进一步扩大衍生品规模显然没有正面作用。但是，这个观众始终没有把一些事情告诉公众，到底如何，公众可能永远都不会知晓。真正的演员必然包括金融资本的主体，因为现阶段，很可能只有美国金融资本主体才对提高美国中长期综合国力真心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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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是棵卷心菜

网络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作《美国是棵卷心菜》。作者的网名叫‘左传’，他的博客链接是：（外链出处）。我很尊重他，虽然他不知道一个卑微的小散在尊重他。美国是棵卷心菜，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棵’而不是‘颗’，就是说，这个卷心菜是木本而不是草本，可以生存地更为长久也更为坚韧，但是，还是卷心菜（也不知道左传先生领不领我的情）。

二．1. 联络图

作者在充分理解美国社会的基础上，指出了三个大的资源拥有者。就是政府、资本（以金融资本为代表）和教会。这三个利益集团来自中世纪的国王、贵族和教会。

政府和国王都是国家，这个暴力机构，的代表和执行者。它们天然拥有显式资源，比如军队、警察、各级政府、政府的宣传机构等等。务必留意，这里的资源大部分都是‘显式’的，甚至国家的特务机构也是显式的，人人都知道国家有特务机构，虽然不知道谁是特务。其本质原因在于政府也好，国王也好，它们拥有权利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不排除也要得到其它集团认可的必要）。人民不认可，就叫作‘推翻政府’。所以，基于其权利来源，这个集团的资源对于人民天然是‘显式’的。

资本和贵族。这个利益集团首先依赖于资源的继承，这也是唯物史观对私有制的基本共识。对资源的继承并不意味着永远的血统传递（见下）。这个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对资源的占用和使用已经很多是‘隐式’的了。有趣的是，由于资本的运行天然基于市场，而市场的参与者包括了所有参与经济生活的经济体（当然也包括个人），那么，其权利来源就是部分继承，部分来源于人民。所以，资本相对于贵族，会更为公开。这是其资源部分‘隐式’的根本原因。

教会。罗马教廷的客观性是不容质疑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罗马教廷是否掌握了比李洪志更多的资源？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罗马教廷蠢蠢欲动，就是其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的表达。这个集团的权利来源是‘神’。‘神’的物质基础就是信教群众的信仰，越是‘虔诚’，越是授予了教廷更多的权利。无疑，教廷的权利来源并不基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经济生活中，教廷的资源是一个几乎全‘隐式’的方程。由于教廷的权利来源是人的信仰，所以其成本大致应该与其广告投放量（组织布道、散发圣经、资助一些比较疯狂的修女等等）同级。相对政府和资本的运动，教廷的成本较低，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教廷拥有的资源量相对也有明显收缩，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拥有的物质财富在提高，相对的精神真空就会减弱，而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社会实践中，如果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预期降低，就会通过精神生活取得平衡。对教廷而言，这就是机会成本降低。所以，随着危机的加剧，罗马教廷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是一个经济现象。熟悉业务的同学可以考虑相应的商机。（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印刷行业、成衣制造行业近年接到的相关订单稳步增长，不知作何感想）

所谓的‘显式’，所谓的‘隐式’都是相对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而言，这取决于其权利基础。如果一个利益集团必须直接从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社会生活中获取权利，那么，它获取的就必然是‘显式’的权利，反之，就是‘隐式’的。

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分析上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仅在于信息的匮乏，还在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复杂。它们之间的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相互的矛盾，同时，我无力看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运动。但是，否认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是武断的。

分析美国的经济运动，就不能不考虑到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分析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就不能不考虑到其权利（资源）来源；认清利益集团的权利来源，就可以看到它们对资源的使用方式。这是一个从具体的个体（比如奥巴马）到抽象概念（美国政府）的过程。我们无法说白宫是美国政府，也不能说奥巴马是美国政府，但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的真实性。

二．2. 阴谋论的黑土地

中国东北的黑土，是一片富饶的土地。‘插一根筷子都可以发芽’。这不是筷子的力量，而是土地的力量。如果我们在中文的语汇中，没有看到‘阴谋论’三个字，就不得不承认，阴谋论“不是俺们东北人整的”。

向日为阳，其背为阴。所以，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摆着告诉大家，是为了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这是阳谋。李靖将军雪夜奔袭，直击可汗大帐，并没有前期广告投入，沿途也没有招贴画，这就是阴谋。无论阴谋、阳谋，都是服务于其自身的既定目的，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更无善恶之分。都是谋略的组成部分。

而所谓阴谋论，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其物质基础是社会实践中，始终存在的大量‘隐式’的资源使用。在某些案例中，这种‘隐式’的资源使用可以令中国人惊讶，教廷可以轻松废除国王，它使用的武器叫作‘信仰’。而中国的历史上，宗教始终都是政权的统治对象和道具，当宗教势力膨胀，就有‘灭佛运动’。同时，中国的贵族也好、资本也好，也一直都是政权的统治对象，最多是其统治基础。我们提到‘封建’，必须小心地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封建’还是欧洲的‘封建’？所以，我们看到欧洲产生的阴谋论，就知道这不是阴谋论有什么扎实的理论基础，实在是欧洲对于阴谋论这个怪胎，太过肥沃。

阴谋论的手段异彩纷呈，这些手段最终会提供津津乐道的谈资，就仿佛传说中的‘阿三’。其中的一个手段是切除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抽象’能力。如果提到教廷，就想到圣经，想到教皇，想到教堂，无论是否信教，我们都已经被宗教束缚；只有看到‘信仰’，才可以获得自由。

现在，当我们谈起这次危机，往往会陷入‘罗斯切尔德’模式。支持阴谋论的人，会去试图找出谁是‘罗斯切尔德’；反对阴谋论的人，会要求得到‘罗斯切尔德’的全集。如果我在路上随意指一辆车，问这是哪些工人在哪条生产线生产的？可能谁也无法回答。但我们无法就此判断这辆车是树上的果实，而非人类的劳动。一如我们可以把‘一些工人’抽象为工人，我们也可以把‘罗斯切尔德’抽象为金融资本。丧失了抽象的能力，就会轻易地陷入一个怪圈，去研究‘罗斯切尔德’的血脉传承，和证明这种传承的可能。这是无意义的。比尔盖茨，是不是‘罗斯切尔德’？

‘抽象’，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能力，在欧美，这个能力被‘阴谋论’抽取了。

二．3. 美国的工人阶级

当我们回复抽象的能力，就发现可以把社会运动中个体的人按照某种属性分为不同的集合。如果可以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有自己的工人阶级。

美国的工人阶级，是美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必然的客观存在。当我们一些同学自诩持有人民史观时，是否曾经想到过，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存在？历史证明，人民会自发地倾向英雄史观。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以美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美国经济运行的映射。五十年代的反共，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震荡。虽然有朝鲜战争，但是美国的社会生产、经济生活是快速回复和发展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所以，五十年代的反共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基础。六十年代是五十年代的延续。七十年代，美国整体经济下滑，导致阶级矛盾突出。中国的文革在美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实际是这个时期阶级矛盾的产物。在八十年代的恢复期，阶级矛盾缓和，同期，苏联的国际影响力在客观上下降，中国，这个，也在发展。这在客观上，同时减弱了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和外部刺激因素。而九十年代至今，外部刺激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更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资产阶级又通过提高福利、纵容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缓和了阶级矛盾。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可以在欧洲和日本得到验证。欧洲直接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那么在美国部分承担其防务的有利条件下，更高的福利就是冷战期间缓和阶级矛盾的不二选择。同期，日本并未有承付和欧洲同级的压力，所以，日本虽然同样有美国分担甚至是承担其防务，日本的福利还是比较欧洲要低。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外部压力之下，在自身的物质基础之上，可以采取的较优化的阶级平衡模式。

承认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就是承认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承认美国工人阶级也可以被长期麻痹从而暂时减缓阶级斗争的需求，就是承认美国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还是人和人的物质需求。承认这个分析是合理的，就是承认我们的中学没有白上。

但是，必须看到，通过物质麻痹来减弱阶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差别。同时，成本也很高。如果我们选取3～5年后，或者其它一个附近的时间点，同时假设美国的相对综合国力比较今天没有明显下降，那么此次危机产生的损失就必须在其它方面得到相应提高。此次危机给美国资本项产生了一定的账面损失，那么提高的就更可能是实物生产相关的竞争力。提高工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于今天而言，就必然无法回避福利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必然深化美国的阶级矛盾。2009年阶级矛盾开始抬头，但是在金融危机结束后，2010年开始的恢复期，美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还没有立即提高觉悟的觉悟（是美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此种觉悟，还是某种外部因素尚未开始提供此种觉悟？），同时，由于财政支出必然迅速加大，美国的工人阶级甚至会更为表现的缺乏斗争性。但是，当经济生活回复‘正常’，福利的降低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为阶级斗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二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了的。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会因为福利的提高而自动转化为资产阶级；阶级矛盾也不会因为掩盖而消失。当金融资本提出了提高美国综合国力的要求的时候，它实际上也就无法避免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表面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无论我们用何种语言表述，人类社会自有其内在规律。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美国的工人阶级，就是挥向资产阶级的那一鞭，只是不知道，千年之后的后人，在史书中看到的魏武是谁？

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罗斯切尔德也好，金融资本也好，国家也好，甚至历史本身，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是不断变化着的。发现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发现当前的最高阶的利益主体，发掘其必然的利益指向，在此基础上顺势而为，顺流而动。2009年的历史走向可能和21世纪的历史走向背道而驰，但是，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必然。综合地利用各种信息，把握住这个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一个小散，在2009年的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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